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中与法律相抵触的细节可谓比比皆是，被批评最多的是哈利狙击银行劫匪的一场戏。在这场戏中，正在店里吃热狗的哈利发现有人抢劫银行。他拔枪冲出去阻止抢劫行动，全然不顾造成汽车相撞和路人的安全。危机平息之后，哈利一边嚼着热狗，一边走向那个匍匐在人行道上的黑人劫犯，把枪口对准他的脑袋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会射出6颗还是5颗子弹。实话告诉你，我的子弹打完了。否则，你会领教一下点44为什么是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手枪，它能把你的脑袋打飞，你不觉得你今天很走运吗，小流氓？”
伊斯特伍德并不担心哈利的这番言行会激怒仇视白人的黑豹党，因为《肮脏的哈利》拍摄之际，美国政府刚刚输掉了越南战争，美国人需要一位英雄，一位赢家，哪怕他只存在于银幕之上。
在作为影片高潮的劫持校车那场戏中，哈利从桥上跳到车上，最终迫使“天蝎”弃车而逃。“天蝎”绑架了一名无辜的儿童，试图与哈利对峙。哈利再次无视被绑架者的安全开枪打伤了“天蝎”。
伊斯特伍德后来承认，当他扣动扳机时，他预料到很多观众会质疑他如此轻率的举动。但是，他觉得如果这时哈利有半点犹豫的话，他就不够酷，就违背了一个不顾一切铲除邪恶的执法英雄的形象。
实际上，伊斯特伍德塑造哈利·卡拉汉这个角色的灵感大都来自唐·西格尔，他们在把哈利塑造成“超级硬汉”或“都市牛仔”的想法上保持了高度的统一，只是在处理最后一场戏时出现了一点分歧。在“天蝎”被击毙之后，伊斯特伍德为了表现哈利内心产生的厌倦和厌恶感，便安排他扯下了自己佩戴的警徽，扔进了一旁的水塘。
西格尔为此与伊斯特伍德发生了争吵，他说，“你并不是要选择退出。你只是厌倦了警察部门的官僚作风，厌恶所谓的权威施加的种种束缚，但你并不打算从此不当警察。”
西格尔坚持让伊斯特伍德按他设计的方式表演：哈利扯下了警徽，准备扔进水塘。突然，他停住了，仿佛听见了来自内心正义的召唤，于是他把警徽放进了口袋。
事实证明，安排这样的结尾是一个明智之举，它为《肮脏的哈利》拍摄续集埋下了伏笔。1971年12月，该片在全美公映，很快就成为票房冠军。5300~‘美元的票房超过了伊斯特伍德以往任何一部电影的收入，1972年，伊斯特伍德第一次登上好莱坞最赚钱明星的宝座。
影评界对《肮脏的哈利》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时代周刊》的杰伊·考克斯为首的一部分人将它视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警匪片”，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矛头对准了它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伊斯特伍德塑造的铁血警探所传达出的法西斯主义的信息。
《新闻周刊》称《肮脏的哈利》是“右翼分子自大狂式的幻想”。《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名哈佛大学的学生写的影评，把毫无怜悯之心的哈利说成是“纳粹警察”。就连一向公允的《综艺》也把伊斯特伍德塑造的这个新角色视同为“披着超级英雄外衣的虐待狂”。
最严厉的批评来自《纽约客》的宝琳·凯尔，在她看来，《肮脏的哈利》是“头脑简单的创作者对人类自由价值观的攻击，充斥着偏见和偏激”。“如果你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一部电影，”她说，“你自然希望一切都变得简单，只剩下善与恶的对抗。这种想法导致这部电影更加程式化、更加表面化，以至于落入法西斯主义的泥淖。”
凯尔一直站在伊斯特伍德的对立面上，她曾经把他主演的“通心粉西部片”视为“毫无文化底蕴的垃圾”。作为美国读者最多、影响最广的影评家，凯尔所下的这番结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时间伊斯特伍德简直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伊斯特伍德也遭到了女权主义的围剿。在197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会场外，抗议者打出了“《肮脏的哈利》是一头肮脏的猪”的标语。西格尔和伊斯特伍德不喜欢被人称作猪或纳粹。他们在各种场合声明一部电影不应为别人强加给它的寓意负责，也拒绝承认《肮脏的哈利》有任何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都是民主党人，用迪恩·瑞斯纳的话来说，他们只想拍一部“职业警察的电影”。“我敢对天发誓，在拍摄《肮脏的哈利》期间，我和克林特从未有过政治方面的研讨。”西格尔说。伊斯特伍德当然也觉得很冤枉，他在1973年接受《洛杉矶自由出版报》采访时说，“上帝，有些人太喜欢用政治眼光看待一切，哪怕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碗米饭，他也要分出哪一颗米是左翼，哪一颗米是右翼。”在伊斯特伍德的观念中，哈利遵从的是“更高的道德法则”。“人们说我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我在《肮脏的哈利》一开始向黑人开枪，”他在1976年对《村声》杂志说，“这纯属扯淡，黑人也会抢银行。这部电影为4名黑人替身提供了工作，却没有人提起这一点。我先是被说成是右翼分子，继而是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又有人给我扣上大男子主义的帽子，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是一个演员，我能做的就是娱乐大众。”伊斯特伍德不止一次发表过他对西部片的认识。“西部片是一个逝去时代的产物，”他说，“它总是描写孤独者单枪匹马地行动，不求社会的任何回报。他的行动通常与复仇有关，而且完全由他个人执行，不会求助于警方，就像罗宾汉一样。他是拓荒时代最后的男子汉。在我看来，西部片是一种浪漫的神话，虽然从今天的角度出发很难发现其中有什么浪漫可言。西部片里永远会出现一个马背上孤独的男子，漫游在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上。”
伊斯特伍德的下一部作品《乔·基德》就是这样一部“孤独者”的西部片。故事创意来自埃尔摩·伦纳德，詹宁斯·朗格将它推荐给了伊斯特伍德。《战略大作战》制片人之一的西德尼·贝克曼当时与环球有约，因而受命与马尔帕索公司共同制作这一项目。1971年初，伦纳德开始创作剧本。
伦纳德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作家，此前的《三点十分到犹马》、《高个子T》和《野狼》等几部名利双收的西部片均改编自他的小说。而没能导成《独行侠歼虎屠龙》的约翰·斯特奇斯这一回坐上了导演的交椅。
据埃尔摩·伦纳德说，他最初的创意来自于60年代一位名叫瑞斯·洛佩兹·蒂杰雷纳的真实人物，此人总是戴一顶墨西哥草帽，一度曾追随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1967年，蒂杰雷纳和他的支持者们大闹新墨西哥法庭，将法官劫为人质，要求归还原本属于墨西哥人的土地。
伦纳德原本想把以蒂杰雷纳为原型的路易斯·查玛这个角色确立为电影中的头号反面人物——一个沽名钓誉的野心家。伊斯特伍德饰演的乔·基德则是一名拓荒时代的边境向导，他被冷酷无情的地主弗兰克·哈兰雇来跟踪查玛。然而，随着罗伯特·杜瓦尔被确定为哈兰的扮演者，这个角色自然要增加分量以便与伊斯特伍德的角色旗鼓相当。于是，查玛就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配角。
伊斯特伍德的老朋友约翰·萨克松被找来扮演查玛。在他看来，用一位有名望的老导演执导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并非好的选择。约翰·斯特奇斯固然已经走下坡路，但他毕竟是《OK牧场大决斗》和《七侠荡寇志》等经典西部片的导演。斯特奇斯根本不把伊斯特伍德这样的后生放在眼里，而是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他的权威。
在剧本讨论会上，斯特奇斯也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他的口头语就是：“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电影！”制片人西德尼·贝克曼从不敢对这位老导演说一个“不”字，他能做的只是要求伦纳德根据斯特奇斯的意见不断地修改剧本。
伊斯特伍德很清楚自己在这部电影中的身份，他很少对剧本发表意见，只埋头关注于自己的角色。当然，他也很懂得利用斯特奇斯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一场戏表现的是乔·基德遭遇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匪徒。伊斯特伍德觉得他应该拔出枪来，并把枪口从每一个匪徒面前扫过。“我认为你没有必要拔枪，”伦纳德反对这样处理。“但是我的角色是一个枪手，”伊斯特伍德坚持道，他转身寻求导演的支持，“你不觉得我应该拔出枪来吗？”约翰·斯特奇斯说：“为什么不？因为观众知道你是谁，他们看过你所有的电影。”
参加该片拍摄和制作的大多是伊斯特伍德的老班底。在《独行铁金刚》中饰演罪犯的唐·斯特劳德扮演匪首。拉洛·谢夫林负责“通心粉西部片”式的配乐，布鲁斯·萨尔蒂斯又一次出任摄影指导。
1971年11月，他们在老图克森拍摄室内戏时，另一部戏《罗伊·宾法官的生平》刚刚杀青。一些演职员仍然出没于当地的旅馆和餐厅。不过伊斯特伍德并未遇到该片的导演约翰·休斯顿，后来他以休斯顿的生平经历拍摄了《白色猎人黑色心》。
之后，他们转往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东边的六月湖拍摄外景。直到这时，剧本还没有一个结尾。大家都指望斯特奇斯挥动手中的魔杖，但他迟迟按兵不动。一天，制片人罗伯特·戴利在外景地随口开玩笑说应该用一列火车呼啸着冲进一座酒吧作为结尾，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伊斯特伍德更是拍手叫好，他一向中意火爆的结尾，尤其喜欢在一堆尸体中隐身而去。
整个拍摄期间，伊斯特伍德都与一种怪病相伴。他开始染上的是感冒，继而演变成了严重的过敏。谣传这位西部片明星对马过敏，伊斯特伍德则声明他对猫过敏。不管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总之这种病令伊斯特伍德十分焦躁不安，甚至有快要死的感觉。
虽然伊斯特伍德在《生牛皮鞭》时代的女友罗珊娜·图尼斯如今是一位静默疗法的倡导者，但得病之前伊斯特伍德一直对她的疗法嗤之以鼻。巧的是，《乔·基德》的女主角斯特拉·加西亚也染上了同样的病，她在开车来片场的途中一直听瑜伽术大师马哈瑞希的演说，后者用静默疗法给披头士治过病。《乔·基德》关机后，伊斯特伍德直接找到图尼斯，请她为他安排疗程。此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晚各练一次静坐。
静默疗法疗效显著，从此，伊斯特伍德不断推荐别人接受图尼斯的治疗，其中就包括了伯特·雷诺兹、罗伊·考夫曼和霍华德·伯恩斯坦。
自从有了自己的公司后，伊斯特伍德养成了挖别人墙脚的习惯。他拍摄《乔·基德》的一大收获就是从约翰·斯特奇斯手下挖到了三员大将：美术指导亨利·鲍姆斯泰德、剪辑师弗里斯·韦伯斯特和助理导演詹姆斯·法尔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