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我就要动身去参加《纽约客》杂志举行的派对了。如果没有累趴下，我今晚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那些在曼哈顿发生的令人兴奋的事！
爱你的，纯如
纯如后来从纽约打来电话，跟我讲了所有那些好消息。最令人兴奋的是，她从企鹅出版社那里拿到了《美国华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一书的一大笔预支稿酬——数目大到她不愿跟我们透露具体数额。纯如还要再举行一个月的图书签售和演讲活动，她当时正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路上。她说，一旦旅行结束，她便会马上开始写下一本书，保持写作的高潮。
《南京大屠杀》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应验了纯如对自己早晚有一天能够成为畅销书作家的预言。因为进了畅销书榜，她也得以为自己的下一本书争取到巨额预付稿酬，终于缓解了一直压在她头上的财务压力。现在事实证明，纯如的职业写作并不是一桩赔本生意，但当然，一路上要经过许多艰难与奋斗。即便是在一切看来最无望的时候，我仍为她的自信而鼓掌欢呼。
现在，有了第三本书的预付稿酬在手，纯如终于可以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一直坚持写作，而无须考虑再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问题了。每当想起她的生命竟然骤然结束，无法享受自己辛苦工作换来的成果，我就伤心不已。
12月1日与日本大使的辩论结束后，我以为，那一年纯如应该不会再公开露面了。但我错了。纯如对我说，旧金山的维护中日战争史实活动组织邀请她于1998年12月9日参加《联合国人权宣言》颁布50周年的纪念活动。纯如与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圣雄甘地的孙子阿伦·甘地一道，在旧金山的共济会中心与500多人见面。纯如对听众说，揭开真相是治愈和预防种族灭绝的良药，她坚信“对抗人道主义的罪行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或否认”。
1998年圣诞节将近时，纯如对我们说，她和布瑞特应邀于12月底去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黑德岛参加周末复兴会（Renaissance Weekend）活动。纯如对我们说，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由琳达·勒苏尔·拉德（Linda LeSourd Lader）及其丈夫、前任美国驻英圣詹姆士宫廷（Court of St. James）大使菲利普·拉德（Philip Lader）共同主办，邀请全美国各个领域的创新领袖及其家人一道度假。来宾度假期间通过报告、研讨会、小组讨论和学习班等形式交换彼此的看法。纯如对此非常激动，因为她能够借此认识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杰出人物。她还告诉我们，克林顿总统夫妇每年都会参加这一活动，所以她有机会见到他们。
参加完周末复兴会活动回家后，纯如给我们写了一封15页的长信，描述她在活动上的见闻。她对我们说，不能把她写的这些内容给别人看，因为这样的话，她可能永远都无法再受到邀请了。（这是规矩。）纯如很惊讶，一些出席者一见面就认出她来，这些人本身就是一些名流。
因为我不能透露纯如对我们提到的那些细节，在这里，我将只是列出她见到的那些人的名字：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权主义者，《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作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CNN记者；彼得·本奇立（Peter Benchley），《大鲨鱼》（Jaws）的作者；谭恩美，《喜福会》的作者；还有另外一些名人。但最重要的来宾是克林顿总统和第一夫人希拉里。纯如说，新年夜的活动上，他们两个露面发表了讲话。纯如有机会分别与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合影。她还将一本《南京大屠杀》和封面上有她照片的9月号《读者文摘》送给了克林顿夫妇。纯如甚至在晚会上找到机会与克林顿夫妇短暂交谈了片刻。谈话时间并不长，因为他们身边围着许多想和克林顿夫妇交谈的人。几个月后，纯如收到克林顿总统用白宫信纸写来的一封签名感谢信，表示他已经收到了她的书。尽管纯如曾经批评过克林顿总统在一些问题上的做法，但她承认，当她得以近距离接触这样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她还是激动得不能自抑。
自从柏书房1998年春天取得纯如的书的日文版版权后，一直到7月份，纯如都没有听到任何翻译的进展。纯如告诉我们，她听说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教授拒绝了柏书房请他们评价译本的要求，至少其中一个人承认，拒绝的原因来自某个“不为人知的组织”对其家人施加的压力。纯如说这可不是好征兆。与此同时，有谣言说，当柏书房获得《南京大屠杀》一书日文版权的消息泄露后，这家出版社收到了死亡威胁。
绍进和我都很关注这本书日文版的进展。于是，纯如从基本书局或日本出版社那边一得到什么消息，马上就会告诉我们。她还将与柏书房最重要的那些往来信件转发给我们。那时候，因为围绕柏书房出版日文版这件事所发生的种种异乎寻常的事件，纯如觉得，有朝一日，这可能会成为她回忆录中重要的一章。
我仔细梳理了纯如发给我们的有关日文版出版时间的笔记和邮件。众多细节和事件的曲折经过皆有值得一书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来自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压力最终导致日本版的夭折，直到又过了十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1998年8月，柏书房第一次表示出打算更改书中内容的意图。当月，柏书房对基本书局宣布，一个“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正在对纯如书中内容进行事实核查。该出版社的总编辑芳贺（Hiraku Haga）给纯如写信解释说，日本的保守分子坚持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采用的策略是“挑出作者评论中的细节瑕疵”，然后“指出这些错误的存在，表明作者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于是再利用这些错误证明全部内容的不可靠”。因此，芳贺希望日文版中的所有错误都在出版前被列出来。10月份，纯如收到一份长长的勘误表，上面是柏书房和“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认为书中存在的错误。出版商要求纯如同意将这份勘误表以附录或原文注释的形式放在书中。
纯如仔细检查了这份勘误表。她发现，少数情况下，“委员会”的确找出了书中的一些细微错误，比如名字拼写错误，纯如同意这些修改（总计大约十处）。但勘误表中绝大部分并不是对错误的纠正，而仅仅是增加了一些既有事实的细节而已。更糟糕的是，据纯如说，勘误表中的许多地方根本就是不准确的或是与一些广为接受的二战历史记录相抵触的，比如日本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扮演的角色。读完勘误表后，纯如发现，“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的真实意图不是纠正她的错误，而是重新解读整本著作，重写这段历史。于是，纯如不允许柏书房作出这些修改。我还记得，纯如在她紧张繁忙的日程中抽出很长的一段时间逐个核对那些勘误表上的错误。最后，她给柏书房写了一份相当长的共分三部分的备忘录，详细阐明了为什么大部分的所谓勘误根本就不是对书中错误的纠正。
纯如给他们发了电子邮件后，一度以为整个事件解决了。然而，芳贺回信说，他们请了一位历史教授为这本书的日文版写了篇后记。纯如发现，出版社将一些“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的主观且错误的评论放在了这篇后记中。纯如也不想让他们这么做。
与此同时，柏书房表示出对书中图片的顾虑。他们说，“委员会”无法确认某些图片的真伪。他们想要删除这些图片，或者在旁边加以注释说明，以免遭到右翼保守主义者的批评。纯如拒绝这一要求后，他们给她回信说，打算用一幅更准确的地图替换原书中的南京地图。在仔细看过他们提供的新的“准确”地图后，纯如发现，地图上没有列出大屠杀的行刑地点。她要求解释。回答是，“因为有关当局无法提供确切位置”。
纯如问我们，出版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她觉得柏书房迫于日本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正在动摇。纯如说，从一开始，这家出版社就收到了死亡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并不是说说就算了的。当年1月，一名手持棒球棍的右翼极端分子袭击了一家东京出版社的办公室，因为该出版社出版了曾经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一位日本老兵的著作《我在南京的回忆》（My Nanking Platoon）。一年前，当人们观看中国出品的电影《南京1937》（Don’t Cry Nanking）时，一个右翼狂热分子用刀子划破了银幕。
在纯如断然拒绝他们的修改要求后，有一段时间，她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柏书房的消息。然后，1999年2月，纯如开始接到日本媒体打来的电话。记者们请她就柏书房计划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版一道发行的勘误本发表意见。听到这些消息，纯如大吃一惊——她对此一无所知。她立刻要求基本书局的海外版权事务部出面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
基本书局获知，原来柏书房正打算发行另外一本名为《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如何解读〈南京大屠杀〉》（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Japanese: How to Read The Rape of Nanking）的书。这本书中满是对纯如的书的负面评论，还有一些“南京事件研究委员会”成员发表的质疑文章。听闻此事，纯如震惊了。事情很快变得越来越戏剧化：当基本书局打听关于这另外一本书的事情时，柏书房立即推迟了两本书的发行时间。柏书房向新闻界宣布，是张纯如要求取消另外一本书的出版。这令纯如十分不快。事实上，直到基本书局开始调查此事之时，纯如对另外一本书的存在根本一无所知。
纯如对记者说，她并未许可在她的书的日文版中加入“增补”或“修订”部分。如果柏书房想要出版另外一本关于她的书的书，那根本不关她的事——只要这本书别放在她的书里就行了。
接下来，1999年2月24日，柏书房通过美联社发布了一份前后矛盾的声明。芳贺对美联社说，柏书房 “没有必要就另外一本书征求她的意见，因为那是两码事”，不过他坚持说，如果张纯如不同意她的书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这本书同时发行的话，他们可能会终止出版纯如的书。“我们不会单独出版她的书。”芳贺说。
纯如还告诉我们，她有证据表明，芳贺原来的计划是将另外一本书与她的书绑定发行——事实上是作为“指出原著中错误”的修订本。2月份的时候，网上出现了一份新闻稿，宣布芳贺和藤原章（Akira Fujiwara）教授将于2月24日在东京的外国通讯员俱乐部共同主持一场专业研讨会。（当柏书房推迟了两本书的出版计划后，这次研讨会被取消了。）研讨会的主题是“南京1937？真相为何？”在这份声明中写道，“……出版商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一种没有先例的方式，将一个逐字逐句忠实翻译过来的译本同另外一本指出原著中错误并附带相关论文的修订本同时发行……”
纯如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行为。出版社在将原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必须忠实于原有内容，而合同中也没有半句提到出版商有权重新诠释书中内容。
当柏书房出版社最终决定不发行纯如的书的日文版时，某种程度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很高兴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对纯如说，推出该书日文版的时机尚未成熟，虽然日本人的确应当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不管喜不喜欢，这是他们的历史！”纯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