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纯如去世那一天起，她为什么自杀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我仍无法相信，一个像纯如这样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居然会自寻短见。每当她听说有人自杀，纯如总是跟我们说，这是她无法理解的。自杀本应从来都不在她的选择范围之内。
纯如悲剧性的死亡是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完全麻木了。我疑惑不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开始回忆纯如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中的种种细节。撰写这本回忆录帮我厘清了许多事情。
我们第一次察觉出纯如有所转变是在2004年4月，她结束长达一个月的图书签售旅行后回到家中。在那次旅行前，纯如看起来一切都好。旅行中，必定发生了某些令纯如深感害怕的事情。
正如大多数人所知，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就在她死后，有人猜测，她或许是被日本右翼团体谋杀的。当记者在她死后提出这一疑问时，我最初排除了这一可能。然而，随着时间过去，仔细地回忆起发生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那些事情，我重新得出结论，这些组织的确有某种可能促成了纯如的死亡。纯如在图书签售旅行之后变得非常情绪化，非常多疑。如果我们相信她对我们说过的话——有人在旅行中曾威胁过她——那么，她在那次旅行后的突然变化便可以理解了。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真实发生的事情。
在生命的最后6个月里，纯如一直提到，因为她所写的东西，一个“邪恶同谋”正试图搞垮她。家里人一直不愿相信这些说法，将其归结于纯如的想象。然而，在我看过几篇关于纯如之死的政论文章后——比如斯蒂芬·克雷蒙斯（Steven Clemons）的悼词（参见附录）——有关阴谋论的想法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尽管听上去不太可能。
最重要的是，纯如当时开始怀疑她的儿子患有自闭症。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她一方面要为接下来的外出采访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收集与自闭症相关的资料，这使她精疲力竭，直接导致了在路易斯维尔的崩溃。由于治疗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物并未能改善纯如的状况，相反却令她的病情恶化。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医生开给她的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物或许导致纯如的情况急转直下。直到2009年之前，我仍不能肯定这一点。但终于，开始有细致的研究结果讨论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问题。
2009年，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纯如之死的评论。作者猜测，纯如或许死于药物导致的自杀。评论中提到了精神病医生泰彻尔的名字。后来我得知，马丁·泰彻尔（Martin Teicher）是哈佛医学院的一位著名临床精神病学家。我立即联系上了他。2009年10月，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尤金·肯尼迪教授九十大寿，借着到波士顿给他祝寿的机会，我在麦克林医院与泰彻尔医生见了面。
长话短说，泰彻尔给了我几篇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关于服用氟西汀（fluoxetine）类药物[如礼来（Eli Lilly）的百忧解]的患者出现自杀倾向的问题。泰彻尔关于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氟西汀的发现令人震惊。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中【1】，他和他的同事发现，在服用2~7周氟西汀后，本来没有自杀企图的患者产生了严重的暴力自杀倾向。在停止使用氟西汀后，这种自杀倾向少则持续3天，多则长达3个月。他和他的同事还发现，包括SSRI在内的抗抑郁药物在某些患者身上可能导致或加剧自杀倾向。重要的是，这些抗抑郁药物居然可能导致抑郁恶化，并引起静坐不能、焦虑和狂躁。
泰彻尔博士给我看了一篇2004年发表的论文【2】，发表这篇论文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率是精神病药物问世前的20倍。泰彻尔博士跟我说，在他还是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时，他对于这些“新”药物的益处比现在乐观多了。但他慢慢发现，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比此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我问泰彻尔博士，开给纯如服用的那些精神病药物在不同人种和不同性别的患者身上是否有不同疗效。我一直怀疑，纯如服用的那些药物或许在亚洲人和女性身上体现出更严重的副作用。已经有科学证据显示，基因的多态性因人种而异，这种不同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过程，从而影响其安全性和有效性【3】。为了回答我的疑问，泰彻尔博士给我看了几篇论文【4】，里面提到，人种和性别差异的确对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有影响。与白种人相比，抗精神病药物更易在亚洲人身上显效，但副作用也更严重。
这令我产生疑问：纯如是否服用了过量的药物？因为药物剂量的计算是根据以白种人为对象的研究计算出来的。泰彻尔博士解释说，按照他惯常使用的治疗方案，病人服用Risperdal这类药物的初始剂量是0.25毫克。纯如开始时服用的剂量却高达这一数值的8倍。
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我惊讶地获知，尽管泰彻尔本人是精神病医师，他却对给病人开抗精神病类药物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他还介绍给我看前《波士顿环球报》医学记者埃里森·巴斯（Alison Bass）写的书《副作用：公诉人、告密者和畅销抗抑郁药的审判》【5】。从波士顿回到家中，我读了巴斯的书，意识到关于这一话题，还有许多其他类似著作。这令我大开眼界，了解了以前少为人知的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尤其是关于自杀倾向的问题。
从巴斯的书中，我了解到，除了百忧解，另一种类似的SSRI抗抑郁药物赛乐特也会导致服用者自杀。这本书发现，没有坚实的数据证明，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赛乐特的疗效优于安慰剂糖丸。生产赛乐特的葛兰素史克公司没有向公众公布药物试验中的不利数据和自杀风险，在安全性问题上误导了医生和消费者。
我还了解到，负责药物试验的医学研究人员接受了制药公司的资助，而试验结果又被提交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用于药物的审批通过。因此没什么办法保证研究的公正性。巴斯的书要求政府着手保护公民的权益。
彼得·布瑞金医生（Peter Breggin）是另外一位在精神病药物方面著述颇丰的作者【6】。他从很早就开始提醒公众使用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他的著作争议很大，首次出版时不被医学专家看重。部分原因来自医药公司的信息不完全披露，部分源于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缺乏远见。布瑞金医生的许多发现目前已广为人所接受，而新的“非典型性精神病”药物如Risperdal和Abilify等，也已被证实风险与它们所取代的上一代药物并无不同【3】。FDA和美国国立精神病研究所现今在网站上发出警告，与糖丸安慰剂相比，抗抑郁药物可能将自杀风险增加一倍【7】。一项最新研究【8】发现，无论开始服用哪种抗抑郁药物，患者的自杀企图或自杀风险都很接近。此外，除了开始服用药物期间可能导致风险，停药也会增加自杀风险。
在新书《解读流行病：神奇子弹、精神病药物和美国精神疾患的急剧上升》【9】中，医学调查记者罗伯特·维塔克（Robert Whitaker）发现，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事实上对大脑的害处远远大于益处。药物在患者身上导致更多的精神问题。大量滥用精神病药物使得美国的精神疾患发病率接近于一场流行病的水平——美国精神病患者人数在过去的20年中增加了3倍。
真的，我是有多么希望我在纯如接受治疗之前就了解到这些抗抑郁药和抗精神病药物的风险。2004年，诊治纯如的精神病医生对这些药物的潜在严重副作用一无所知，他们也对不同人种对药物的不同耐受性了解无几。受到这些药物负面影响的不仅仅是药物说明书上标出的年轻人，而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面对自杀倾向等严重的副反应【1】。
纯如平生从未有过严重的抑郁或躁狂发作，因此，绍进、我和纯如都不相信她真的患有躁郁症。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时，纯如坚决反对服用任何医生开给她的药物。我必须信任纯如，她比家里所有人都更了解她自己的状况，即使是在生命最低潮时也不例外。是我们这些家人忽视了药物的毒性和严重副作用——我们太信任医生，太希望她服用这些药物后能够好起来，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纯如对精神病药物或许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布瑞金医生在他的著作《服药成狂：精神病药物在暴力、自杀和犯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6】中写道，“刚开始服药的几天是危险性最高的阶段。就像那些从未喝过酒或抽过烟的人第一次尝试酒精或烟草时一样，对于从未服药的人来说，刚开始服用的抗抑郁药物的有害影响绝对是压倒性的。”对我来说，这完全解释了发生在纯如身上的事情。
纯如滴酒不沾，也从不吸烟。在她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咖啡更具刺激性的东西，更不要说是精神病药物了。她的首次自杀企图发生于2004年9月21日，然后在10月28日时试图买一把枪。这两件事都与她的性格完全不符。而且是那么的巧合，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她开始服用Celexa数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