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如跟我们讲述了她采访幸存者的进展：“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用录像带录下故事的细节。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流下泪来。但所有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
当她发现所有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她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表示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她还告诉我们，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纯如说，幸存者的证言以及目击者的叙述已经证实了她所读到的那些档案文件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我也获知，纯如和她的向导前去查看南京郊区的大屠杀现场时，被蚊子咬了一身包。她说那些行刑场现在遍布荒草，早已荒芜，虽然其中一些立有纪念铭牌。当纯如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发现腿上满是红肿的蚊子包。它们实在太痒了，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很担心她会得上疟疾，于是马上跑到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查看，中国是否是疟疾疫区。幸运的是，南京不在疟疾危险区内。但纯如很后悔没听我的建议带上驱蚊剂。
我试图想象纯如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情景。在南京的炎炎夏日之下，她和向导一起走进南京郊区的荒草丛中，寻找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场。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和T恤。那是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下午。当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数字和日期，想到无辜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然后被遗忘，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纯如和向导看完遍布南京郊区的大小行刑场后，已经是傍晚了。站在无名遇难者的石碑前，看着西边美丽的落日，纯如陷入了沉默。晚风拂过她的长发，悲哀吞噬了她的心灵……
纯如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寻找可以复制采访录像带的机器。她担心这些采访幸存者的录像带——她这一行中最宝贵的收获——有可能被机场安检人员没收。后来，我们很高兴听说她已经在南京找到了复制录像带的机器。纯如请她的翻译替她在家里保存了一份录像带的副本（我们后来知道，这个人是杨夏鸣教授），然后告诉他，如果她手头那份丢失了，至少他还有备份。幸运的是，纯如的录像带顺利通过安检，没有出任何问题。
我们8月21日动身前往哥本哈根，纯恺于两天前的8月19日已经抵达南京，而就在同一天，纯如离开南京前往台北。
在哥本哈根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纯如8月29日自台湾发来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对不起没有早点给你们写邮件……今天我参观了新店附近的国史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会去采访两个曾在南京日本军队里干过的台湾人……我听说台风就要来了。
马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很遗憾赶不上去参加了。关于杀害女婴、女性人口不足和慰安妇的问题想必会成为辩论的焦点，但我不知道共产党中国会如何应付这些话题……美联社记者的一封邮件说：“在一位朝鲜慰安妇的大会发言后，中方没收了记者拍摄的录像带、胶片和笔记。他们甚至切断照明，阻挠她的讲话。”
此外，我还是有点虚弱，虽然看起来我只是过敏而不是感冒……每个我见到的外国人，甚至我采访的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毛病——我们怀疑这或许是因为空气污染、花粉、尘雾以及糟糕的空调所导致的。回头再跟你们联系……
一切都挺顺利的。
爱你们的，纯如
9月2日，纯如回到家4天前，她再次给我们写信：
亲爱的爸爸和妈妈：
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好消息是这儿根本没刮台风，只不过下了点儿毛毛雨，坏消息是现在台湾的1937~1938年间曾在南京日本军队中服役的老兵全都死光了。我在当地的军方联系人疯狂地打了一圈电话试图找到一位幸存者，结果没戏。原来我打算采访的两个老兵那时候根本就不在南京，他们当时驻扎在上海近郊，大屠杀发生几年后才到了南京。
巧合的是，学术活动中心正在主办一场关于二战历史的学术会议（9月1日到3日），我见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人……两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专家（一个叫吴天威，他是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他帮我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用于申请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我的健康有所好转，期待着早日回家……回头再写封长信给你们汇报这一趟的各种细节。
那些老兵仍在寻找有可能曾于1937年在南京的日本军队中服役过的人，但我可不敢指望……如果他们找到的话，我会试着联系的。迄今为止，我已经采访了超过10个大屠杀的幸存者。
爱你们的，纯如
9月15日回家之后，纯如显然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她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汇报钱学森一书的进展，以及在写作南京大屠杀时的一些安全顾虑：
亲爱的妈妈：
……苏珊·拉宾娜和我昨天谈过了，她说普利策奖得主、《天堂与大地》一书的作者沃尔特·麦克杜格尔在我的书正式出版时会为我写书封推荐——我现在已经有了三个非常棒的书封推荐了[另外两个来自阿诺德·克拉米什和约翰·布鲁斯（John Bluth）。克拉米什是一系列二战历史著作以及间谍小说的作者，以前曾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一名物理学家；布鲁斯则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官方历史学家]。此外，她还跟我说，《出版人周刊》登出了一张有我名字在上面的书的封面照片（9月4日那一期，第40页）——封面很漂亮，是个火箭的剪影，背景是一幅绣着龙的红丝缎。
现在轮到坏消息了。我有点担心基本书局/哈珀柯林斯未来作为一家学术书籍出版公司的前景。我在中国的时候，基本书局经历了重大结构调整，许多编辑都被解雇了。幸运的是，苏珊不仅保住了职位，而且还得到了提升，所以她比以前更忙了。新的基本书局会更关注商业出版物，虽然宣称依然会继续出版严肃书籍。显然，没法给基本书局赚钱的编辑或作者将被淘汰出局。苏珊说我应当没事，因为我总是挑选那些不仅有文学性也有商业价值的选题——而且想找到一个兼顾文学性和商业性两者的作者并不容易，她这么说……
我觉得爸爸和罗伯特·莱德教授是对的，我该像他们说的那样在进研究生院前（如果我会的话）尽可能多写几本书，因为出版社的大门不见得会一直向我敞开。出版业越来越变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
9月18日的《新闻周刊》宣称“百万美元预付稿费综合征是一个产业为了满足大型连锁书店对超级畅销书的需要和娱乐业巨头改编电影电视的造梦过程而开始逐渐发疯的标志。现在不再有时间让一个作家通过三到四本小说逐渐自我完善，希望他最终可以找到自己的读者群了。今天的出版商举着钞票争着抢着签下下一本《廊桥遗梦》”。这篇文章写到，一个45岁的不知名的英国编剧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居然把自己的处女作《马语者》卖出了615万美元的高价（315万美元的图书版权，300万美元电影改编权），而这本小说甚至还没完成！
在我听到这个新闻后，唯一让我没有马上挖个坑把自己埋了的原因就是转念一想，或许新千年的尼古拉斯·埃文斯就是我呢！
爱你的，纯如
第二封电子邮件紧接着上一封：
亲爱的妈妈：
忘了跟你说，如果有空的话，布瑞特和我要搬到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去了。搬家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但也因为我想让我们的新家不那么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有人对我的安全问题表示了担忧。（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一旦这本书出版后，我就会安全得多了，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点疑神疑鬼，但我知道，共产党政府不允许学者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因为担心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今天我在电话里跟一些私人侦探聊了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躲避公众的注意力。这些侦探曾帮助本地名人和他们的女朋友“消失”。得知人们可以从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中掌握那么多有关你的信息，真是令人吃惊……一个侦探用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找出我的社会保险号码和过去5年中用过的所有地址……他们在电话里给了我很多建议……
保持低调的基本准则是：在所有的表格和通信往来中都使用邮政信箱地址；尽可能避免使用真实住址。哈珀柯林斯和我的新代理人都只有我的邮政信箱地址和电话号码，除非他们打算来看我……
布瑞特对这些事情很烦，因为他不认为有什么人会来找我麻烦……布瑞特的妈妈之前劝我取消中国之行，现在她认为或许我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还是对私人侦探和联邦调查局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些事深感好奇：你知道吗，有时候从一张纸片就可以追踪到源头的公司，而用DNA分析的方法可以从一张邮票上的唾液找到嫌疑人？
爱你的，纯如
作为对纯如这封长信的回复，我提醒她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她应该展现真理、美丽和人性。对于那些日本右翼狂热分子可能带来的威胁，我建议她听从私人侦探的建议，作好自我保护。然而，我不觉得她有必要过于恐慌甚至疑神疑鬼。
虽然我们身在哥本哈根，但仍能通过CNN的英语频道收看到美国新闻。9月底的时候，最热点的新闻就是审判O·J·辛普森了。10月2日，宣判前一天，我收到纯如的一封电子邮件，她说她坚信陪审团会判定辛普森有罪。然后，10月3日，法庭宣布辛普森无罪。纯如马上写信给我们：
亲爱的爸爸，
我崩溃了……陪审团居然裁定O·J·辛普森无罪。怎么可以这样？
妈妈或许会告诉你我昨天写的那封过于乐观的电子邮件，当时我绝对相信陪审团会判定辛普森有罪……
新闻说辛普森今年在监狱里赚到的钱比他是个自由人的时候还多……辩方的分析令人震惊：有人因为比这桩案子少得多的证据便被裁定有罪并处决……
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纯如
在紧接上封信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中，纯如写道：
亲爱的爸爸，
……或许我太天真了，居然认为O·J·辛普森会被宣判有罪。显然种族问题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得如此极端，核心的谋杀反而都不被当一回事了。
听到宣布陪审团裁定时我真的很恶心。到底陪审团还要多少证据才够呢？……
人们当然可以说证据是捏造的，但过了某一点之后，这就变得荒谬了。辩护方的战术让我想起那些仍在顽固否认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的日本人。即使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照片、文件和目击者证言，一些日本人仍相信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一堆谎言。他们说，照片可以涂改，文件可以伪造，目击证人可以被收买。那么西方人拍下的纪录片和报纸上的文章呢？全都是政治宣传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假新闻。当有人相信这不过是美国和中国合力陷害日本的一个大阴谋时，连中国档案里的掩埋记录和美国截获的日本外务省电报这样的一手资料都可以被驳回。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于是试图用玄虚抽象的辩论来迷惑众人：真相是什么？难道不是视你站在哪一边而定？或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真相。你如何能够相信你所见到的就是真相？如此等等，真让人恶心。一些人甚至暗示，没人能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书，因为这是大规模的暴行，没人确切知道准确的死亡人数。这是否意味着，因为不可能一一清点尸首，历史学家就不能书写美国内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任何一场战争了呢？简直荒谬！
爱你的，纯如
我们从哥本哈根回到家，正好赶上过感恩节。纯如和纯恺也都赶回家来过感恩节。纯如和布瑞特此行还为了参加布瑞特弟弟的婚礼。对纯如来说，还有另外一项重要活动：她的新书《蚕丝》将在香槟市“老少咸宜”书店（Pages for All Ages Bookstore）举行签售仪式。1995年11月22日早晨，纯如接受了WILL-AM电台的杰克·布莱顿（Jack Brighton）的采访。晚上7点，当绍进和我陪着纯如一同到书店进行签售时，遇到了许多老朋友、纯如的高中同学、大学好友、老师和教授等等。事实上，这就像是一个盛大的欢迎派对！
对于纯如来说，她的第一本书就像她的“头生子”。对我来说，1995年11月22日那天，拿着那本书，就好像抱着我的“外孙”一样！纯如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用来讨论这本书啊：从申请经费支持，到中国之行，从翻译有关钱学森的中文文章，到把锁在国家档案馆里的纯如救出来。绍进和我一直是纯如的拉拉队员。这是纯如的一段人生经历，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