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
不记得具体是哪年暑假，我大概八九岁——童年没有储藏，连年龄都是区区个位数，所以才敢那样挥霍地看待生死。
夏夜，大家坐在院子里聊天，我用一把团扇若有若无地赶蚊子。扇面薄如蝉翼，画着细眉细眼的病美人。我看天：星星，微弱地闪烁，向草丛里抖动翅膀的小蟋蟀发出天籁。
……耳边飘来邻居阿姨的问话：“余姑娘今年多大啦？”迟疑片刻，是小声地回答：“三十。”简单的两个字，我激醒，几乎震惊地侧头打量那个低语者。父母的辈分高，我一直叫她“余姐姐”。她长得像混血儿，眼睛是和头发一样的焦糖色，白净，不太对称的酒窝不影响整体美感。她一直未婚，为“姐姐”增加天然的合理性。从没想到，偶尔和我一起玩的“余姐姐”，三十岁，天哪，那么老！简直越出我理解和想象的边界。我用目光反复审判，渐生反感和蔑视：窃贼般，她偷偷活到这么老。突然得知这个可耻的秘密和真相，我难以适应，搬起竹凳，赌气回家。没有谁在意一个孩子的离场。无人理解，她感到自己遭受莫名其妙的蒙骗，以及她对“三十岁”所象征的衰老那由衷的不屑。
奇怪的是，对旁边纳凉的老人我却并不愤怒。下棋的老者还在继续，棋子的木色泛着积年的旧意，边缘被摩挲出一层包浆。这副棋缺子，少了一枚黑“士”，他们常年用一块圆石头代替。谁也不想换副新棋，太浪费了。两个年届古稀的老头儿体内一定也有秘密萎缩的器官，但他们不能因此推翻自己的整个骨架，就像不能揭翻一盘不想作数的棋……一切，已成定局。即使手上排列着星座般密集的老人斑，即使汗腺分泌出腐木气味，我不觉得他们难以容忍。
是因为，他们老得已进入我视线的盲区，我其实看不见他们。两位老者夸张有力地落棋，我身后传来响亮的啪啪声；其实，他们站在边线之外，这个世界的比赛已无需他们参与。或许，在童年的我看来，老年因为失去审美价值而无需与之计较；生，然后寂灭，人们不会像心疼落花一样去珍惜落叶。可三十岁的余姐姐，青春已尽，她正在蜕变，像蛹一样充满尴尬、丑陋和耻辱。作为孩子，我拥有冷酷无知的道德：为了捍卫绝对化的美，应该让落满尘埃的翅膀禁止飞翔，让所有少女都死于干净的十七岁。
我对“年龄”有强烈反应，起自那个夏天。
两天之后，听着高音喇叭里的开学通知，我背着新书包走进校园。我悲伤地想，自己还不到十岁，一生要有多少个十年？漫无际涯啊，要有多大的耐心才能支撑自己坚持那么久？于是，每天上学，我就伤感地自我鼓励，自己又活了那么一点点啊。活，就意味着承担无数明天里所象征的整个未来——它对患有一点先天性脊裂的我来说，有点重。
日子被剪切过，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抵达了时间的对岸。瞬间，年龄从十岁到四十多岁，中间的沟壑足够容纳余姐姐的羞耻。我难以理解，童年怎么会因此羞愤？现在看，三十岁，多美。
曾经三十岁的我就算年轻，肩膀上散发着珠光；易感，喜欢流泪，几乎当成一种消遣。我体会不出自己内在的做作，反而视为个性的优雅。日复一日，我被卷在时间的发条上，听它滴滴答答的老节奏。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令人略感倦意。
那时未来还漫长，但我始终缺乏明晰的自我设计，在命运河里随波逐流，我猜测不出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像竹子一样，有力地拔节，不断在否定中塑造更高的自己？
——或者，变得人世，社交的时候多了礼貌、少了诚恳？
——还有，婚姻中那令彼此越来疲惫的真诚，是否会转化为某种暴力？也许小小的灼热过后，是火焰里储存的灰烬。
曾经的三十岁，我可以无所事事，伤感或玄想。可以不急于收集回忆。
白天与黑夜，时间的斑马群奔涌——许多人扑上去，以肉食动物嗜血的热情。四十三岁的我，犹豫、懈怠，被某种持续的怀疑所瓦解。时间里的酸性物质蛀蚀，我变得斑驳。
偶尔翻翻旧作，对比今天的写作，我发现阴郁的调子更重了。事实上，我成长得算是顺利，受挫当然有，可在真正坎坷的人看来难免娇气。温室的阳光雨露，为何不让我灿烂、明朗、热衷歌唱，反而灰颓，习惯于陷溺黑暗？是的，习惯在文字里赞颂黑暗的力量，仿佛那是眼睛中最有价值的瞳孔。我常常恼怒于自己的作品里带了暮气，那么自然的暮气，体温一样，暖旧、熟悉。其实，暮气是日积月累对自己的熟悉所导致的轻微厌弃。
热情、动力和好奇心都在衰减。我已变得如此畏怯，情感只肯做微幅的调整。我甚至怀疑，连自己的痛苦都已程式化和书面化了，远离切实的肉体。它与真正的痛苦区别明显，就像由失恋造成的和读一本悲情小说造成的伤感的区别，就像受到惊吓，有的因为遭受雷击，有的，仅仅是读到安全须知上的感叹号罢了。
典型的中年心态。什么叫中年心态？让我死，肯定不愿意，可若有机会再活一遍我又肯定不耐烦。四十三岁，许多人到这个岁数已甘心认领自己的命运，不再做梦，也不再相信梦的任何功效。放弃幻想，放弃转变方向的舵盘，这种所谓的成熟，不过是最轻度的腐烂。
我有时想不通，早晨一觉醒来就瞬间到达的悲伤来自哪里？心里像有个掉了毛的小野兽在挨饿。经常，我处于与恶劣情绪的对峙之中——还有那种比情人到来还要殷勤的虚无感。他人的夸奖难以使我振作，我总是陷入自我怀疑和厌弃，只要沉默中稍不小心，我就滑陷到那种难以逆转的消沉里。
时值盛年，看起来诸事顺遂，我内心却暗藏深深的挫败感。是贪婪、扭曲吗？也不像。那我到底想要什么、还有什么不满足？世界金黄，身置其间的我像枚即将从向日葵上脱落的籽粒。是不是，每个生命都要经历这成熟的忧伤？
毒牙没有事先打招呼，直接发到邮箱——我收到她的电子版遗嘱。遗嘱正本锁在她的抽屉里，发给我的用以备份。毒牙是我大学同学，也是关系为密切的朋友，二十多年来，我在她犀利的目光和语锋下顽强抗争，并磨炼对抗攻击的意志力。我们之间的嬉笑怒骂，外人看来恶语恶声、风格残酷.毒牙和我倒早已适应彼此冷峻得略带黑暗的娱乐精神。
毒牙并非预感不测，也没有疾病到来的任何具体威胁，她只是平静地像处理一张合同那样确立一份遗嘱。她安排住房、存款、首饰，在已然不能控制的未来中，毒牙依然顽强地施加自己的影响。
看着看着，忽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流泪，似乎情绪上并未被触动的那种无声无息、无知无觉、无动于衷的泪。竟然不能自抑。
我们不是一直把死当笑话讲吗？毒牙和我曾戏谑，说让彼此活下去的目的，只为了让自己未来的摇钱树不死。什么时候，死，不再是杜撰之物，它与我们切实发生联系，成了某种可以目测的距离？我想起了里尔克的诗：“死亡很大，我们是它嘴巴里发出的笑声。当我们以为站在生命中时，死亡也大胆地在我们中间哭泣。”
不惑之年，是否意味着这是抛物线的顶点，生命从此开始下滑？有时候我觉得活到这个岁数，已属某种幸事。
回忆起中学的物理老师。龚老师有一张天然的老年脸，其实教我们的时候她刚过不惑之年。长得不好看，脾气也不好，但她丈夫很早病逝，龚老师守寡数年的苦命经历，让不懂事的孩子也心生同情。龚老师并不直接教我们班。有一次，她的亲戚患病，需要一种供应紧张、市面上难以买到的药，由于我妈妈的医生身份，她专门托班主任要我找妈妈帮忙，最终买到。时隔三周，她来代课，上课铃响后我小声向同桌借橡皮，我因说话违反了课堂纪律遭受苛责。龚老师带着明显的宣泄快意，花了完全不必要的漫长时间讽刺我。我感到羞辱的同时，分外诧异——记得把药物送到办公室那天，龚老师那种殷切得带了讨好的持续笑意，她要我对妈妈转告谢意，一连数声，郑重得都不像老师对学生、大人对孩子，以至于让我非常不好意思。她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变得如此刻薄？我心里暗想，难怪命运坎坷，她肯定是个不知感恩的人，才遭此劫报，以后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倒霉事呢。
龚老师有个备受娇宠的独子。他瘦高，近视，有一张面目模糊的脸，左侧颅骨位置有块儿硬币大小的位置不生毛发，使他看起来像一根擦过的火柴梗，这成了他的绰号。遭到龚老师批评的半年后，学校组织春游，去郊外划船。为了显示自己卓尔不群，火柴梗跳下船——水不深，只及腰部。他向前走了几步，回头让同学给自己照相，火柴梗摆出了胜利的手势。这个平常成为同学笑柄的男孩，似乎只有在校园之外的有限场合才能炫耀他的勇气。或许，火柴梗觉得距离过近的摄影可能会暴露自己头顶的小小缺陷，于是他后退两步，要求同学别把自己的脸照得那么大。火柴梗面向镜头，微笑着，又后退了半步……他一下就没入水中。谁也没想到附着苔藓的斜坡下面，是瞬间的深渊。
……暮色昏沉，同学再见到火柴梗的时候，他沾着湿泥的身体非常沉重。
救生员把他从淤塞的河底打捞上来。火柴梗的脚跟和踝骨拖着地面，留下两道长长的车辙式的水印。这是火柴梗最后的人间足迹。
随后很久，我不敢看龚老师被灾难洗劫的脸，我甚至怀疑自己短暂的恼怒变成了秘密的诅咒。死亡，每次都经过了对她的瞄准，然后变成一颗滑擦耳畔的流弹。龚老师也许会想：为什么不是自己？丈夫和孩子按照指定的顺序死去——龚老师，一个不知所措的掉队者。龚老师没有温度的眼睛，带着彻底的茫然，好像她是第三个即将赴任的死者。继承了一种葬礼般的神情，从此，她将以殉难者的身份存在。
死亡不是意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是某种理性。死亡发生在他者身上，意味着对我们的赦免。他人的不幸却保障着我们的福利。由此，可以解释人类之间那种不正义却频繁的幸灾乐祸。
有一段时间，我热衷老电影。演员在灰色调中体现着动人的鲜艳，嘴唇光润，眼睛里光芒四射，散发出来自时间深处的优雅。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进入永恒的沉睡：唯光影跃动，让我们看到亡灵依然怀有强烈的爱憎……在那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