一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代，却是知识分子性情张扬、风范永存的盛世。
知识分子的张扬与活跃，似乎与王朝权威的稳固程度成反比。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巩固、皇权显赫的时代，知识分子循规蹈矩，没有太出彩之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清民初等大动乱时期，知识分子东奔西走，或呐喊鼓吹，或叩问内心，反而留下了不朽的绚烂篇章。
对个人内心压制最重的障碍并非来自学问高低、家境贫富、眼界宽窄，而来自于政治权力，肇源于朝堂之上的权威。中国古代王朝要维持统治，总要推行统一的思想说教，客观上剥夺了知识分子海阔天空思考的可能。强大的中央权威配合对知识分子的垄断，让社会尽量保持一个声音。而魏晋时代，先是三国分立，然后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恰恰是中央权威最低落的时期，为知识分子的张扬活跃提供了可能。这个时期，虽然儒学在官方的支持下，仍以经学的形式延续着，但受到了玄学和西域传入的佛学的挑战。人们的思想多元化了。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政治的黑暗。从曹魏初年开始，忠孝仁义的说教只停留在人们的口耳之间，就连说教者本人都不信奉。魏晋都以“禅让”形式登基，统治阶层贪腐堕落，朝政黑暗，哪有忠孝道德可言。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反抗，老庄思想和玄学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后人往往以“魏晋风骨”（或者“魏晋风流”、“魏晋风度”等词）来形容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进而指代那个思想活跃、自由奔放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的关系角度入手，认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二
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要思想自由，难以避开的问题就是要和政治权威保持距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知识分子要生存、毕竟人的一生很难逃避官府的骚扰。但是，人们可以在思想上和政治权威保持平行，不阿谀不攀附，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从东汉末年开始，正直的知识分子就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管宁和华歆，年轻时同席读书。一次，有乘坐官车的显赫人物从门外经过，管宁岿然不动，照样读书，华歆则丢下书本跑去观看。管宁于是割断坐席，和华歆拉开距离说：“你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果然后来华歆成了逼汉献帝禅位的曹魏开国大臣，为世人鄙夷；而管宁隐居辽东，教书育人，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赞同。只要与权威拉开距离，知识分子才能客观地看待政治，观察社会，自由地思考。
思想和权威的平行姿态，逐渐塑造了一批刚正、耿直的魏晋文人，他们对权力做到了不卑不亢，敢于坚持自我、维护自身的利益。
东吴末年，吴主孙皓暴戾无常，动辄大开杀戮。一次在朝堂大会上，孙皓突然问大臣诸葛靓：“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靓正色说：“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此而已。”这里说的忠孝、诚信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应该具备的，可惜孙皓并不具备。诸葛靓敢于当面指出孙皓的缺点，可谓胆大。诸葛靓是曹魏叛将诸葛诞的儿子。诸葛诞割据扬州反抗司马家族篡位，派诸葛靓入吴求援，失败后诸葛靓就留在了东吴。东吴灭亡后，诸葛靓迁徙到洛阳居住，拒绝晋朝的委任，一直没出来当官。他因为与晋室有仇，常常背洛水而坐。其实，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是发小，感情很深，如果想当官机会是很多的。后来，司马炎想见见诸葛靓这个老朋友，就通过诸葛太妃来招呼诸葛靓进宫（诸葛太妃是诸葛靓的姐妹，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伷）。诸葛靓入宫，和诸葛太妃相见，司马炎突然闯了进来，拉着诸葛靓饮酒叙旧。酒酣，司马炎问道：“你还记得我俩当年竹马之好不？”对一般人来说，皇帝亲口提及当年的情谊，是多大的恩典啊！诸葛靓却说：“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这里的“吞炭漆身”说的是战国刺客豫让的故事。豫让受知于智伯。韩赵魏三家合力攻杀智伯，豫让为报知遇之恩，矢志复仇，于是漆身毁容、吞炭改变声音，伺机刺杀赵襄子，事败而死。诸葛靓则念念不忘司马家的杀父之仇，说完这话涕泪交加，悲恸不已。司马炎脸上无光，赶紧退场。出宫后，诸葛靓都以见到司马炎为耻辱和人生的污点。
这是对待皇帝的例子，还有许多对待权臣的例子。东晋王导征召王述做属官。议事的时候，王导每次讲完话，下级官员纷纷争着赞扬王导的远见卓识、高屋建瓴，表示要贯彻落实好王导的意思，现场充满阿谀奉承之风。王述职位低微，只能坐在末尾，却说：“丞相又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正确呢？”这样的认识，想必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述那样的勇气。琅琊王家的王含担任庐江太守期间，以贪浊闻名，声名狼藉。其弟王敦是掌握天下一半兵权的枭雄，为哥哥王含护短，一次当众说：“家兄在庐江政绩卓著，庐江官民交口称颂家兄！”王敦的主簿何充马上正色说：“我就是庐江人，听到的事情恰恰相反！”此语一出，在座的人都为何充捏了一把汗，何充神意自若，没有丝毫惧意。
最幽默的一个段子是裴楷创造的。裴楷是西晋的名士兼大臣。晋武帝一次曾在朝堂上自信满满地问：天下人怎么评论我啊？裴楷马上回答：“陛下肯定不能与尧舜相比，因为朝中有贾充这样的人在！”贾充是司马炎的宠臣，贾南风的父亲，更是天下皆知的佞臣。裴楷的正直和胆量可见一斑，梁王、赵王是皇帝的近亲，煊赫一时，封地富庶。裴楷每年都向两位王爷借钱，且金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借到钱后，裴楷都用来救济贫寒的亲戚故友，绝口不提还钱的事情。有人笑他：“你怎么能靠骗钱来施恩惠呢？”裴楷则说：“我这是在劫富济贫啊。”梁王和赵王都拿他没办法。
三
魏晋文人对政治权威的超脱，便利了个性无拘无束地发展。自由的思想海阔天空地驰骋，再配合老庄学说的自然无为，文人们言行、生活纷纷回归了从容、淡定、自然的原始。魏晋可能是文人在思想上最放松、自然的时期——有人说南宋是文人的天堂，可能在生活的安定上南宋时期超过了魏晋，但在思想自由度上南宋绝对逊于魏晋。魏晋文人头脑中去掉了许多枷锁，身上少了许多约束，人际关系也趋向自然。
东晋时，王徽之担任桓冲的参军，桓冲死后王徽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他在建康郊区遇到了从建康启程赴江州去当刺史的桓伊。王徽之早就听说桓伊善吹笛，“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只是没有听过。他马上停船吩咐下人：“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下人吓了一跳：桓伊出身桓氏望族，是淝水之战的大功臣，又是新任的江州刺史，家族门第并不逊于王徽之的琅琊王家，但声望、地位远高于王徽之。你让他为你吹笛，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啊？下人硬着头皮去传话了。谁想，桓伊听说有人想听笛，随即叫停车驾，下车，布置胡床，拿出笛子吹了起来（据说吹的是《梅花三弄》）。吹罢，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继续行船，客主不交一言。
魏晋时期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直接、自然，不像后世那般繁琐多礼。晋武帝时期参与灭吴的王浑，出身太原王氏，娶了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钟琰为妻。一次，王浑与钟氏共坐，看到儿子王济从庭前经过。王浑欣慰地对妻子说：“我们生下了这样的儿子，足慰人意！”钟琰却笑道：“如果我当初嫁给了你弟弟王伦，生下的儿子肯定比我们儿子更优秀！”此话一出，夫妻俩并没有反目，还是相敬如宾。又比如，荀彧的儿子荀粲和妻子感情深厚。冬天，妻子发烧生病了，荀粲就跑到庭院中把自己冻冰了，然后回到房内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了，荀粲悲哀过度，不久也死了。荀粲生前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深爱妻子：“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意思是自己的妻子是大美人，自己更看重女子的外貌而非品德。古代历史讲求“妇德”，给妇女加上层层枷锁，用所谓的“德”来抹杀女性本身的风韵魅力，束缚妇女追求美貌、男子热衷美色的权利，荀粲的话一针见血，强调了男女关系的应有之义。它的意义在此。裴楷就评价道：“荀粲这句话是情之所至所说的，并非盛德之言，希望后人不要理解错了此话。”
对于厌恶的人和事，魏晋时期的人也不需要虚伪地掩饰，可以爱憎分明地表达出来。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中书令。惯例是，监令同车往来。和峤性情文雅、正直，对荀勖的谄谀奉承非常厌恶。每次公车来了，和峤就抢先上车，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不让荀勖上车。荀勖只能再找车。历朝历代的人，做到了达官显贵的层次，几乎都修炼得圆滑得很，不要说跟厌恶的人同车而行，就是和敌人称兄道弟也大有人大。只有在魏晋，道不同，不同车而行。从此开始，晋朝对朝廷的监、令各给专车。
魏晋文人天性自然，敢作敢为的典型例子发生在王粲的葬礼上。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司马昭参加了他的葬礼，对吊唁的人说：“王粲最好驴鸣，我们可各作一声以送之。”来客纷纷响应，大家都学驴叫来给王粲送行。
四
与个人的魏晋风骨相伴随的是那个时代宽容的社会氛围。宽容的氛围，不知道是“魏晋风骨”的表现，还是它的原因。人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魏晋风骨带动了社会氛围的宽容，还是宽容促成了文人的自由、正直和洒脱。
西晋时曾任尚书令的乐广看到当时清谈风气兴起，人人谈玄学，还有的人以任放为达，甚至裸体见人，虽然不认同不支持，但也没有利用权力进行打压。乐广留下了一句名言，足可以反映魏晋时期的宽容。他说：“名教中自有吸引人的乐趣，何必去追求放达和裸露呢？”人各有志，有人爱熊掌鱼翅，有人爱青菜萝卜，不必强求统一。嵇康在玄学中得到快乐，乐广在名教中获得乐趣，那么就各干各的吧。尽管魏晋时期也出现过杀害嵇康之类扼杀思想自由、破坏社会宽容的恶性事件，魏晋文人的思想并非完全的自由，但镇压毕竟是少数，是小时段的事件。司马昭杀害嵇康不久就感到后悔了，杀戮一个对政权没有直接危害的清谈者却激起了文人集团和政权的直接对立，得不偿失。同样，王导、王敦等大权在握的人，对公然顶撞、出言不逊的王述、何充等人，心里肯定不舒服，可也能做到默然以对，不去打击报复。因此，魏晋社会总体非常宽容，政治权力很少打压思想自由。
谢无奕的性格非常粗暴，一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恶语相向。王述和他有几件事不合，谢无奕就跑到衙门去，冲着王述大吼大叫。王述正色面壁不敢动。大半天后谢无奕走了，王述才转头问左右的小吏：“走了没？”回答：“已去。”王述这才重新回到座位坐着，继续办公。
最典型体现社会宽容的是司马睿的例子。司马睿庆祝皇子诞生，普赐群臣。大臣殷洪领了赏，谢主隆恩，然后谦虚了一句：“皇子诞育，普天同庆。微臣在这件事情上没什么功劳，愧受厚赏。”司马睿笑着回答：“生皇子这种事情，怎么能让爱卿立下功劳呢？”一来一往，殷洪无意，司马睿幽默。便是在开明盛世，这样的段子也极少会在君臣之间出现吧？
魏晋时期，文人的绝妙表现还有很多，留下了无数闪光的言行。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搜罗材料，润色整饰，编撰了《世说新语》。这本书为后人保留了魏晋风骨的绝佳素材。其中自由、正直、宽容的魅力，吸引着后来者不断翻看这本书。书中的文人盛事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没有出现，在之后的隋唐两宋元明清更不可能出现了，正因为独特，才具有重要的欣赏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