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纯如想要保存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经历的原因所在。她也想在书中保留下我们自己的家族历史。1999年春天，纯如给我们列了一份问题清单，要我们书面一一作答。这些问题包括我们是如何离开大陆前往台湾，我们如何到了美国，第一次登上美国大陆时感受如何等等。那年夏天回家时，她还在采访我们的时候制作了录像。纯如总是说，“说出来的话随风而逝。同样，未曾留下记录的生命也会消失，仿佛从来未曾存在过一样。”但不幸的是，到最后，因为篇幅有限，纯如没有将我们的家族历史收入《美国华人》一书中。即便这样，那本书也已经有500多页了。
1999年夏天，PBS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关于美籍华人的节目。当时正是播出此类节目、让公众了解华人群体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考克斯报告》和“李文和事件”依然余波未平。我们告诉纯如，这本关于美国华人的书将会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1999年底快到的时候，纯如告诉我们，她被一本美籍华人杂志《A Magazine》的千禧年专号评为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百名美籍亚裔之一。但纯如拒绝了前往洛杉矶参加庆祝晚宴的邀请，因为她想要专注于写作。从1999年8月开始，纯如已经多次拒绝了公开露面的邀请。她说，这样或许会得罪一些人，但她未来一两年中的主要目标是按时写完下一本书。在1999年11月12日的电子邮件中，纯如写到，“在过去几天里，我一直在忙着阅读，阅读，阅读……从书中选出重点章节，然后交给我的打字员。”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个月。
尽管时间极其紧张，纯如仍无私地将闲暇时间用来帮助年轻学生。我记得她对我说，在挑选帮忙录入研究资料的学生的过程中，一个前来面试的斯坦福大学学生跟她说，她想要写一写马尼拉大屠杀，希望能够与纯如见面，征求她的建议。纯如在感恩节将近的时候与那名学生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见了面。纯如对那些愿意学习或向她寻求建议的人总是十分慷慨。甚至是那些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学者或作家，她也是如此。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提出建议，帮助他们开展研究。例如，她曾告诉《空战英豪》的作者詹姆斯·布拉德利去联系关键性人物比尔·杜兰（Bill Doran）以获取叙述材料。纯如总是无私地给别人帮助——这样做的根源在于，她坚信真相应当被讲述，正义应当得到伸张。
那年，纯如的个人生活也值多事之秋。1月份的时候，她给我们打电话说，她准备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为下一本书收集资料，可能会在旅馆里住上一星期。
这时候，距离纯如在全国性电视台上与日本大使公开辩论只有一个月。因为辩论的政治敏感性，我担心纯如的切身安全。在电话里，我对她说，她应该谨慎从事，不要一个人旅行。纯如很不高兴，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发脾气反驳了我。她认为我杞人忧天，但我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正当建议罢了。毕竟，天底下哪个当妈的不会有某种程度的杞人忧天呢？我马上向纯如道歉，说我不该过分担心。事实上，她已经31岁了，又结了婚。但我仍觉得她是我心爱的小女儿，想要尽可能地保护她，尤其是在她与大使辩论之后，我的心中总有某种奇怪的不安，一直无法消除。
显然，那次电话之后，纯如也觉得很抱歉。1999年1月18日，打完电话后，她就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
亲爱的妈妈，
关于昨晚，真没必要为任何事道歉。我发了脾气，这真不好。如果我不是压力这么大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我昨天在城里开车的时候一直在想着你。我想起你和爸爸在过去30年里对我的栽培。在城里每个人似乎都在取笑我的时候，你们两个依然爱我、相信我。
你还记得吗，在我十几岁和上大学时，我曾向你吐露过我的雄心壮志，还有我最大的担心——担心自己无法实现目标。你总是说，“别担心，纯如，你会成功的。我知道你会。因为你与众不同，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有许多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特殊之处。从你出生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是特别的。”
这些话帮我度过了很多年——那些充满风险、失败和失意的岁月。你或许当时并未意识到，但这些话真的威力强大。它们改变了我的人生。正因如此，我们应该总是看到最好的一面，而不是担心最糟糕的一面。人总是会在潜意识里朝着期待的方向努力的。
爱你的，纯如
纯如的电子邮件让我在办公室里就哭了出来。我们彼此了解至深。她是我的女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从不犹豫跟对方倾诉自己的心事。一想到她仍记得我在她十几岁最不快乐的时光里给她的那些鼓励，我便心满意足。
1999年1月，纯如的朋友、美国女性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戴安娜·朱克曼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从中了解她的个人生活及对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作用的看法。纯如提到了她父亲，也提到了我。“我的妈妈和爸爸一直认为我们应当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父亲从来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而对我有所不同。他鼓励我学习数学和科学，因为这个，我特别感激他，因为这帮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思考者，更擅长逻辑和分析。我的父母都鼓励我博览群书。我从来不觉得我的选择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限制。”
纯如还在上大学时，有一次，绍进对她说，“你的智力绝对是百里挑一的。记住，你要比地球上99%的男人都聪明。”我不知道绍进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数据，但我觉得，他一定是在跟纯如讨论过一些数学难题或科学问题后得出的这一感觉。纯如告诉我，我们对她的信心在她成长过程中对她建立自信非常重要。
1999年2月，纯如和布瑞特搬进了森尼韦尔老旧金山路上的一座新公寓。这里离他们原来的公寓只有几个街区。准备搬进去的房子刚刚建成。5月底，我们去看他们的新房子的时候，发现在大楼附近有一条高压电线。纯如签合同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时候，纯如很想要一个小孩，发现此事之后，电线的事令她忧心忡忡，因为有新闻报道说癌症可能与住得离高压电线近有关。他们在那里只住了一年就又搬家了。
布瑞特这期间也换了份工作。他打算辞掉在应用信号技术公司的技术管理职位，到某个基金投资公司找一份定量分析师的工作。然而，在与纯如一道参加了周末复兴会后，他们发现，身处宽带互联网革命的中心地带是一件幸运的事。他们见到的许多来自纽约的人都在考虑辞掉工作到硅谷来。于是他们决定留在硅谷。布瑞特接受了思科公司的职位，从事技术研发工作。
除了专心写作，纯如这时候也在考虑生育下一代的事。1月份，她对我说，她去妇产科医生那里做了一次体检。结果一切正常。纯如很想尽快生个孩子。我们闻讯非常高兴，表示大力支持。我一直跟纯如说，有了孩子是多么快乐的事。尽管养育子女或许会对职业生涯有所妨碍，但我向她保证，这绝对是值得的。在1999年3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我们告诉纯如，从事教学工作30年后，绍进将于这一年的秋天退休，我也计划在2000年退休。如果纯如第二年有了小孩的话，我们很高兴到加利福尼亚帮她带小孩。我对她说，如果她真的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和外孙将正好差60岁。
1999年2月至3月间，关于纯如的书日文版的事成为新闻之后，她注意到电话线里传来某种静电干扰噪声。有一次，当她同图书编辑在电话里谈起日文版翻译的事时，两个人都听到了这种噪音，甚至听到模糊遥远的对话声。在那之后，纯如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能听到一声“咔哒”声。她担心自己的电话可能被窃听了。纯如将此事报告给电话公司，他们上门来检查了一次，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纯如告诉我们，她以后会多用电子邮件与我们及朋友联络，而不是打电话。
大约在这段时间，纯如和布瑞特很想买栋房子，生个小孩。但纯如正在多个城市开展巡回图书签售活动。1999年秋天，纯如终于结束旅行，两人开始找房子。他们选了一家位于洛斯加托斯山间的中介公司，很快看上熊溪（Bear Creek）附近的一栋房子。纯如很喜欢那栋房子，向我们仔细描述了从宽敞的落地窗向外看到的壮观景色。但房子位于山上，交通不便。布瑞特上班至少要开半个小时的车，17号高速公路在上下班高峰时通常又非常拥堵。他们意识到住在山上并不实际。两个人都已经习惯了住在城里的生活。幸运的是，卖家没有接受他们的竞价，两个人都暗自为此松了口气。
感恩节将近的时候，我们原计划前往加州探望两个孩子，但因为动身前一天绍进感觉不适，为安全起见，我们取消了这次旅行，结果证明这是最佳选择。尽管绍进迅速好转，但此时已经21岁的“猫”，纯如心爱的猫咪，却一病不起。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猫”的状况一直很糟糕。感恩节后没多久，11月27日星期六，我们带她去看了兽医，医生告诉我们，她的寿数将尽，他推荐我们为她实施安乐死。绍进反对这个主意，纯如亦然：我们想要猫咪自然而然地死去。于是我们将猫咪带回家。两天后，11月29日，猫咪死了。绍进很喜欢她，她的死对他打击很大。绍进给纯如和纯恺写信说：
亲爱的纯如、纯恺，
猫咪今天早晨（11月29日）在睡梦中离世。她昨晚12点钟的时候还活着，今天早上7点，我们前去查看她的状况时却发现她已经死了。我们将她埋在了后院，在那上面种了一棵柿子树。看她上周遭受的那些折磨真是令人难过。你妈妈和我都很伤心，但也因为她走得如此迅速和平静而感到宽慰。
爱你们的，爸爸
纯如回信说，她很高兴“猫”能安详地死去，我们不用为她实施安乐死。纯如回忆起了小时候和猫咪共度的那些时光。纯如最后总结说，不管怎样，“猫”活了长长的幸福的一生。
纯如再度受邀参加1999年底的周末复兴会，以盛大仪式庆祝新千年的到来。她邀请了绍进、我和纯恺一道前往，与她和布瑞特在那里团聚。因为时间安排的原因，我们推掉了她的邀请，但鼓励纯恺和他们两个一道去。为了这次活动，纯如特地从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买了一件优雅的紫色晚装。在活动现场拍下的照片上，我看见纯如、布瑞特和纯恺兴高采烈地享受着新千年的晚会。
1999年10月27日，纯如给我写了封电子邮件，回顾我们之前的电话长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实在应当感到幸运：
亲爱的妈妈，
几天前与你和爸爸的通话真好。很少有人能够像我们这样，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亲相爱，几乎每晚都要联系。老天爷真的很保佑我们家，我们必须每天都提醒自己记住这一点。我的许多朋友都不愿意和他们的父母聊天——甚至根本不说话。一些人就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在方振豪（Ben Fong-Torres）的回忆录《米屋》（The Rice Room）中，他说，语言障碍就像长城一样挡在他和他父母之间。“这是我生命中最悲哀的一件事。”他写道。
“我是一个记者，一个传播者——我的工作就是交流——但我却无法同我最希望交流的两个人交流。”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母亲。几天前，和理查德·罗德斯（Richard Rhodes）一起吃过午饭后，我匆匆翻阅了他的自传《世界上有个洞》（A Hole in the World）。如你所知，罗德斯小时候曾经被他的继母饿饭、责打并精神虐待（他妈妈开枪自杀了，他的父亲变成一个酒鬼，无力保护自己的家庭）。每次重看他的书，我都觉得理查德·罗德斯能活下来就是一件幸事。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不像《叶落归根》的作者马严君玲）。但他的经历比起那些中国大陆孤儿院里遭遗弃的孤儿来说又算不得什么了。我甚至不想提起这件事。
探索历史，追寻别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得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爱你的，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