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渗透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上看出，西方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许多观点都加以接受和吸收。比如，在研究方法上，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也已经被西方女性主义所采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第二性》（Ledeuxiemesexe）出版，这部书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书中，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并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结束，“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之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feminism）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探讨妇女受压迫的问题。1966年，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发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对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做出了具有独立见解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feminism）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其代表人物南希·费尔斯通认为，女性处于从属的、受压制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并不是因为社会或者个人本来就有的概念和意识，而是因为女性长期从事受他人支配的从属的工作，因而造成社会和自我意识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引起的。
这些研究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一些人盲目信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已经过时。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直被西方女性主义所关注、吸收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触及全球女性解放与发展问题上，一直具有重要影响和领先地位。虽然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身份、学科背景、知识结构的差异，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理解上有众多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的视角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正如《“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作者罗伯特·戈尔曼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走过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存在着几个基本的’血缘‘特征”，“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灵感，因为马克思确确实实激发起了不同倾向的马克思流派”。因此，那种“将中／西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绝对化并加以对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对于男女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最本质根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私有制不能完全解释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她们还从文化、生理、种族等其他方面加以分析，而这样的探讨无疑正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所缺乏的方面。西方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再生产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也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家务劳动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家务劳动在古代氏族公社时期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产生了家庭和私有制，家务劳动就变成了妇女在家庭内的工作。西方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给予了新的评价，认为家务劳动具有社会性质，而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就等于为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和为男女平分家务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和再生产理论认为，生产具有两个方面，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并认为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有不可分割性，其中物质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西方女性主义在分析再生产的性质、作用、意义后，提出妇女所进行的这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一种补充。另外，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的，而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些具体研究则正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性别”（gender）已经为我国学界所经常使用。1993年在天津师大举办的中国妇女和发展讲习班上，这一概念被中华海外妇女研究学会（SWS）的成员比较集中地介绍过来，并成为讨论的中心之一。对gender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郑新蓉、杜芳琴认为，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打破了生理性别决定论，将男女纳入社会性别去认识，在考察认识妇女问题时，不是将妇女孤立的提取出来，而是放在为男女两性指派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来分析，不是将男性作为对立面，而是指向性别文化、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这种分析方法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可以看到男女两性受到的不同限制和制约。这不仅有助于女性而且有助于男性反思传统性别规范对自身的约束，从而形成颠覆传统性别文化的合力。有的学者指出，“gender概念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端是双方的互相排斥，另一端则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但近年来，对立的情绪逐步减弱。人们已经意识到，双方都在推进男女平等”。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对我们的妇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以外，西方女性主义运用的诸如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人类结构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我们要采取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态度，使其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女性学的一个思想资源。当然，对域外女性理论文化的吸收，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理论眼光和理论思维来进行滤汰与选择，既不能全盘照搬，原封不动地移植，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进行推演和运用，而要取其所需，用其所长。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女性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中国女性学，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妇女理论研究深入的结果。在女性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建设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如何认识女性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女性学的理论根基和方法论指南。这既是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也是中国女性学与西方女性学的区别所在。
1．中国女性学的起步和发展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从世界范围看，女性学（women’sstudies）是十分年轻的，它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其女权运动的产物。当时美国的女权运动视野较开阔，其目标没有锁定在女性参政和男女法律平等等问题上，而是进一步思考如何解放在工业机器文明中被异化了的“人”——“女人”。1969年，在一次全美妇女组织代表参加的集会上，有人提出，要准确认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必须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并呼吁在大学开设女性学学术讲座。此外，美国女性学的诞生，还受惠于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美的学生运动。以左派特别是新左派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教育体制。学生们强烈要求改变学校的管理、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结合当代青年的生活和思想实际。在这一运动的冲击下，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始，美国大学中出现了包括研究女性问题在内的研究现代文明和社会问题的积极倾向。于是，女性学和黑人学、少数民族学等新兴学科先后在校园中诞生。可以说，美国的女性学是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在我国，无论对女性学研究背景如何界说，对其对象、概念和理论范畴如何界定，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
1982年，邓伟志在11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妇女问题杂议》，首次使用“妇女学”的概念。1984年，全国妇联在其机关刊物《妇女工作》中刊出《致热心妇女问题研究的同志们的一封信》，同年召开了首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虽然当时会议收到的大部分论文是调查报告，但也有学者提到了妇女学建设问题。1986年，全国第二届妇女理论研讨会召开，会上有学者对妇女学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始关注并进行研讨，如女性学的学科化筹建问题、女性就业问题、生育价值问题，等等。1987年5月，我国高校的第一个妇女研究机构在郑州大学成立，定名为“妇女学研究中心”。此后，许多高校妇女研究组织或机构相继成立，一批有代表性的妇女理论或女性学著作、论文相继问世。
1990年，北京市妇联举办了“妇女研究理论信息交流会”，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出版），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学研究向深度、广度发展的帷幕。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女性学界成为明显而重要的受益者。各种信息、视角、视野、概念、理论、方法，在东西方之间交流碰撞融会，给中国研究者以学习、借鉴、吸收和研讨的好机会。1998年6月，北京大学召开了“21世纪女性研究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女性学基本理论建设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女性学学科建设课题组”的代表作了《试论女性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的主旨发言，对女性学的界定、研究对象及其范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8月，中华女子学院组织召开了“中国妇女学学科与课程建设研讨会”，与会者对女性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概念进行了理论梳理。同年12月，全国妇联举办“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特设立“妇女研究与学科建设”专题。会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妇女学应体现三个特征：女性特征、本土特征和跨学科特征”，判断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标准是“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倘若从学科基本理论发展的视角来考察，近二十年，我国女性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从“问题”到“人”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认为“妇女学是研究妇女问题”的看法在学界有相当影响。有学者提出，“妇女学是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是实现男女平等、发挥妇女作用的应用科学”；有学者提出，“妇女学研究妇女问题的产生、演变以及妇女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妇女解放的性质、条件和道路”；还有学者提出，“妇女学是妇女研究各子学科综合体的概念”，“每一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理论妇女学的研究对象是妇女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从“人”的角度研究妇女，妇女学的对象是“妇女”，越来越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同。这种界定，较之定位于“妇女问题”，显然是一个进步，更接近学科的本来面目。还有学者明确将这门年轻的学科定名为“女性学”。她们认为，“‘女性’是一个超越社会关系的泛指女人的适合概念”，“这门学科是从性别的角度，把人类的一半作为客体来研究，称‘女性学’可能比称‘妇女学’更科学、更准确一些”。尽管对于中国女性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理解与阐释，学界一直是见仁见智，但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女人”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独特的研究客体，系统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独特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建立的首要条件。我们认为，女性学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女性，女性是女性学的胚胎，是生发学科系统的逻辑起点。从这一原点出发，可孕育出并生长成该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女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既有作为人的一般本质属性和特征，也有别于男性的个别属性和特征。
“女性问题”则是女性存在状态的一种反射，它是多侧面的、纷繁复杂的。相对于男性来说，它有男女平等和协调发展等问题；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它有自身价值实现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女性问题”的产生、演变和解决，是以女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为依据的，以社会环境变化为动因的。只有解决了女性的本体论问题，才能解决女性的价值论和发展论问题。因此，女性学应是一门关于作为整体的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它应该回答“女性是什么”，“女性什么样”，“女性怎样存在”，“女性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
2．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女性学科中的承继与延续
女性学是关于整体的女性的科学。那么，在女性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应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呢？即是说，研究女性的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什么关系呢？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曾总结和归纳了学界的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女性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风马牛不相及；一是认为女性学是全新的学科，须有全新的形式和全新的内容，主要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一是认为女性学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应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随着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实践的推动与检验，在与各种西方女性理论思潮的交流碰撞和学术争鸣中，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我们认为，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处于独特的地位：它既是重要的指导原则，又是重要的理论内容。
从外在形态上看，中国女性学应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女性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性的思想框架，而当下女性学建设则应进一步向内探究，向外张扬，揭示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状态变迁的轨迹及其发展的规律。从内在本质上看，中国女性学依然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女性及各种女性现象、女性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