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的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文选》以其高度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对我国当前与今后的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将起到深远的影响，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来说，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文选》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它贯串着一个中心思想即红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选》中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项重大根本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已经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方针政策中，成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当前全党全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而奋斗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文选》，深入领会《文选》中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述，是十分必要的。下面谈谈我学习《文选》的初步体会。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文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研究与找出客观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情，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它与脱离实际、从本本出发、从某一个人的指示出发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是针锋相对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取得胜利，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确定革命的方法与道路，来制定党的路线和方针。
但是，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自遵义会议以来，坚持了实事求是，取得了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力求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贯彻这一方针，但1958年以来，在许多问题的处理、许多工作的安排上，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生产关系上搞冒进的不断革命，在建设上的贪多求快，经济建设上的“左”倾路线，这些在思想方法上是违反实事求是的。而林彪与“四人帮”更是大搞个人崇拜，制造迷信，用他们的“假高举”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提倡“一切照办”，不唯实，只唯上，“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并发展到极端，搞什么“三忠于”“四无限”，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僵化。正如小平同志说的：“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3]小平同志的卓越贡献，在于他把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与基本原则，真正地贯彻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用来指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小平同志强调提出实事求是，不仅是为了与“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做斗争，而且是为了总结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要求工作中不是按照本本，按照他国的模式，或是想当然地任意决策，瞎指挥，而是要求严格地从实际出发，来决定经济建设的任务、方法、道路、措施和方针。因为，任何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都会引起建设上新的挫折，贻误“四化”大业。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小平同志1975年以来，在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在拨乱反正，开创四个现代化的新局面的斗争中，就是从端正全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做起。
《文选》中，小平同志密切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情况和需要，再次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想问题，作决定，办事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方法论，透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文选》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切中时弊，指出了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发生错误、曲折的思想根源，有力推动全党端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同时又为我党领导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方针政策具有科学性，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不再遭受折腾，蓬勃地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走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不能照搬本本和抄袭其他国家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6年他把以重工业为中心，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许多探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努力并未得到预期的成效。邓小平同志一贯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长期的革命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参与领导经济工作与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他的思想特别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个“结合”。自1975年以来，邓小平同志用很大精力来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特别是现代化经济建设问题。他自始至终从中国新时期的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来考虑、设计与制定我国经济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蓝图。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国外称之为“务实派”。如果说真有这样的务实派，那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不作空论、不唱高调、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小平同志指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点，这个提法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思想的极有价值的新的结晶与升华。
建立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加以论述了的。这是因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个国家，不仅在生产力水平上有差别，而且在包括土地、人口、资源等经济条件上不一样，在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等方面也不一样，因而各国的社会主义除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而外，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道路上自然地还要体现各国特色，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十个指头一样齐。这也就是寓一般于特殊、特殊中体现一般的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是毛泽东同志早在《矛盾论》中就加以透辟地论述了的。但是在经济工作中，把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容易做到，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此外也是由于本本主义（唯书），不动脑筋地按指示办事（唯上）等在作怪。在这方面我国是有深刻经验教训的，并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例如1956年以来，在建立与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搞“不断”的革命，不停顿的变革，不允许个体所有制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中，也追求“一大二公”，把小集体升级合并，把集体变全民，把所有制搞得纯之又纯，公而又公。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的高级社形式，是模仿苏联集体农庄即农业劳动组合的，是一个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较纯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形式，今天看来，它并不适合我国农村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此外，我国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国家用行政方法直接管理的计划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分配体制，劳动、工资、价格等，基本是承袭苏联的模式，存在着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的严重弊端。又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长期以来贪多求快，在社会主义建设速成论影响之下，提高指标，高积累，片面突出发展重工业，搞“以钢为纲”，这是受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影响；另外，把自力更生变成了闭关自守等。以上这些做法，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一些领域生产的长期徘徊不前与此直接相关，但是人们还看不出问题之所在，甚至认为是自然灾害所造成或是阶级斗争抓得不够。20世纪50年代陈云同志指出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变革要从国情出发的一些重要思想，但并未得到重视。这就表明，坚持实事求是，真正地做到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容易的事。即使是革命时期做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未必也能做到；在某些方面的工作中做到了，在最复杂而艰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却未必能够做到。这里还有这样的客观原因：在打仗中，“失一堑”是较快的，人们也可以在较短时间“长一智”；而经济建设却要有较长时间，建一个大厂要若干年，建设方针成效如何，需要较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如一至两个五年计划的实践检验，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它的正确与错误和得失所在。
小平同志在我国历史转折的新时期，以敏锐的目光，深入事物底蕴的洞察力，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了我国经济工作中许多脱离实际的缺陷。例如，他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的弊端，不适合于像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就等于欧洲的一个国家的国情。如合作化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集体化的组织形式，也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在工业发展上，指出工业建设不能一味追求速度，求快。在《文选》中，虽然没有很多专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工作的篇章，但是其中包含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多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明确而科学的总结。
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这一提法要求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最充分地适合我国的国情，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贴切地适合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求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步骤，更加切合我国的具体条件。这一提法意味着搞社会主义建设要真正地做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标新立异，而正是使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更加完善，更适合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的吸引力。因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不是离开了社会主义，而恰恰是在我国真正地坚持了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使我们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方针，这个提法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它从指导思想上为我们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地发展提供了保证。这个提法，不仅表明了小平同志卓越的思想，也表明我们党基于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表明我们党中央领导的更加成熟。
三、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纲
实事求是，主要是从当前的实际而不是从将来的实际出发，因而要重视研究新的历史条件。正如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做出新结论。这就是说，不能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许多年前基于当时条件所作出的某一些论断，而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切不可思想僵化，把那些早已经实践检验证明业已过时的论断，当作自己的精神枷锁。
从《文选》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既立足于坚持，又强调要发展的科学的态度，特别是透辟地论述与提倡要在四个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平同志不仅论述了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着“四化”的成败，而且坚定明确地把能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能否搞好“四化”的根本前提。小平同志在许多论述中，十分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事业，也是一个无比艰难的事业，要顺利地推进这一事业，不能依靠过去的经验，不能在书本中去找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研究新情况中，用创造性的新的结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平同志强调新的历史条件，新的革命事业，要求有新的理论。他指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他要求人们研究这些理论，反对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且要求理论著作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5]“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6]
从《文选》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是研究新情况与分析新问题的典范，他的许多有关我国政治、经济、文教的论述与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就经济工作来说，《文选》指出了一系列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十分卓越的科学论断，高度概括集中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体智慧，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它包括：（1）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2）改革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与加强责任制；（3）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4）重视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5）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6）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论点，制定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7）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与科技水平。
小平同志如上的许多论述，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也直接体现了小平同志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当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由此进一步用新的结论来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敢于从实际出发，抛弃某些过时的论断而代之以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是小平同志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说：“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7]
这里和整个《文选》都体现了小平同志敢于在理论上创新的革命家的气魄。我觉得，《文选》还体现了小平同志理论工作的锐意进取精神，这不仅反映了我们伟大的时代，我们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需要，而且体现了小平同志兼有雄伟气魄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与卓越的理论家的品质，这也正是他能在艰巨繁忙的革命政治活动中，从事创造性的理论活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