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睿
走出都柏林机场，一时感到失语。之前印象里爱尔兰点缀着各种文化符号，它们此刻全都隐匿。城市的道路干净宽阔，建筑整齐朴素，海鸥在空中滑翔、鸣叫。夏秋季节的天气总是一个样，阳光打在皮肤上微微发烫，海风清凉，推来大片的云朵。间或风急雨紧，未及归巢的海鸥会被风吹跑。雨后沿着海岸的克朗塔夫公路慢跑，海草气味中错身而过的爱尔兰人笑着挥挥手。
在这里，人能够很快安定下来，进入一种日复一日的叫做“生活”的状态。6A路公交车日复一日地经过圣三一学院和圣斯蒂芬绿地，赛百味餐厅日复一日地推出特卖三明治，乐购超市日复一日地给临近保质期的商品贴上降价标签。街坊邻居偶然在街上相遇，便互致问候、谈几句天气和球赛，跟着一起的宠物狗来回地嗅他们的鞋。在Centra连锁商店买东西时，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跑过来撞到我的腿然后摔倒在地上，年轻的妈妈忙把她扶起来，抚着她的头，对我说这没关系。“生活艰难，你得学着坚强。”她说。她们有一样的浅褐色头发，蓝灰色的眼睛就像爱尔兰海。
人对时间的感知可以被拉长到比一辈子还要长的尺度上，这时生活便呈现出威廉·特雷弗笔下的样貌，徐而不缓、细而不腻、平而不淡。小说中的尴尬总是被一笔带过，冲撞和伤痛则往往被沉默推延：在短篇里推到文本结束之后，或在长篇里推到已然固化为时间的一部分，从而具有一种宁静坦然的美。
这种美和沉默有时却也是恼人的，尤其在试图挖掘一些更宏大的、涉及历史宗教政治的话题时。正如科尔姆·托宾所言，爱尔兰人“沉默保守……历经过的危险岁月让他们变得阴沉乖戾”。在小酒馆里，微醺的爱尔兰人只对生活琐事喋喋不休，借用毛姆的说法，这时你会找不到线索来破解他们的神秘，你说不出在你身边涌动着的这些众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你的想象就很受挫。
值得庆幸的是，故事总有它的讲述者。有一次路过卡尔罗斯旅游纪念品商店，我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它曾出现在电影《毒家新闻》里。电影讲述的是爱尔兰女记者维罗妮卡·盖琳（VeronicaGuerin，98—996）深入贩毒集团内部调查、揪出毒枭而后被枪杀的真实故事。“哦！盖琳，”我的房东贝蒂阿姨说，“我和她一起吃过饭。很多人不喜欢她，但她的确是个英雄。”我哼出电影中那段悠扬而凄凉的旋律，贝蒂姨妈一拍手，说那首歌叫做《阿森赖的田野》（FieldsofAthenry），球迷们经常在比赛结束时大声合唱（后来果然在0年世界杯听到了它，爱尔兰队输球后观众们一遍又一遍地自发地合唱，气势颇为悲壮）。这首歌其实原本反映的是一八四五至一八五二年大饥荒，当时严重的马铃薯病害使得爱尔兰人口减少三分之一，造成了最深刻的民族创伤。
《莫莉·马龙》（MollyMalone）等歌谣则承载了都柏林城里的贫穷和饥饿记忆，市政府还特意在圣三一学院墙外、格拉夫顿步行街北头竖立了莫莉姑娘的铜像，她推着小车无力地叫卖着海贝。听着歌我突然觉得爱尔兰人的沉默是有道理的，若不是怀着某些特殊目的，干吗要不停地回忆悲惨往事，还讲给别人听呢。
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文学课强调“讲述”（storytelling）作为近现代爱尔兰文学史的核心线索，提示人们去民族叙事中寻找这个文艺的民族的记忆。我便顺着这条轴线在阅读中进行摸索。在大英帝国二百多年的蹂躏下，爱尔兰曾严重地失去自己的声音（inarticulation）：经过多次战争和大批新教移民，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剥夺土地、放逐到西部的康诺特省（Connacht）。盖尔语言和口头文学同时受到戕害：从著名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Spenser，99）到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99—68），登岛的英国殖民者杀掉了大批具有反抗精神的爱尔兰游吟诗人。英语作家被激起的同情和义愤虽然催生了斯威夫特式的作品（尖锐乃至刻薄的嘲讽，我们可以看到英语文学中的这一批判传统一直延续到王尔德、萧伯纳、毛姆，甚至到美国的门肯和维达尔），但没能直接帮助到爱尔兰。丹尼尔·奥康内尔（DanielO’Connell，77—87）努力推进旨在废除英爱合并的伟大政治活动时，英语的使用在爱尔兰已经很普遍，大饥荒则更使盖尔语言几乎断裂：到一九○一年，只有百分之十四的爱尔兰人讲盖尔语，他们大多数也使用英语，且集中在西部偏远地区。一门古老的语言气数已尽时，可能最好是给它贴上古典学的标签，然后小心地放进学院里。后来的语言复兴运动也没能使今天的都柏林大街上人人讲盖尔语，爱尔兰的记忆和讲述将不得不从英语中重新生发出来。
近代的讲述大概开始于十九世纪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Moore，779—8）是圣三一学院最早招收的天主教学生之一，曾致力于推广优美动听的爱尔兰歌谣，方法是给它们填上新的英文歌词，然后卖出去。在当今的学者看来，那时的文化是破碎的，没有爱尔兰、没有语言、没有系统，“爱尔兰”是一个有待建构的对象。与其他同时期爱尔兰诗人类似，莫尔的创作最初似乎并没有表达民族精神的目标，而是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为英国读者写作。这类诗歌往往缺乏牢靠的文化指涉，它们只是分裂地、偶然地以陈旧的形式出现在个别作品中。莫尔于一八○七年开始创作的作品集《爱尔兰旋律》（IrishMelodies）是一个小小的突破：语言更优美，更有爱尔兰味儿，受众也更广。一八○三年，莫尔的好友罗伯特·艾米特（RobertEmmet，778—80）发动反对英爱合并的暴动失败并被处死，此事震撼了莫尔，令他在作品中注入了更多影射性内容，于是我们读到了失声的竖琴、逝去的歌者、沉睡的少女、湮没的昔日荣耀——这些意象把一个渐渐开始自我觉醒的爱尔兰温和地、浪漫主义地植入了英国人的客厅，这些英国人对爱尔兰兼具着好奇和敌意。叶芝对莫尔的创作颇不以为然，认为他并非为人民创作，而是在迎合英国人的口味和想象；但今天莫尔仍被视为民族诗人，他的雕像竖立在圣三一学院西大门外的学院绿地上，他填词的歌谣仍在被传唱，比如那首著名的《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大饥荒、考古学的兴趣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爱尔兰的政治独立和文化复兴（revival）运动，政治家和文学家一齐高调地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叶芝有着明确的复兴策略，他关注爱尔兰的精神和理想，它们存在于遥远的过去；重新获得爱尔兰身份，需要发掘那些迷雾般的凯尔特记忆，英雄时代的荣耀应当被重新讲述。在英国文学传统中，爱尔兰人常以乡野村夫的形象出现，他们缺乏教养、肮脏邋遢、嗜酒；爱尔兰民族则被建构成阴柔的女性气质，歌谣中爱尔兰的化身往往是精灵、女神和少女。叶芝因而针对性地塑造了盖尔语传说中的男性英雄库丘林（Cuchulain），发展出具有中世纪英雄诗色彩的宏大叙事。在与格雷戈里女士（IsabellaAugusta，LadyGregory，8—9）合作的诗剧《在贝勒海滩上》（OnBaile’sStrand）中，库丘林被至尊国王（HighKing）孔胡瓦（Conchubar）引诱，杀死了前来复仇的苏格兰人，而被杀死的复仇者其实是库丘林和一个苏格兰女王的儿子。
得知死者是自己的亲骨肉之后，库丘林由于狂怒、发疯而产生幻觉，他冲向大海，挥剑与巨浪搏斗，以为浪尖的泡沫是孔胡瓦的王冠。
托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叶芝和格雷戈里女士二人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合作时，暗示了叶芝使用英语写作的焦虑。他虽是写着爱尔兰的故事，培养着爱尔兰读者和观众，却永远无法摆脱宗主国语言，新教和英语背景使叶芝和他钟爱的淳朴的乡村爱尔兰之间永远存在隔阂。戏剧《胡里痕的凯瑟琳》（CathleenNiHoulihan）中屋内的对话部分完全由格雷戈里女士创作，直到作为爱尔兰化身的老妇凯瑟琳出场，才由叶芝撰写了她吟唱的歌谣。叶芝似乎无法完成对真实的农村生活场景的还原，于是一边鼓励剧作家辛（J.M.Synge，87909，旧译辛格、沁孤）到岛上去亲自体验渔民们的生活，一边焦虑地继续用英语写作爱尔兰。这些盎格鲁—爱尔兰背景的剧作家后来终于因为作品中的敏感话题引起了阿贝剧院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并一度导致骚乱；格雷戈里女士后来在写给叶芝的信中戏称，“这是一场古老的战斗，它发生在使用牙刷和不用牙刷的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