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26日，星期天，我们开车送纯如前往布鲁明顿，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青年作家大会。对纯如来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我们到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纯如同龄的年轻作家。大会为每个学区的代表颁发了证书。作为厄巴纳学区的代表之一，纯如上台接过了获奖证书。大会还请来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发表演讲并举行作品签售。整个会议期间，纯如都兴奋得两眼放光。从那时起，成为一名作家、享受富有魅力的作者生活的念头就在纯如的心中扎下了根。
当纯如的诗作和小说被扬基岭学校选中参加青年作家征文比赛时，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她母亲不相信纯如可以写诗。“一定是纯如她妈写的。”据说，那个女孩的母亲这样说。纯如很不开心地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大笑着告诉纯如，实在无须为这些人言所烦恼，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夸奖与肯定。“我倒希望是我写的呢！”我这样说。
从1978年到1983年，纯如自制了所有的节日贺卡：圣诞节、我的生日、绍进的生日、母亲节、父亲节。她自己构思卡片上的词句，还以手绘图案点缀。每当读到这些自制卡片上的字句时，我总是忍不住感动流泪。下面就是1980年6月我收到的生日贺卡上的话：
愿这张卡片让你开心快乐，
因为我想告诉你，你就是我最好的妈咪！
纯如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制作贺卡，甚至希望把这当成自己的职业。她给美国最大的贺卡公司贺曼公司（Hallmark）写信，询问他们是否需要一个兼职的贺卡写手。令纯如失望的是，这家公司回复说，已经有很多类似写手了。
1979年对纯如和我都意味着巨大的转变。纯如发现了自己对写作的兴趣。她就像一朵盛放的鲜花。而我呢，此时对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更多把握：不仅是孩子们的妈妈，先生的太太，还要在我所热爱的科学领域有一席之地。
1979年2月27日，我接到母亲从纽约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不久前刚在左胸部发现了一个肿瘤。我立即飞往纽约。3月26日，我们兄弟姐妹在纽约会齐，送母亲去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作活体组织取样检查。几个小时之后，医生走出来告诉我们说，活体组织检查显示，肿瘤是恶性的，必须马上做手术切掉肿瘤。我母亲那时已经65岁。
母亲的病让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回到家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人生苦短，我到底想做什么？我不喜欢自己在生物化学系做的和SV40病毒有关的研究工作。在哈格尔博士的实验室干了将近4年之后，看起来我一无所获。我想要掉回头去做此前作过的细菌脂膜生化特性的研究，我曾就此发表过几篇相关论文。那时候，我找到了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微生物系的约翰·克罗宁（John Cronan）博士。他从事的研究与细菌脂膜有关。4月份，我跟他见了面。令我吃惊的是，他对我说，他记得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时与尤金·肯尼迪博士（Dr. Eugene P. Kennedy）合著的博士论文，而他本人非常景仰肯尼迪博士。他刚好有一笔研究经费，可以雇用我。1979年9月，我加入了克罗宁博士的实验室，开始了一段长期合作。我们共同发表了多篇相当不错的研究论文，这段合作持续了21年，直到我于2000年退休才结束。
尽管我们鼓励纯如培养对书的爱好，但她未免太过爱书：她的眼睛近视了，从5年级开始戴眼镜。她阅读速度很快，而且博览群书。每周末我们开车带孩子们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时，纯如一次至少要借10本书。她实在是个书虫。这让我想起春蚕，在生长期日复一日地啃食桑叶。在那个阶段，它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吃。而同春蚕吐丝一样，在那些年里纯如看过的书，最终也转化为她作品里的一字一句。
虽然年龄尚小，纯如却从不放弃一切阅读或写作的机会。我还记得她对学校设立的“书海大战”活动极为上心。学校希望通过设立一个读书大赛的方式鼓励孩子们多多阅读。孩子们每读一本书，家长们就得捐出相应的奖金。学校为这笔钱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购买教学用的视频设备。每本书的捐款额度是25美分。纯如总会把她正在看的书的内容告诉给我。她读得飞快，而且数量庞大，以至于我们开玩笑说，简直会因此破产。
纯如和纯恺是一对好玩伴。他们很合得来，但像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也相互竞争甚至打架。纯如总是扮演纯恺的大姐姐的角色。在这段时间，纯如对魔术很感兴趣。她深深为此吸引，而且总是好奇魔术师到底是怎么玩弄戏法的。她买了很多关于魔术戏法的书看，在自己的屋子里偷偷练习。她喜欢左手拎一条飘飘然的丝手帕，右手拿着一根魔杖。她经常假装像魔术师在舞台上那样快速地挥舞魔杖，嘴里念着“变！”“请看！”，然后把魔杖指向我。纯恺想方设法破坏姐姐的魔术。纯如在我们大家面前成功变过几次魔术。一旦纯如对什么事情产生兴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可以热情地投入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这是纯如的特点。
纯如还喜欢弹钢琴。她很享受自己的钢琴课。这时候，她已经可以弹奏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的许多经典曲目了。聆听她在客厅弹奏钢琴绝对是件赏心乐事。当她弹起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或《月光奏鸣曲》时，我通常都会停下手头的工作专注倾听。她坐在钢琴前的样子——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后院里的婆娑树影透窗映入客厅，这一幕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纯如在家里活跃而健谈，但在公众场合却非常缄默。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纯如认识到自己在美国是少数族裔，或者只不过是因为她在家里感觉更自在。纯如是个喜欢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好恶的人。她不会掩饰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她非常天真，相信每个人都像她一样直肠子、毫无保留。
纯如喜欢刨根问底，作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评论。当我们无法回答她的问题时，我们鼓励她到百科全书或参考书中自己寻求答案。在家庭讨论中，我们都非常开明民主。每个人都可以在晚餐桌上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于每件事情，纯如显然是看法最多的一个。她非常健谈，经常主宰整个谈话过程。我们有时必须打断她，给纯恺一个说话的机会。因为纯如在晚餐桌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话，她吃得很少很慢。有时候别人都吃完了，思如泉涌、全神贯注的她却还几乎没动筷。不过，因为纯如的表述总是既流畅又生动，每个人都喜欢听她说话。
我想大约就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纯如上五年级时，她开始对寻根产生兴趣。她对我们的家族历史与背景极其好奇。1975年，在我父母与我们同住的那3个月里，纯如还太小，无法理解历史意义。但到这时候，她开始向绍进和我提出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分别来自何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美国？我们像她这么大时，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通常在晚餐桌上向她讲述我们父母的故事*：我父亲在9岁时就成了孤儿，尽管家境贫寒，他仍克服一切困难，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最终通过努力工作而出人头地，声名传扬。我告诉她，我父亲非常注重道德及教育。我也告诉她我父母亲经常对我们说过的话，例如“金钱可能会遗失或被人偷掉，但在我们脑中的知识是永远不会被别人偷走的”。
我们还告诉她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双方父母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日后的国共战争。在我给她讲过的许多故事里，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期间我父母几乎失散的故事给她留下尤其深刻的印象。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母把这个故事重复讲述了无数遍，所以我们也反复向孩子讲起这个故事：
1937年7月7日，日军袭击了北平近郊的卢沟桥，开始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飞机轰炸了上海和杭州。我的父母当时仍住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所有的南京政府部门都在准备撤往内地。父亲收到通知，他和他的家人将可以搭乘一艘由政府提供的轮船，由长江逆流而上，迁往湖南。11月14日，就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我母亲带着姐姐菱舲回到宜兴附近的老家。因为我的外公那时刚去世，母亲打算把她的母亲和弟弟接走，同我们全家人一道逃难。菱舲当时只有一岁，而我母亲正怀着我哥哥张铮铮。当父亲得知他的部门将要撤退到芜湖时，立即托人捎信给我母亲，叫她回来后即刻由水路前往芜湖，而不是回到南京。之所以选择曲折的水路，是因为当时的陆上公共交通——无论是汽车还是火车——都经常因日军轰炸而中断。
父亲在芜湖即将登船出发那天，母亲和她的家人还没赶到。他们本应于4天前就到达芜湖的。父亲每天都在岸边焦急等待。他在码头上跑上跑下，查点每一艘进港的难民船，但母亲却不见踪影。最后一天，当官船即将开走之际，我父亲几乎急疯了。在绝望中，他开始对着每一艘驶近的船呼喊我母亲的名字“以白，以白”。便在此时，奇迹出现了。母亲从其中一艘小船中探头出来，回答道，“是我，我在这里。”从我幼时起，父亲就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他说，他为此感谢上苍，因为否则的话，母亲和她的家人不可能在抗日战争中幸存下来。
我们还向纯如讲述了接下来的南京大屠杀，并对她说，每个中国人都应铭记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残酷罪行。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些在晚餐桌上随口说来的故事有朝一日会促使纯如写下畅销全世界并改变全世界人民对二战看法的《南京大屠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