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美如曾经在一家香港电视台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记者，但她对那里的气氛很厌恶，于是决心到纽约以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的身份打天下。我发现汤美如很健谈，而且和蔼可亲，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
喝完炖汤之后，汤美如告诉我说， 1993年8月，她独自去南京采访1937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一个历史学家给了她一张采访联系人名单，还推荐了一个学生陪同，帮她将南京本地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他们坐着出租车到了4个幸存者的家里与他们谈话，其中大多数人都不愿接受采访。
“他们住在贫民窟里！”汤美如说，“他们甚至没钱买药！他们家里一点儿家具都没有！你应该去看看那些日本老兵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而那和中国受害者形成怎样的反差。他们住在美丽的房子里，家里陈设着美丽的艺术品和家具，还有花园。他们从日本军方那里得到巨额补助。这些人是罪犯，他们的受害者仍因他们的罪行而受苦。
读完纯如对汤美如在南京所遇的描述后，我跟她说，或许去南京采访幸存者不是个好主意。
在同一封信中，纯如继续简要地向我们介绍她与图书代理人和编辑在纽约会面的经过：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的代理人和编辑。早上跟劳拉·布莱克见面，下午是苏珊·拉宾娜。在阿斯特大楼10层柯蒂斯–布朗公司的办公室里，劳拉和我讨论了可能转载钱学森传记的几个出版物：《大众科学》杂志、《纽约时报》杂志、《华尔街日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她对《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十分感兴趣，告诉我一些专门出版学术和文学书籍的出版社，比如基本书局（Basic Books）、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Knopf）和FSG出版公司（Farrar Strauss Giroux）都有可能出版此书。
和劳拉见面后，我去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到纽约前，基本书局已经为钱学森的传记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推广会议，替销售代表们鼓劲儿。
我把苏珊要的那份厚厚的作者调查表给了她，里面包括我的个人信息和将来可能登出这本书的书评的一些出版物：太空领域的一些期刊、杂志和报纸，与中国研究、历史、间谍有关的其他出版物。这次会面的主题是如何为这本书作宣传。苏珊告诉我，出版社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书店获取订单，这样我才能在这本书正式出版前得到尽可能多的知名度。我们讨论了获取知名度的三种策略……
苏珊和她的团队还决定让我参加一次6城市巡回图书推介：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苏珊和我最终为这本书选定了书名？是《蚕丝》。会议后，苏珊带我去了设计部门，给我看了书的封面，上面是一枚中国火箭，背景是一块绣着龙的红丝缎。封面很好看，我很喜欢。我们接着又去了苏珊的办公室，花些时间讨论稿件的修改问题。之后的谈话就比较家常了，我们讨论了未来如何把当妈妈和当作家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案。苏珊说当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她告诉我，小孩子长得飞快，等他们一上学，做母亲的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节奏了。她说，要个小孩并不会荒废之后20年的事业，最多也就是4年光景。
离开办公室前，我问苏珊什么样的作家才能拿到报纸上说的高达6位数的预付稿费。他们是不是得特有名？我问道。苏珊说不一定：如果题目够大，而且可以写得又好又快，就可以拿到那么多钱。正因如此，许多预付稿费都伴有严格条件。如果作者没法在截稿日期前完成（有时写作时间距离合同签订只有9个月），他们就必须得把钱退回去。一些选题时间性很强，如果作者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话，书就卖不出去。苏珊说，通常拿到这种高额预付稿费的都是男人，因为“女性顾虑太多，没法那么彻底投入”，她说，女性作家喜欢慢悠悠地写书，而男性更愿意冒险。
纯如的下一站是耶鲁大学的神学院图书馆。有人介绍纯如认识了住在康涅狄格州莱恩市的邵子平（Shao Tzeping）先生。他们约好了在纽约的中央车站见面。世界真小。我后来发现，原来我认识邵子平。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家和我父母家住隔壁。两家大人都彼此相熟。我自己虽然不怎么了解他，但根据纯如的介绍，邵先生是美国东海岸维护中日战争史实活动的积极分子。纯如在信里写到了她和邵先生及其家人的会面：
邵先生答应让我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住在他家，这样我就可以在耶鲁大学做资料收集工作了。他比我晚到了一些，我们一起坐上开往莱恩郊区的通勤火车。邵先生坐在我对面，戴着一顶棕色的俄式帽子，手里抱着一个黑色文件包……
莱恩是个富人区，火车上的乘客看上去都像华尔街的专业人士。
火车只开了半个小时就到了，之后邵先生和我坐上开往买卖街（Purchase Street）的公交车。那是莱恩市的一个小型“城中心”，遍布昂贵的小时装店、咖啡馆和餐馆。这座城看上去古雅而又宁静。
邵先生的房子在天惠教堂街（Grace Church Street）上，离教堂只有几步路。乔治·布什和巴巴拉·布什就是在这儿结的婚。邵先生的房子始建于19世纪，是栋白色的木头和石材混合结构的三层小楼，从外面看去非常吸引人……
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我晚上睡在他们家阁楼的客房里。白天则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专心研读那些传教士的日记和信件。邵先生把他的车借给了我，那是一辆有些年头的灰色别克，这样我就可以每天从莱恩开车去纽黑文了。这段路单程大约要花上50分钟时间。到了校园之后，我把车停在坎南街（Canner Street）旁边，爬上通往学校的台阶，穿过图书馆，绕过圆形中央大厅，然后就到了档案馆。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约翰·莫特（John Mott）厅里，坐在两堵墙之间的一张书桌上，旁边是灰色的文件柜。复印机旁边的窗户正对天井。这里的档案员玛莎·斯玛丽（Martha Smalley）和琼·杜菲（Joan Duffy）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档案员没法比的：她们都是平和、友好的人，而且信任像我这种研究人员。我在一大堆敞开的档案盒和复印文件中一直工作到晚上五六点钟。然后开车回莱恩，和邵先生一家共进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我在耶鲁查阅到的资料包括与这些人有关的文件：约翰·马骥（John Magee），一位牧师，曾用一台摄像机拍下种种暴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一家南京医院的医生；史迈士（Lewis Smythe），芝加哥大学的前社会学教授，曾在南京大学执教；魏特琳（Minnie Vautrin），曾在金陵女子大学教书，设立了中国妇女难民营。这些只是一少部分当时身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的日记和信件最终保存在了耶鲁。这些外国人面对日本军队的暴行，不由自主地带着感情详细记录下了所发生的一切。这些神职人员冒了很大的风险留在南京，帮助那里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在南京停留期间都被日本人掌掴或是殴打过，其中一个甚至在扭打中被打落楼梯。当然，这和发生在南京城里中国平民身上的遭遇没法比。当我将一张又一张泛黄变脆的信件放在复印机上复印时，我的眼前匆匆闪过那些句子，内容关于成千上万被机枪扫射致死的男人，被用刺刀、碎瓶子或高尔夫球杆蹂躏下体的女人和女孩。
只是看着这些对暴力的叙述就已经让我很难受了，想象一下，它们又会对那些亲眼目睹这些暴行发生的神职人员有着怎样的影响。大卫·马骥，约翰·马骥的儿子，告诉我说，这导致了他父亲的过早死亡。一位修女疯了；而另一位，魏特琳，后来没多久就自杀了。（正如我之前跟你在电话里提到的，魏特琳留下了500多页日记，足可以同《安妮日记》比肩。我准备将来编辑并出版这些日记。）
不去耶鲁的时候，我就到莱恩镇的Mailbox或Staples去，替邵先生复印文件（他之后给我钱）或是复印邵先生借我看的那些论文，要么就是把大箱的资料寄给我自己。我差不多复印了有上万页文件。
在我的空闲时间里，通常是周末，我会开车绕着莱恩转转，欣赏一下那些大别墅和皇宫一样的乡村俱乐部。莱恩住满了大公司的CEO、华尔街管理人员和投资银行家，绝对是东海岸成功和财富的大本营。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戴着格子毡帽、穿着双排扣粗花呢风衣的年长的东部白人绅士，要么就是披着昂贵的毛皮镶边羊毛大衣的老太太。这个小镇比圣巴巴拉还要财大气粗，等级森严。
在我停留期间，我尽量不麻烦邵先生一家。我主动洗碗，在大人外出时帮忙照看小孩，动身去华盛顿特区前还送给那些小姑娘们一张30美元的巴诺书店购书卡。两个星期结束后，我觉得我已经和这一家人混得很熟了。
1月28日，邵先生和孩子们送我到了莱恩火车站，跟我告别。我坐车到纽约中央车站，然后又搭乘美铁列车到了华盛顿的联合车站。我朋友玛丽安·史密斯在那儿接我。我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住在她家。
纯如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挖掘出了很多文件和记录。当然，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那儿给我们打来的那通电话。看完魏特琳日记后，纯如感动极了，当场哭了起来，并当即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纯如说，魏特琳就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Secor），和她一样，也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魏特琳的日记生动而悲伤地记录下了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所目睹的奸杀掳掠。因为她令人敬仰的勇气、人道主义和坚持，魏特琳在安全地带庇护了上万名中国女性和儿童，使得他们免受日军的奸污和凌辱。然而，在魏特琳于1940年返回美国后，她因为身体极度衰弱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或许是因为魏特琳是一位如此勇敢的女性，或许是因为她也和纯如一样，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这引起了纯如的强烈共鸣。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几年中，纯如反复提到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故事。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打来的那次电话里，纯如告诉我们，她希望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完成后将魏特琳的日记出版。魏特琳所经受的折磨和最终自杀的结局深具悲剧性，她的生平事迹一直在纯如心中萦绕不去。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
在接下来的两周中，纯如和她的朋友玛丽安·史密斯住在一起。玛丽安是一位历史学家，为美国移民归化署工作。纯如几年前为钱学森一书搜集资料时认识了她。纯如在信中写道：
从1月28日到2月12日，我和玛丽安住在一起，继续在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这一次，我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查看位于第4层的微缩胶片记录上。周末的时候阅览室里坐满了研究家谱学的人。能听见他们在谈论祖先在美国内战中的参战经历，或者讨论寻找房契记录到底有多复杂。我偶尔也会去国会图书馆复印1937年的南京城区地图，查看老报纸的微缩胶片，或是翻检被制成微缩胶片的日文记录的编目。我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待了一天，同档案管理员和学者们一道工作，从讲述犹太大屠杀的书籍以及对战时刽子手们的心理分析文章中摘抄段落。我甚至还去看了弗兰克·温特尔（Frank Winter），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的馆长。他要给我一份介绍钱学森在中国卫星项目中领导作用的未发表的文章，此文出自钱学森的一位学生之手。
我在华盛顿见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巴巴拉·库里顿，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的教授。2月8日，我和她在国家出版大楼的《自然》杂志社办公室见了面，和她一起在底层的咖啡厅喝了杯咖啡。
巴巴拉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我们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交流近况。她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授课，同时为出版《自然》杂志的出版社创办了一本名为《医药》的新杂志，她已经正式从《自然》杂志辞职，专注于这本新杂志。
巴巴拉想要听到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消息，因为她说她一直对二战亚洲战场的事情更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