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忘了那一天。但我永远都不会。
那是2004年11月9日，星期二。早上8点半，电话响起，女婿布瑞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打来说，我们的女儿张纯如昨天晚上悄然离家。她的车，一辆1999年出厂的白色奥兹莫比尔阿雷罗（Oldsmobile Alero），也不在车库里。
我们匆忙赶到步行两分钟距离外的他们家中。一名圣何塞警察已经在那里。他和布瑞特稍作交谈后便即离开。布瑞特递给我们他在纯如电脑旁边找到的一张打印出来的遗书。那是写给布瑞特、我丈夫张绍进、纯如的弟弟张纯恺（Mike）和我的。纸条打印时间是凌晨1点44分。上面写着：
亲爱的布瑞特、妈妈、爸爸和纯恺：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
正如我跟布瑞特说过的，当你相信你拥有未来时，你想到的是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而当你不相信时，日子不是以天——而是以分钟来计算的。
你们不会希望一个人在她的余生如行尸走肉般活着……我想过逃离，但我永远都无法挣脱我自己和我脑中的那些念头。
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把这种痛苦的一部分加于他人，尤其是那些最爱我的人。请原谅我。原谅我，因为我无法原谅自己。
爱你们的，纯如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甚至可以听到它撞击胸膛的声音。我无法呼吸。我对绍进和布瑞特说，我们得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过去的几周里，纯如常常说，她不想再活下去了。自打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她一直深受抑郁症的折磨。纯如去那里是为了采访美国二战老兵，为她关于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的书收集资料。8月12日动身之前，她已经连续4天不眠不休，也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到路易斯维尔不久，她就在旅馆房间里崩溃了。绍进和我坐飞机赶过去，把她带回圣何塞。这之后她接连看了三个精神病医生，一直在服用抗精神病和抗抑郁药物。10月份的时候，纯如的儿子，两岁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被送到伊利诺伊州的爷爷奶奶家中。
我和丈夫无法理解，纯如的生活怎么会这么快崩塌。那年春天，她刚刚为宣传她的新书《美国华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进行了一次为期5周的旋风式签售旅行。旅行开始前，她看上去还一切都好。但当5月初结束签售回到家中时，她却变得心事重重，认为有人将对她不利。在那次精神崩溃事件发生3个月后，她的恐惧症进一步恶化了。
10月28日那天，我在她的皮包里发现了一份持枪许可申请和枪支安全使用手册，并由此发现她曾光顾过圣何塞东部的一家枪店。当我质问她的时候，她意识到我在密切注意她的一举一动，于是开始疏远我。她不回复我的电话和电邮。我买了鲜花和食物送到她家门口，但她甚至不让我进门或接近她。
现在，她就这么留下一纸遗言然后消失不见了。但我仍抱有希望。或许她会回心转意，很快回家，就像9月份时，她曾跑到本地一家旅馆住了一天，但晚上就回家了。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可那一刻我的双腿和双手都不禁簌簌发抖，我开始祈祷。
绍进和我回到家，开始准备外出寻人。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计划的话，我们不可能找到她。
“我们怎么办？”绍进绝望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声音颤抖着说，“让我先问问警方。”
我按照布瑞特留给我们的号码打电话给圣何塞警察局，询问警方是否有了任何关于纯如的消息。一个警官告诉我，警方已经将她的姓名和车牌号输入了失踪人口数据库。
“没有新的消息。”他告诉我，并向我们保证，一旦有任何进展，警方会立即通知我们。
我十分绝望，每隔半小时就给警察局打一个电话。得到的答复都一样。
“你觉得纯如会怎么做？”我问绍进。
他没有回答。他和我一样害怕。
我决定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至亲。首先，我打给儿子纯恺。他是除我们之外唯一知道纯如真实状况的人。纯恺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为硅谷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办公室离我家很近。但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在纽约出差。我打通他的手机，纯恺闻讯后震惊无语，马上决定搭最早一班飞机飞回来。
接着我又打给我的大哥张铮铮（Cheng Cheng），他就住在附近的帕洛奥图（Palo Alto），还有家在新泽西的弟弟张彬彬（Bing），以及马里兰的小妹张菁菁（Ging Ging）。与此同时，绍进也在给他的两个哥哥——住在新泽西的张绍远（Shau Yen）和洛杉矶的张绍迁（Frank）打电话，希望他们可以帮上忙。所有人闻讯都大吃一惊，因为之前纯如不让我们把她的精神状况告诉他人，甚至是至亲。我的兄弟姐妹中没人知道纯如患有抑郁症。他们试图安慰我，说纯如一定会回心转意，放弃自杀的念头，很快回家。但他们也拿不出可行的意见来。
每个人很快就又打电话过来，询问纯如的病情近况。光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细节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2004年9月21日，这个我生命中曾经最糟糕的一天，此时却给了我希望。那一天，纯如失踪了几个小时。当时布瑞特出差在外，我和绍进负责照顾纯如。
当纯如未能按照之前说好的那样在晚上之前回家时，我们向警察局报告了她失踪的消息。那时她正在服用一种新的抗精神病药物Abilify（安律凡），外加抗抑郁药物Celexa（喜普妙）。她经受了药物副作用，如肩膀和腿部疼痛，嗜睡，还有易于激动。
尽管我反对，那天早晨，她仍旧坚持自己开车去图书馆。晚上8点，她终于回到家。她告诉我们，她买完东西之后实在太困了，只好住进附近的一家皇冠酒店（Crowne Plaza Hotel），埋头睡上几个小时。我们当时只觉如释重负。
于是我想着，或许这次纯如又住进了哪家旅馆。我用颤抖的手翻开电话黄页，打给皇冠酒店和附近其他的主要旅馆，问他们是否有一个名叫Iris Chang（张纯如的英文名）或Iris Douglas（张纯如从夫姓的名字）的女客入住。答复都是没有。
我又开始查找附近海滨和山区的温泉度假村的电话号码。纯如喜欢按摩，之前经常和布瑞特还有她的朋友一起去温泉度假村。但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没有符合描述的类似客人。不过，我仍寄希望于纯如或许会使用其他名字登记入住。
我忧心如焚，浑身战栗。我不断打电话给布瑞特，问他是否有新的消息。布瑞特已经将纯如失踪的事告诉了他身在伊利诺伊的父母，并忙着在纯如的书房寻找线索。他把能找到的所有信息都发给负责此案的探员。
看着绍进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眼前突然浮现起纯如在书店里闲逛的样子——这是她从小就最喜欢做的事。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当地的几家大书店。我问他们，是否曾在店里见到一个瘦瘦高高、披着黑色长发的亚裔女子。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
我拨纯如的手机，像往常一样，关机。我给她写电子邮件，求她回家。我想她即使躲在什么地方，或许也会偶尔查看一下电子邮箱。
接近黄昏时，我的嗓子因为讲了太多电话已经变得沙哑。我已精疲力竭，而警方仍无新的消息传来。我对绍进说，我们得出去找找她的车，尽管我知道找到她的机会渺茫。不过我们还是得去找她，我说。我不能就这样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绍进开车在附近几家纯如喜欢去的旅馆和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转来转去，我在其中寻找她的车牌号码。我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搜寻车和车牌上。但依然没发现纯如的车。
我的心仍在悸动，随着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希望也逐渐破灭。皇冠酒店停车场昏黄的灯光下，我们绕了最后一圈，然后放弃，开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