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出版经历了几次波折。1996年10月25日，纯如告诉我们，她完成了初稿，会给我们寄一份征求意见。她还说，她还准备再补充两章“掩盖真相”（后来定名为“第二次屠杀”）和“幸存者的命运”。在1996年11月13日发出的邮件中，纯如写道：
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的邮件！苏珊·拉宾娜现在忙昏了头，但她说还是会尽快审阅我的手稿。告诉我你们觉得我写得怎么样——尽管把意见写在书稿上，把你们的真实看法告诉我。我尊重你们的判断。
有时候，当我看自己写的稿子的时候，我会考虑是否应该在文章中加入更多的场景（个人故事）。还有时间把这些故事加进去，因为我手头资料富富有余。等着看苏珊会怎么回复我吧。
爱你的，纯如
我当时很忙，因为整个微生物学系要搬到另外一栋新大楼里去。11月的时候，我花了两周时间才赶在感恩节前安顿好我在新实验室中的办公室。
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才看完140页的初稿。绍进和我都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用于阅读纯如的手稿。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失望。我们对纯如说，一些地方写得巨细靡遗，而另一些地方则过于简单。此外，我们非常坦率地告诉她，故事讲得缺乏激情。纯如听了我们的意见，说她会再等等看苏珊·拉宾娜怎么说。
直到一个月后，苏珊才抽出时间来看书稿。纯如后来打电话给我们说，苏珊也对第一稿很不满意，她的意见与我们的非常相近。纯如问我们，是不是她已经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我们试图让纯如振奋起来，安慰她说，她可以修改——初稿就是用来修改的。绍进和我还指出，初稿中的某些地方写得很好，并不是全都很糟糕。我们全力向她保证这一点，并且提醒她留心那些写在稿页上的问题和评论。苏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也给纯如提了一些建议，帮助她修改。纯如觉得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她掌握的素材太多，叙述本身反而被削弱了。看过每一桩暴行之后，纯如已经感到麻木了，叙述开始变得千篇一律。当一个作家丧失了自己的敏感之后，不可能写出感人的文字。
反思起来，和纯如写作第一本书《蚕丝》时不同，她在1996年面临太多分心的事了。那一年，她不仅在写《南京大屠杀》，还在为下一本书撰写选题计划，同时为《蚕丝》的库存销售提供帮助。纯如要把这些事情做好的压力很大，而且部分压力来自她自己。另外一个原因是，《南京大屠杀》的出版合同设定了截稿时间：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纯如和出版商希望这本书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之前出版，从而吸引外界关注。这是最佳的市场营销策略。
不管怎样，我几乎没见过几个学者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化如此多的信息，除此之外，这个故事如此悲伤压抑，也令纯如情绪低落。我能了解为什么书的第一稿会如此令人失望。
1996年圣诞节和1997年新年，纯如和纯恺都没有回家。我们计划新年后去看他们。放假这段时间，我替纯如将一些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因为她想了解中文媒体如何报道约翰·拉贝。圣诞节前的一整天我都在翻译这些报道。当天晚上，我把译文寄给纯如，附言道，“老天爷！我花了整整一天，纯如，你太对了，请人翻译很贵的。而你却可以得到免费的翻译！”
她给我回信说：
亲爱的妈妈，
你简直是个圣人。没错，我知道，翻译既耗时又昂贵——所以杰夫·海涅和巴巴拉·玛欣免费帮我翻译的那些东西才那么珍贵啊！我真的很感动于你花了整整一天帮我的忙……
爱你的，纯如
绍进和我1997年1月3日飞往加利福尼亚，看望纯如、布瑞特和纯恺。1月7日是绍进的六十大寿。在中国传统中，这是个大日子，值得大加操办一番。纯如催我们到加利福尼亚一同庆祝——与此同时，她说我们还可以借此参观她和布瑞特在森尼韦尔的新家，以及纯恺在旧金山的家。自打他们1996年年中的时候从圣巴巴拉搬到湾区之后，我们还没看过他们住的地方。此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帮助纯如将更多的中文资料译成英文，用于书的第二稿。
纯如和布瑞特的公寓位于硅谷正中的一个住宅小区。正如他们以前描述过的，小区有游泳池以及其他一些运动健身设施。他们的公寓是个两居室。我对他们两个的这套小公寓的第一印象是，书架太多了。几乎每一面墙都摆着书架，书架上塞满了纯如的书。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深知纯如是多么喜欢看书和买书。除了卧室、客厅和厨房之外，还有一个小房间用做纯如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书桌，上面摆着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和更多的书和笔记本。一点都不肯浪费时间，纯如马上把她想要我们帮忙翻译的中文资料拿给我们看。她说她正根据苏珊和我们的意见修改书稿，时间很宝贵，而她当时同时也在写中方关于南京大屠杀记载的部分。纯如想知道，为什么当时中国的首都会在1937年12月13日这么快就落入敌人之手。她从国史馆收集到的资料中有蒋介石和负责保卫南京的战区长官唐生智之间的电文。纯如想知道这些电报的内容，找出一些线索。对我们来说，将中文文件翻成英文通常并不困难，但电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因为在拍发过程中需要为每个中文字编码和解码，电报通常尽量简化文字以节约时间和金钱。正因如此，那时候的电文中，一些中文字被用以代表特定含义，如电报拍发的时间和日期。如果不了解这种规则，几乎没办法理解电报中的内容。在战后，因为电报技术的新进展，这种规则已经被废弃多时。
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互相拍发的电文时，我很难完全了解其中含义。幸好，绍进小学时曾经学过这种电报规则，他和我一起翻译了唐生智1937年12月9日和11日拍发给蒋介石的绝望的战报。其中描述道，南京的城墙在日军的猛烈袭击下已经严重受损。我们读到蒋介石最后向唐生智下达的撤退命令，尽管蒋介石在11月初的时候曾经要求唐生智死守南京。这些电报虽然简短，但历史意义却极为深远。
绍进和我坐在纯如小公寓的蒲团上，对纯如口述译文，而她用笔记本电脑将其记录下来。她还给我们看了她收集到的打算用于书中的照片。我很难直视那些摆在她床上的残忍的屠杀照片。我还记得，我提醒她说，应当仔细检查每一张照片的出处。她说所有的照片都来自档案馆，大多数此前都曾经在媒体上使用过。
我们在加州对纯如和纯恺的探访为期很短，但却令人难忘。绍进的六十大寿过得十分欢乐隆重。纯如、布瑞特和纯恺在晚饭后送给绍进一个惊喜——一个巨大的冰激凌生日蛋糕。家人能够再次团聚也令人欣喜。
纯如一直在修改自己的手稿，1月22日，她给我写信说：
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给我鼓劲儿的邮件。我一整周都在写书，现在对手头的资料更有信心了……
书中的每一章都不长，所以我将它们当成一篇演讲来处理……把章节当成演讲迫使我将每一个想法去芜存菁。
最近，我读了许多世界经典演讲，从中寻求灵感。这些演讲真有令人屏息的力量——比散文要雄壮有力得多了！晚上，当我读起拿破仑、达罗、丘吉尔等人的演讲时，我觉得完全沉浸在其中，仿佛在和他们对话一样。文字是保存灵魂精华的唯一方式。演讲最令我激动之处在于，即使演讲者已然作古，长眠地下，他们的精神依然永存。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宗教——永生的最佳方式。（现在恐怕也是死后获得永生的唯一方式。）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讲词中去。我之前的阅读主要局限于散文、戏剧、小说和诗歌。
爱你的，纯如
2月20日，纯如写信给我说，她已经完成了对书中主要章节的修改，准备用接下来的一个月写序言和关于日本掩盖事实真相的章节。我们收到了纯如寄来的修改后的手稿。她的进步明显，我们如实相告。
3月份，纯如完成了序言部分。她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有关掩盖事实真相的那一章。每修改一次，纯如都会用电子邮件或美国邮政快递寄给我们一份征求意见。最后，在纯如和苏珊最终定稿之前，我们一共收到了四五个不同的修改版本。这些手稿打印质量很糟糕，因为纯如的打印机早已年久失修。字母a和o看起来完全是黑黑的一团。此外，页边的墨迹颜色极深，有时候我们几乎无法阅读。纯如需要买台新的打印机了，但她没有时间，或许也没有钱——对一个承受着时间和财务状况双重压力的独立作家来说，日子并不好过。
最后，5月间，纯如将全部修改过的手稿寄给了我们。读完引言之后，我深深为她的激情所打动，这是初稿中所没有的。纯如真心想要为遇难者呼号，现在这些倾诉终于付诸笔墨。正如纯如此前跟我们说过的，我们发现苏珊精心编辑了序言和其他章节。在读到“第二次屠杀”那一章时，我清楚地看到日本右翼组织是如何刻意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隐瞒大屠杀的真相。尽管我对纯如揭露这些丑恶行径的做法和勇气暗自喝彩，但同时也非常担心纯如的安全问题。这种担心并非毫无依据。我们很早就从中国历史中学到，战争期间，为了征服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曾使用过恫吓和暴力手段对付许多中国领导人，甚至实施暗杀。我跟纯如讲了这些故事，要她务必小心。纯如安慰我说，她会没事的，而她也不愿意从书中省略掉那些关于日本掩盖事实真相的章节。但我知道，这本书出版后，她将成为日本右翼组织的眼中钉、肉中刺。
4月的时候，我母亲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了。绍进和我准备在母亲节时去探望她。当纯如听说外婆健康状况不佳而我们打算前往纽约的计划时，她立即订了张飞机票，和我们在纽约会合。
纯如非常善解人意，动身前往纽约前给我寄了一张美丽的母亲节贺卡。这张卡片是紫色的，上面有朵美丽的鸢尾花——花的名字与纯如的英文名是同一个。在卡片里面，纯如写道：
妈妈——十分感激你为《南京大屠杀》所投入的一切：校对，翻译，长时间的宝贵讨论。你是大多数写作者梦想拥有的母亲——智慧，热情，无止境的支持，鼓舞人心。我爱你，一言难尽。
纯如
我的眼睛湿润了。这些话实在令我感动。
5月9日，我们抵达了纽约，第二天我们一起去看纯如的外婆。看到一向精力充沛、活力十足的外婆现在瘦成了骨头架子，我们都很吃惊。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很难过。母亲节那天，我们用鲜花装饰了医院的病房，围在母亲的病床边和她一起度过节日。这是我和母亲过的最后一个母亲节。
纯如在纽约多住了几天，拜访苏珊·拉宾娜和其他一些基本书局的人。我们回家后，纯如将基本书局发生的变故告诉了我们。显然，那里正在经历剧变。珀修斯（Perseus）出版集团将要收购基本书局，整个公司都要结构重组。许多现在在那里工作的人都要离开，其中也包括苏珊。纯如既吃惊又担心。她怕自己的书的出版计划或许会被取消。苏珊安慰纯如说，她的书还是会按计划出版，但她必须尽快完成。纯如说，整个基本书局的办公室看上去就像是追悼会礼堂一样。人们表情严肃沉重，说话时窃窃私语。苏珊告诉纯如，她6月底就会离开，那之后，纯如会有一个新的图书编辑。
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我很为纯如担心。且不说纯如和苏珊合作得非常好，假如珀修斯出版集团最终决定不出版这本书的话，纯如就浪费了至少两年的宝贵时间，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也将继续不为世人所知。
5月23日，我们从纽约返回的第12天，绍进和我飞往洛杉矶参加他的侄子Eric的婚礼。5月24日，婚礼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接到了弟弟的电话留言。那是个坏消息：我母亲已于纽约时间当晚7点40分离开人世。那一刻，纯如和纯恺也在房间里。我们四个立即讨论应该怎么办。绍进和我决定马上返回厄巴纳，准备一下然后赶到纽约参加葬礼。花了很长时间一一打电话取消原有行程，预订新的机票和住宿，忙着这些事可以帮助我排遣自己的哀伤。5月30日，我的兄弟姐妹及其家人全都出现在纽约的追悼会上，向母亲告别。母亲终年83岁。
虽然我知道母亲的去世是早晚的事，尤其是她已经病了这么长时间，但当死亡最终降临时，我仍悲痛欲绝。母亲与乳腺癌斗争了18年，经历了多种治疗手段，饱受折磨。她永不放弃希望、永不停止抗争的精神对我是一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