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之后，纯如和布瑞特住到了圣巴巴拉附近的古尔塔小镇上。布瑞特继续攻读他的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
1991年劳工节周末，纯如和布瑞特去拉斯维加斯度蜜月，住在了恺撒宫。后来，她寄给我们一张他们在里维埃拉酒店看秀时拍下的大幅照片。照片里，两个人看上去都特别年轻漂亮。这是他们两人最好的一张照片了。纯如笑得很开心，眼里闪着智慧和勇气的光芒。这张照片在我们厄巴纳的家中挂了很多年。纯如和布瑞特一起住过的地方也一直挂着这张照片。
10月6日，纯如寄给我们一封3页半纸的打印出的信，讨论了好几个话题。她说她已经同苏珊·拉宾娜谈过，苏珊认为纯如的书应当“会引来大量评论”，但“到底能卖得多好取决于众多因素：能够收集到的细节，叙述的质量，话题是否能引起人们关注，出书的时间以及宣传程度”。纯如还提到，“这本书的受众应该有三类人：科学界，美籍华人，以及政治圈——尤其是那些对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时期感兴趣的人。”纯如非常专注，还没拿到合同，就已经希望她的第一本书可以大获成功。在收集有关钱学森的资料的同时，她也在学习图书出版业的各种知识。
在这封信里，纯如还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找本好书看的话，可以看一下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的《美国钢铁》（American Steel）。这本书是文学性新闻写作的卓越典范，我强烈推荐……我还抽空读了玛乔莉·基南·罗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的《克罗斯小溪》（Cross Creek）和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那天我看到新闻，一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南非的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我准备有机会的话多读些她的小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最好的现代文学作品都高，但却很少有人把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列入自己的书单。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推荐，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霍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写过的那些冰岛史诗小说，或者是艾萨克·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写的意第绪语短篇小说，更别说是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那些诗了。
我真的很欣赏纯如对阅读和学习的热情，虽然她手头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
在同一封信里，纯如还写道：
我很想你们两个。这些天我考虑了一下我自己的家事，尤其是看望过在洛杉矶的爷爷和奶奶之后……想到布瑞特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强壮且英俊，再想到60年后他弯腰驼背、咳嗽气喘的衰老样子，真的让我有些沮丧。我生命的1/4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对布瑞特来说，也快过了1/3。人们有时候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没有耐心，但当时间飞逝时，我怎么能不着急呢？不过，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对此无动于衷。
接下来她谈起了她的新书选题：
每天我都能想到一个新的图书选题。例如，美国的通勤历史。它是怎么开始的？因为高速公路，产生了郊区住宅、“睡房社区”（bedroom community）、社区学校、通勤者学校、大型购物中心、连锁店、拖车活动房屋和尾气污染。许多作家都试图寻找美国的灵魂中心，而我们必须从高速公路网络开始。通勤的存在如何影响了美国社区？它是否导致了城市中心的衰败？它是拉近了人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还是迫使人们到彼此相距更远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从而不仅给美国人带来物理上的距离，更引起心理上的疏离。每天一到两个小时的上下班时间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机枪扫射事件或在圣路易斯东部街道上发生的火并到底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何种问题？
显然，纯如不仅忙着写手头的图书选题计划，还在看其他的书，思考新的图书选题，反思自己的生活。
1991年10月10日，纯如完成了她的图书选题计划，将它寄给苏珊·拉宾娜。当天，她还写了封信给我们：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我刚把图书选题计划的最终版本提交给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用不了多久，我就得进入讨论合同细节的阶段了！不过，在签约之前，我准备到图书馆看几本与此相关的书。你能相信吗？这份选题计划足有102页，还有6页引文出处。迄今为止，我的一项最佳投资就是我的激光打印机了。
布瑞特和我都很忙，但他晚上回家后，我们可以倾心长谈。这个周末我们两个会好好放松一下。有时候布瑞特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从实验室回家，有时候我在电脑前面一直打字到凌晨两三点甚至四点，偶尔还会把他吵醒，但他一点都不介意。不管怎么说，我十分想念你们两个。
爱你们的，纯如
然而，纯如提交图书选题计划后的那段空闲时间却充满了寂寞。她给我们打电话，抱怨在圣巴巴拉感觉很孤单。当然，一个主要因素是等待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回复。纯如告诉我们，苏珊·拉宾娜很喜欢她的选题计划。苏珊对她说，根本没想到纯如可以把图书选题计划写得这么好。“太棒了！”苏珊说。苏珊还向纯如保证，如果这份选题计划通不过，她自己都会十分震惊的。苏珊要纯如耐心些，因为审批过程需要时间。与此同时，纯如担心即使选题通过了，在预支稿费之外，她仍要寻找其他生活来源。她积极地寻找和申请研究资助基金。她说她跑到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寻找基金会的名录，然后着手申请。接下来，她又说道，虽然已经在城里认识了一些人，但她仍感孤独。她甚至找到了两个厄巴纳来的人和她一起共进午餐。纯如怀念芝加哥或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痛恨圣巴巴拉这种满是“不是刚结婚，就是快要死”的居民的小地方。她说她觉得自己被陷住了。纯如想住在洛杉矶，但布瑞特讨厌那里的堵车和尾气。纯如怀念芝加哥，密歇根大道，水塔……我安慰她，要她耐心些。结束通话前，她告诉我，这不过是她心情比较不好的一天罢了，她承认，她实在应该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感到幸运。
电话里，纯如还提到，她讨厌做饭和打扫房间。原因不在于做饭和打扫本身，而是这种每日的例行公事。她说，打扫完毕后她能感到某种成就感，但问题是总是还会再变脏，这种定期的清洁打扫真让人绝望。纯如说，如果以后有了足够多的钱，她宁愿雇人来打扫房间。
这时候，纯如很缺钱，但在我们1991年底圣诞和新年假期去看她之前，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1991年11月，当纯如即将和布瑞特前往旧金山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她又开心起来。布瑞特要在会议上提交一篇论文。11月3日，纯如从旧金山寄给我们一张明信片，上面的字写得极小，我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布瑞特和我在旧金山，我们住在彼得·吉姆（Peter Kim）的公寓里，我超喜欢这里！从来没有在西海岸到过这么浪漫的城市。（忘了圣巴巴拉和洛杉矶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住在这儿！）……今天我们坐有轨电车下山，在渔夫码头吃螃蟹三明治、炸鱿鱼和虾。那些密密麻麻的海鲜店、廉价首饰店和T恤衫店让我想起了台湾街头。布瑞特和我喜欢用来装海鲜杂烩汤的“面包碗”：把面包掏空，里面装上奶油浓汤，上面再盖上脆面包片。我们爬到了一艘二战期间的潜水艇里面，还透过望远镜瞭望了阿尔卡斯特拉岛[这里的联邦监狱关押过许多重刑犯，比如阿尔·卡彭（Al Capone）]和天使岛（那里羁留过许多中国移民）。后来我们就在街上走上走下，每个角落都有惊喜：卖迪士尼原版动画草图的画廊，一家按摩小店，一家蜡像馆，一场街头魔术演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城市是把芝加哥、巴尔的摩和纽约揉在一起——但要温暖和干净多了。
明天我们去蒙特雷……回头再写给你！
爱你们的，纯如
11月初，绍进去台湾两星期，参加学术会议。纯如和纯恺都在圣巴巴拉，如果我不到实验室上班的话，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纯如经常打电话和写信问候我的状况。离开旧金山后，她和布瑞特到蒙特雷参加电子工程学会议。纯如1991年11月8日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在阿希洛马（Asilomar）开会的这3天，我无所事事，每天看书、买书、在海边散步、吃海鲜杂烩汤。等到我们的这“二度蜜月”快结束时，我已经等不及要重返工作了。盼望圣诞节再见到你！”
我告诉纯如，我们打算圣诞节后去看他们，然后到夏威夷休个期待已久的假期。我刚从病中恢复，纯如的婚礼也已结束，绍进和我觉得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纯恺很乖，回家过的圣诞节，自打纯如婚礼后，我们就一直没见到他。于是，12月30日，圣诞节后，我们一起飞到圣巴巴拉，随后开车到格里塔（Goleta）看纯如。纯如和布瑞特住在埃伍德海滩大道312号的一套小公寓里，过着典型研究生的生活。纯如带我们游览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校园以及附近的海滩。海滩和建筑物非常美丽，圣巴巴拉的学生文化也十分自由。我们5个人开车到了洛杉矶，拜访绍进的父母。在那里，我们住在绍进哥哥绍迁的家里。
启程飞往夏威夷的前一天，1992年1月3日一清早，布瑞特对我们说，纯如花钱没有节制，花掉了他们两人的大部分积蓄。布瑞特建议说，纯如应该去找一份有规律的工作。因为我们急着去赶飞机，以至于没有机会探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纯如以前从不在意钱的问题。她通常只在买书和其他与写作出版相关的事情上花钱。比如，她会买电脑、激光打印机和文件柜。她从来不在衣服或化妆品上浪费钱，所以虽然她常常花了大笔钱买书，我还是没法说她浪费。
我们后来才知道，布瑞特希望纯如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比如高中或大学教师。她的确曾向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语系和其他一些附近的小型大学提出过申请。她抱怨说，在圣巴巴拉工作机会不多，和巴尔的摩和芝加哥没法比。
1991年12月，纯如找到了一个图书代理人，她叫劳拉·布莱克（Laura Blake），在柯蒂斯–布朗公司（Curtis Brown, Ltd.）工作。这是美国最有名气的文学作品代理机构之一。哈珀柯林斯出版社通过了纯如的选题计划后，由劳拉代理纯如的版权事务。据我所知，纯如从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拿到了3万美元的预付稿酬。考虑到她可能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这笔钱可不够维持生活。更不用说是搜集资料所需的经费了。正因如此，纯如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寻找另外的收入来源。她向大大小小的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Humanities）、麦克阿瑟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以及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等。纯如还和她以前在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取得联系，请他们替她写推荐信。其中最特别的要数罗伯特·莱德教授。他给纯如写了大量推荐信。
1992年上半年，纯如不仅继续为这本传记做研究工作，还要申请各类奖学金，以及寻找教学工作。在等待期，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为商业杂志或报纸担任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有一次，她给我们打电话说，她遇到了一个在当地楷博（Kaplan）教育机构工作的人，那人说如果纯如愿意，可以在楷博担任教师，指导学生准备各类入学考试，那里有很多职位空缺。另外一次，纯如提到可能会替一家产品公司担任电话推销员。当她没有收到基金会的任何回复，或是回绝信接踵而来时，纯如变得很绝望。听说她居然干起了比萨饼外送的活儿，我的心沉到了底！我们不敢相信纯如居然会干这种工作，立刻表示了我们的关注。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绍进和我，还有布瑞特，立刻要求纯如停止。我们并不反对这份工作本身，但我们担心纯如的安全。我们都听说过比萨饼外送工（尤其是女工）被绑架甚至被杀害的恐怖事件。然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纯如依然保持乐观，专注于为传记收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