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纯如最后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我必须逐日甚至是逐小时地记下她与魔鬼作斗争的种种曲折经历。这一章按照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写就。那些事虽然很戏剧化，但却相当真实。人们可以从中找出最后几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2004年，纯如专注于研究二战美军战俘的故事，为她的下一本书的选题计划作准备。故事有关美军第192坦克营的士兵，他们主要来自威斯康星、伊利诺伊、俄亥俄和肯塔基等中西部州。1941年，第192坦克营被派往菲律宾。他们在那里同日军作战，后来沦为俘虏。他们在菲律宾度过了一段地狱般的时光。尽管有人幸存，但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折磨。2003年11月，纯如到这些州采访了几位幸存者。现在，她系统地通过电话对这些人进行采访，并将谈话录下来。一问一答的过程常常持续几个小时之久，漫长而又费力。这些幸存美军战俘的故事恐怖得无可言喻。纯如说，甚至连她雇用的打字员在整理采访录音时都忍不住落泪。这本书的调子相当黑暗，对纯如的精神状况没什么好处。但她说，她无法拒绝那些老兵，无法容忍他们的故事被人遗忘。
《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我们强烈建议纯如不要再写这类残酷的题材了。所以她才写了《美国华人》。一听说她准备接下来写菲律宾美军战俘的故事，我们立即表达了担忧，但纯如说，她不能背弃那些老兵。
克里斯托弗出生后，纯如晚上在顶楼的卧室陪他一起睡。白天里，萍照顾克里斯托弗，纯如在书房里工作。布瑞特傍晚时照顾克里斯托弗，纯如则负责晚上。这段时间，克里斯托弗从带围栏的儿童床换到了一张普通儿童床上。他学会从自己的床上爬起来，跳到纯如床上，而这令纯如不得安眠。有时候纯如一直工作到夜里很晚。她刚上床，克里斯托弗已经差不多要醒了。纯如一直努力维持着克里斯托弗出生之前的工作效率。她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承受着持续的睡眠不足。
2004年3月，克里斯托弗一岁半的时候，纯如决定他应当和同龄的小孩一起玩了。此外，布瑞特的妈妈劳恩也经常从伊利诺伊打电话过来，提醒他们两个应当花更多的时间陪克里斯托弗，找个地方让他可以和其他小孩互动。于是，纯如改变了萍的上班时间，每周有两三个下午将克里斯托弗送到思科公司的托儿中心。
与此同时，我们打算在4月2日至23日期间到意大利旅游三周。遗憾的是，这次旅行正好和纯如为《美国华人》一书平装本外出宣传的时间重合。幸运的是，3月31日，劳恩和肯从伊利诺伊赶过来，在我们外出期间帮忙照顾克里斯托弗。
纯如出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图书签售旅行前，她给我看了她的行程表。我很吃惊，对她说，“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那么多城市呢？”
“我跟他们说了。但也只能这样了。”纯如回答道，有点不耐烦。
纯如之前为宣传《南京大屠杀》一书进行了多次签售旅行。现在，她已经是个中老手。我以为她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应付得来。于是，尽管行程安排令我不安，我还是觉得应该由着她去。因为即将到来的意大利之旅，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想这件事。
2004年11月，纯如去世后，我回过头反思她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我重新看了一下2004年她为平装本作宣传时的行程表。这次签售旅行从3月31日持续到5月6日，在这段时间，她走了20个城市，参加了35次签售活动，在美国来来回回穿行了4次。即使是一个体力和精神都在巅峰状态的人也会发现这个行程安排太紧张了。
3月31日，纯如当晚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参加一次集会。第二天，她乘早班飞机飞往达拉斯，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签售旅行。
4月2日，我们动身前往意大利。每当到了一个不同的城市，一抽出空来，我们就会找个网吧查收邮件，跟纯如和纯恺通报行踪。我们很高兴收到纯如的邮件。她告诉我们，图书签售非常顺利。
4月4日，我们身在罗马的时候，纯如发来邮件说，她在芝加哥的签售活动极其成功。她还附上了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冯达旋（Da-Hsuan Feng）的一封信。信里是纯如在达拉斯作报告时他的开场介绍。冯达旋对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大加赞赏。尽管纯如当时是在为《美国华人》一书作宣传，人们仍在谈论《南京大屠杀》。
2004年4月11日，纯如给我们写了一封短信，说她到了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4月16日，在一封回信中，她说自己正身在巴尔的摩机场，准备飞往波士顿。这些邮件都很短，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绍进和我4月23日回到家中。我们马上去看克里斯托弗、劳恩和肯。克里斯托弗见到我们很高兴。我们送给他在蒙特卡蒂尼买的礼物，一个木头的匹诺曹玩偶。
纯如在路上奔波的时候，她通常一有时间就打电话回家询问克里斯托弗的状况。4月26日，星期一，她将近傍晚时从圣迭戈回到家中。此时，她已经在外旅行了四个星期。这是纯如第一次有机会回家看看。她非常想念克里斯托弗，想要见他。
第二天，纯如本来计划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演讲。她觉得这次演讲非常重要，因为该俱乐部久负盛名。为了这次重要的活动，纯如认为她需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准备演讲内容，于是准备住在旧金山的酒店里。那天晚上，我们只在门口见了几分钟，然后她就冲出门，开车前往旧金山。离开前，她仅仅同克里斯托弗相处了很短一段时间。纯如看起来极其疲惫。
我很了解纯如。像其他职业母亲一样，她已经为没能花更多时间与克里斯托弗相处而深感内疚。她尽力做一个好妈妈，但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想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母亲，遵循传统的家庭观，这些都给纯如带来巨大压力。我很同情她，因为我本人也是一名职业女性。我能感受到整个社会加诸职业母亲身上的压力，即便是今天，许多女性应该也对此有所感受。
反思当日，绍进和我觉得，纯如自打4月份图书签售旅行回来之后，就变得心事重重，有时还显得心不在焉。她看起来非常累，完全提不起劲儿来。这或许是因为长达五个星期不间断的旅行所导致的，但纯如变得比以前更消沉，一副满怀忧虑的样子。我左思右想，试图找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最后，当时一件特别令我烦恼的事情跳了出来。
4月份的旅行之后，有一次，纯如对我们透露，在路上，她曾被人威胁。但她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遭到威胁。她只是说，“有个人演讲后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立即走开了。我是不是做错了？”她问我。
那时候，我觉得纯如没做错什么，也不应为此担心。为了打消她的疑虑，我甚至说，或许是她听错了。
但她说，“我觉得或许我不该立即走开……我觉得我处理得不好……”
2004年10月5日，纯如再次跟我和绍进提起这件事。那是在她自杀前一个月，我们正陪着她在箱根园散步。我们不知道她提到的这个人是谁，这件事发生于何时何地，以及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威胁过她。我们通常只是倾听，尽量不去追究那些细节，假如纯如不愿意跟我们提起的话。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习惯。
直至今日，我相信，在4月份的图书签售旅行中，一定发生了某些令纯如特别恐惧的事情。过去，这之前，我们对她人身安全的担忧纯如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她通常不跟我们说起那些发生在她身上的不愉快的事的细节。她认为在那次旅行中，一些人威胁了她而她未能很好地处理。因此，她觉得有些人在追踪她。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知道。我想恐怕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纯如变得越来越恐惧。
5月初的时候，纯如终于结束了公开活动。大约此时，布瑞特回到伊利诺伊的家中，参加高中同学聚会。母亲节那天，因为布瑞特不在家里，纯如说，她打算请我去听山景城演艺中心的母亲节音乐会。我对她说，“你也是个母亲了。为什么不一起庆祝呢？”
5月8日，星期六，母亲节前一天，纯如一手捧着一打红玫瑰、一打鸢尾花来到我们家中。在她的另一只手上，是一个可爱的白色小花篮，里面是一棵美丽的紫色植物。纯如决定与我一道庆祝母亲节，忘记自己近来的不快。我深受感动，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若有所失。
母亲节那天，纯如开车带我去了山景城演艺中心的音乐厅。音乐会上，她就坐在我旁边。灯光暗下来时，我能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十分不安。开车去音乐会的路上，她在车里也十分沉默。这很反常，一点都不像平日健谈的那个她。我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合唱团开始唱起亨德尔的《静默的崇拜》（Silent Worship）的时候，我的眼中充满了泪水。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纯如在想些什么。她的签售旅行？做个好母亲？我看着坐在身边的她，但对她心中所想却一无所知。我只看到，她很悲伤，若有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