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葬礼后，我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无法摆脱母亲逝世带给我的忧伤情绪。我一直在想，母亲在世时，我本可以为她多做一些事情。内疚和悔恨压倒了我。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停止工作一段时间，陪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日子？我是多么的自私啊！我的母亲为我和我们一家牺牲了那么多，但我却不肯牺牲几个月的工作时间去陪伴她。想着这些应该做而没做的事，我晚上辗转难眠。最奇怪的是，我无法像当初坐在飞机上前往父亲葬礼时那样大哭一场。这种伤痛更深。我的脸因为悲伤而扭曲。我在实验室里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沉默令约翰·克罗宁十分关切。有一天，他拍着我的后背，柔声说，“我能体会你的悲伤，但死亡是生命尽头不可避免的事。”我的泪水瞬间滚滚落下。
纯如也明白我的悲伤，她发电子邮件来问：“这些天你感觉怎样？希望你不要因为外婆的去世过于沉痛。我知道你跟她关系很亲密（正如我和你一样），而母亲去世所带来的打击远比外婆去世的打击要大。”她继续写道，“能够和她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读小学时，我的许多同学都已经至少参加过一次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的葬礼了。”
我很感激纯如能够体谅我的悲痛，尤其是当时她自己也在面临基本书局解体所带来的危机。因为人员的突然变动，纯如极其努力地工作，希望尽早完成自己的书。6月6日，她写道：
亲爱的妈妈，
你可不知道自打回来后我工作得有多卖力！这周早些时间，我一连工作了30个小时（我太聚精会神了，睡不着觉）。我希望周末可以结束写作……这周的每一分钟都被用在这本书上（版权事项、标题、图片版式、苏珊的修改意见，如此种种），看到一切这么快就各就各位，我真的很激动。谢谢你，我已经搞定了书中大部分中国人名字的中文写法。这一周里，人们也纷纷用传真发来他们的中文名片，现在我似乎已经拿到所有的中文资料了……
爱你的，纯如
台湾的出版机构天下文化曾经将纯如的第一本书《蚕丝》翻译成中文，现在他们也已经取得了《南京大屠杀》一书的翻译权，准备在1997年与美国版同步发行中文版。正因如此，纯如请我将出现在她书中的中文人名和地名用中文写出来传真给她。
1997年6月16日，纯如给我写信说：
亲爱的妈妈，
生日快乐！我过于投入自己的工作，几乎把这件事忘了……
我今晚保证给你打电话，应该是在你和爸爸一起庆祝过生日之后。
今天，我一直在尝试找齐所有可能替我写书封推荐的联系人的姓名和地址。昨天晚上，我和达勒·马里奇（Dale Maharidge）谈过了，他说他很高兴替我写封面推荐。听说苏珊·拉宾娜（要离开基本书局）的消息他很震惊。他还告诉我另外两个坏消息：
两位知名作家——安东尼·卢卡斯[Anthony Lukas，《共同点》（Common Ground）一书的作者]和迈克·多雷斯[Michael Dorris，小说家路易丝·恩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丈夫]最近自杀了。卢卡斯自杀的原因是他刚刚完成了一本自己认为非常糟糕的书（不过，他的图书编辑却宣称这本书棒极了），多雷斯则是因为自己的婚姻破裂，而且被妻子指控猥亵他自己的女儿（他在遗书中否认了这项指控）。
同大多数作家相比，达勒和我还算头脑清楚的……
爱你的，纯如
纯如一直认为自杀是一件恐怖且不可理喻的事。
纯如告诉我们，她的新任图书编辑保罗·葛洛博（Paul Golob）通知说，书的出版日期推后到了11月7日。我提醒纯如，这本书一定要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之前或当天发行，从而收到最大的宣传效应，她可不能让基本书局将日子再往后延了。纯如还提到，书的封面被重新设计了，葛洛博认为现在的封面看起来好得多，会将它传真给纯如。纯如答应一收到封面传真就发给我们一份，因为4月的时候，她曾表示过对最初的封面设计非常失望，这引起了我们和她的朋友之间的多次讨论。纯如的许多朋友都主动提出替这本书设计封面，或是通过纯如向基本书局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
6月25日，我们收到了新封面的照片。依大家看，这个封面显然更贴近图书主题：背景是长江岸边遍布的尸体，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和一个日本军人位于最前面的位置。我们觉得这个设计是看过的众多备选方案中最好的一个。我对纯如说，这个封面非常引人注目，它捕捉到了书中主题的精髓与激情。几个月后，当这本书摆放在书店中时，鲜红的封皮与日本国旗在书架上十分醒目，令周围的书全都黯然失色。
几天后，厚厚的一大本最终修订稿寄到了。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回纯如把书稿寄给我们征求意见了。绍进和我用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的那个周末细心地读完全书，将我们的疑问和发现的错误列出一张表寄给纯如。但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错误都不过是拼写上的了。我给纯如写信说，“我喜欢最后的这一稿，毫无疑问它比第一稿或第二稿好多了。我最喜欢开头和结尾这两个部分。你总结得非常好，非常酣畅，淋漓尽致。我很想知道别人都怎么想。你收到其他人的反馈意见了吗？”
事实上，纯如的确收到了一些反馈意见。她将终稿寄给了一些朋友征求意见。她告诉我，4月份的时候，她和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好好聊过一次。他对纯如的稿子十分欣赏，同意替这本书撰写序言。看过纯如寄去手稿的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和作家也都对其大加赞扬，其中包括理查德·罗德斯、郑念、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他们都答应为这本书撰写书封推荐。纯如还告诉我们，1995年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她认识了一位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尔（Rana Mitter）。米特尔很高兴替纯如写书封推荐。在她和基本书局联系过的作家中，郑念对纯如的书尤其反响强烈。郑念是《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书的作者，她对纯如说，她已经82岁了，很高兴看到一位年轻、有天分的女性写了这样一本书。
那年夏天，纯如也在四处找工作。令她喜出望外的是，在接受劳埃德–里特尔（Lloyed-Ritter）咨询公司的面试时，她当即被录用。纯如告诉我们，面试官对她的简历和她回答问题的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从7月初起，纯如在这家咨询公司位于森尼韦尔的办公室开始了朝九晚五式的工作。不过上了几天班，纯如就开始抱怨感到很累，因为她实际上在做两份工作。一份是办公室工作，另一份则是书稿最后阶段的工作，纯如早上6点钟就得起床给基本书局打电话安排一系列与图书出版有关的事情，诸如脚注、书封和书封推荐等。这之后，在办公室里替公司接听了8小时电话后，纯如又得继续为书的校对和脚注核实工作几个小时。那段时间，基本书局的出版活动一片混乱，因为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到7月份的时候，纯如的图书编辑和几乎所有的助手都已经离开了，纯如只好亲自去做许多通常由出版商来完成的工作。
纯如在那家咨询公司工作了一个月就辞职了，因为她没办法保证足够的睡眠。幸运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很有人情味儿而且非常喜欢纯如，他告诉纯如，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回来上班。
纯如那段时间特别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正积极筹划一次推广《南京大屠杀》的巡回签售旅行。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华人社团以及一些著名大学都希望纯如前去演讲。基本书局只愿意支付纯如在两个城市的图书签售相关费用，东海岸和西海岸各选其一。纯如必须自己牵头协调整个图书签售行程。她联络了准备前往举行签售活动所在城市的许多亲戚朋友和非营利组织，住在他们家中。那些发出邀请的组织部分负担了纯如的旅行费用，但那段时间，计划安排行程占据了纯如大部分时间。
1997年7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纯如向我们转发了多篇关于在香港和台湾的日本办事机构前举行游行示威的文章。人们要求日本正式道歉，作出战争赔偿。中国发表的一份声明也指出，中国政府对此事持比以往更加坚决的立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提出严正警告。显然，中国的大国崛起令其有余力重新回顾过去的历史，而在以往，深陷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国政府无力顾及此事。对纯如的书来说，这是个大好消息，因为会有很多人关注中国及其历史。
1997年11月3日，纯如告诉我们，她终于收到了两本印刷好的《南京大屠杀》。当她拆开棕色包装箱的时候，手不禁为之颤抖。她说她拿着书翻看了很长时间，完全沉浸于其中。我怎能责怪她的自我陶醉和欣喜若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