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前一年我一直生病，我超过一年没见过我的父母了。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他们也没能参加1991年纯如的婚礼。于是我决定在1992年5月母亲节期间前去看望他们。5月18日那天，我到了我父母在纽约的家。纯如已经在那里。她的这次东海岸之旅有多重目的。她要在纽约和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苏珊·拉宾娜见面，还要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做一些资料收集工作。纯如还想去趟波士顿看看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在1947年到1949年间曾在那里执教。纯如希望可以采访到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和那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人员。纯如也想去趟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曾经在纯如婚礼上充当过伴娘的凯西·苏克要从布朗大学毕业了，她们两个一直关系非常亲密。纯如细心地安排行程，希望这一趟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搞定。
我很高兴看到纯如，尽管我们刚刚在新年见过面，而且她几乎每星期都给我们打电话。但纯如仍有数不清的事要告诉我。她现在不仅是我的女儿，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我清楚地记得1992年5月19日那个晚上，我们在我父母家中过夜。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直聊到后半夜。纯如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和苏珊·拉宾娜已经讨论过书的结构。看上去苏珊对这本书的期望值很高，她的激情也感染了纯如。纯如还跟我讲到她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的关于钱学森生平的最新资料，以及对钱学森朋友和同事的采访内容。纯如是个好的调查记者，每当发现任何线索，她都紧抓不放，追根究底。
后来，我们的话题又转向纯如的第二本书。那时候，纯如刚刚开始写自己的第一本书，离完成还差很远，但她已经开始考虑下一本的事了。她甚至给我看了一张备选题目清单。这些选题从工业深海潜水，到拉斯维加斯城市的崛起。我坦率地对纯如说，她给我看的这些题目我个人都不感兴趣，而且恐怕别人也差不多。然后我们又开始谈起小说。纯如说，她想有朝一日写出一本像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那样的小说——以历史战争为背景的爱情故事。
我对纯如说，在20世纪中国经历的历次战争中，涌现过许多英雄事迹和爱情故事。我觉得，她既然拥有双语和两种文化背景，或许可以以中国为题材，这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比较新鲜。如果要写常见的西方故事题材，她将面临太多竞争。我对她说，至今仍很少有用英语描写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故事的史诗性著作，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她于是想起了我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我们谈起了南京大屠杀。我又跟她讲了一遍我母亲是如何几乎与我父亲就此失散的故事，那刚好发生在1937年南京陷落1个月前。纯如说她记得这个故事，一旦手头有空闲时间，她或许会做点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便是《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缘起——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晚上——我们聊了那么多，以至于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一行之后，纯如返回圣巴巴拉。布瑞特和纯如立即搬到了帕特森南路50号的一栋新公寓中。据纯如描述，这栋公寓要新一些，而且周围更幽静一些。在这栋二层楼的小公寓前面有一个小区专属游泳池，仅供住户使用。纯如说这个房子要比之前的那一个宽敞明亮得多，她喜欢这里。
1992年6月17日，纯如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她的近况：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我按照《圣巴巴拉新闻报》和《洛杉矶时报》上的广告投了许多简历。幸运的话，或许我可以为一本全国发行的商业双月刊做兼职编辑。我给他们写信说，我家里有电脑、激光打印机和调制解调器，而且我可以收发电子稿件，不出家门就能工作。我还申请了另外一些职位：制作教育录像、速记员、基金申请写手、邮购目录写手，以及技术文件写手等。
从明天开始，我每晚工作4个小时，在5点到9点之间做电话推销员。这家名叫Tri-County Productions的公司刚刚雇用了我，它离我住的地方只隔一个街区，可以很轻松地走路上下班。
与此同时，我也在忙着为准备这本书写信回信，推进资料整理工作。苏珊·拉宾娜和我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现在她终于可以登录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电子邮箱了。我拿到一批采访联系人名单，准备在7月7日到8月7日之间给他们一一打电话（那个月我打电话可以不花钱），而且要不了多久，Sprint电话公司就会寄给我一封确认信，这样用我的Sprint电话卡打出的所有电话也都不再收费（我可以让华棣博士用我的电话打给中国，通知中国的一些导弹科学家我将联系他们）。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还要和本地的中国研究生见面，他们可以帮我口头翻译一下《人民日报》上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纪念册。我还请到圣巴巴拉的一位退休科学家鲍勃·梅格莱比安（Bob Meghreblian）帮我整理钱学森发表的大量科学论文，找出其中对航空工程领域影响最大的那些文章。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目标是每天至少整理一盘录音带。在过去几天里，我都实现了目标，但谁知道之后几个月会发生些什么呢？6月底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完成提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经费申请的大部分，以及为7月7日到8月7日的采访作些初级准备。调查性新闻写作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打算出资拍摄一部关于钱学森或中国导弹项目的纪录片，或许我可以给他们当顾问或合作作者。当然，我手头有足够多的背景资料和照片。
这些日子我经常下厨，做些鱼丸汤、盐焗鸡、胡萝卜片和烤鸡腿、杏仁酪、牛油果火腿苜蓿苗三明治什么的……
爱你们的，纯如
显然，纯如把她的全副精力投入到为这本书收集资料中去，但与此同时，她也在疯狂找工作，虽然在信里表现出一副没事的样子。就在这段时间，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了。纯如从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得到了一笔15 000美元的研究经费。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她终于可以去参加她期盼已久的当年8月底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世界太空大会（World Space Congress）了。
8月28日，纯如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太空大会。纯如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太空领域的学术会议。这届大会吸引了全世界的太空科学家。纯如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太空科学专家，向他们表明自己正在撰写一本钱学森的传记。许多人都对她的项目很感兴趣，也有很多人愿意帮忙。纯如在会议中心和附近的旅馆采访了一些举足轻重的中国导弹专家。他们还给了纯如一些在中国可以联系的人，如果她准备去中国的话可以找这些人。事实上，纯如接下来确有到中国一行的计划，而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这笔经费最终帮助她圆了这个梦。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显示出纯如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多入迷：一天晚上，纯如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她被锁在档案馆里出不去了。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纯如说，她一直在看钱学森的文件和档案，专注得竟然忘了闭馆时间。显然，档案管理员也没意识到纯如仍在里面，下班回家的时候就锁上了出口大门。纯如用走廊里的公共电话打给我们。我们告诉她说，我们身在厄巴纳，没办法去营救她，叫她赶快打当地的急救电话。就在她给我们打电话这工夫，纯如听到了脚步声，她说或许是正好有夜班警卫经过。她马上大声呼唤，最终才得以脱身。另外一次，她坐火车从华盛顿特区去巴尔的摩，因为专心看书，一直坐到了特拉华才下车。这些小插曲很快在纯如的朋友圈里传开来，她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笑料。但玩笑归玩笑，所有人都承认，纯如实在是非常努力。
1992年10月5日，纯如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她的生活和研究工作：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附件里是一本介绍中国著名科学家的书里关于钱学森的传记文章。曾经和你们一起在台湾共进早餐的S.I.Pai寄给我这本书。或许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这篇文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如果有的话，下一次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拜托跟我说一下具体的页码，我好让一个来自中国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学生帮我口头翻译一下。
我觉得有必要多给你们写信，好记录下我在做的事。我经常和我的朋友们这么做，但还没在你们身上试过，因为打电话太方便了。在为这本书做了一年的资料搜集工作后，我领悟到，要想控制历史怎么书写，最好的办法就是：
1. 强迫自己大量写信，或是
2. 比自己的敌人活得都长。
这主要是因为，当我试图连缀起钱学森一生中发生过的事的时候，主要有两个信息来源：书面记录和口头记录。钱学森最好的朋友弗兰克·马利纳（Frank Marina）是个超级通信狂人，他死的时候留给国会图书馆超过4万份档案。尽管他的文件就保存在弗兰克·马利纳特藏部里，但据我所知，没人仔细读过它们。20世纪30年代，马利纳和钱学森一起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零件研制火箭时，他每星期给他的父母写两三封信。
多年之后，当他在巴黎退休，手头有大量闲暇时间的时候，他把这些他在担任“敢死队”火箭研究小组带头人时写下的信件摘录编纂成一本书，但却从来没有正式发表过。弗兰克·马利纳非常想成名，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年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积极地向外界发布关于自己火箭试验进展的新闻稿，召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开新闻发布会，甚至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俱乐部请美联社的科学记者吃午饭（这是我的幸运，正因如此，留下了很多关于马利纳、钱学森、帕森斯和福尔曼在沙漠里发射火箭的高质量新闻照片。）在晚年，马利纳写了许多关于加州理工学院岁月的历史回忆文章，小心地为“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保存这些历史记录。真不幸他于10年前过世了……我想他要是还活着的话应该会很喜欢跟我谈谈。
每天晚上，我都整理记录两到三盘录音带的录音，看见故事生动地展现在纸上，真令人激动。工作量很大，但我现在打字非常快。当我看见文字在显示器上随着手敲击键盘和脚控制录音机开关的节奏一行行地移动时，就想起了小时候上过的钢琴课！这正好是把弹钢琴的过程反过来——不是按着乐谱试图创造音乐，而是聆听着声音将它转化为纸上的符号！
布瑞特和我算了一下，我们每周大约工作50到100个小时。布瑞特每天8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晚上6点到7点钟的时候再骑车回来吃饭。然后开车回到实验室，工作到半夜。和布瑞特一样，我也一醒来就工作，直到睡觉才停止。最近布瑞特睡了几天懒觉，因为他太累了……然后我开始担心我怀孕了。这让我们压力很大，直到今天才证实不过是虚惊一场。
在确立我作为一名作家的地位之前，我可不想要小孩。布瑞特也一样，他也需要自由，可以换换工作，冒点险开拓自己的事业……
一有时间就写给你们。
爱你们的，纯如
我很高兴纯如详细地写信告诉我们她当时的生活状况。正如她在信中说的，她的信成为了历史记录。因为钱学森的众多资料都是用中文写成的，纯如总是自动将这些文件转发给我们，供我们评论。她自己逐一整理了许多采访录音带。她没钱雇人帮忙整理录音。这使她练就了打字飞快的本事。有时候，在无意之间，某个人生阶段的不如意之处反而会令你锻炼出将来用得上的技能。
1993年1月，布瑞特完成了博士论文，和他的论文指导老师一道回到伊利诺伊大学，接受论文答辩。1月11日，他到了厄巴纳，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很高兴布瑞特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答辩结束后，我们邀请他和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弟弟杰夫共进晚餐。纯如没有和布瑞特一起回家。她说她忙着收集资料，而且回家一趟路费开支太大。但她后来告诉我们，主要原因还在于，她当时一边要养活自己，一边还要应付写书的各项开销。她拿到的预付稿费和小额研究经费无法满足两者兼顾的要求，他们两个人只能靠着布瑞特的奖学金过日子。这使得纯如必须兼职工作。她的日子很窘迫。直到那之前，我们对她的财务状况都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