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先士卒的红军将领
左权，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上学，几度辍学。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编为第1期第6队。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同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在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作战英勇，由排长升为营长。6月回师广州后，左权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不久，他参加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第3次东征。1925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左权学习刻苦，善于思索，“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1930年6月，左权回到上海，9月经厦门、龙岩进入闽西苏区。初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11月，当选为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12月初为红新12军军长。1931年初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6月升为参谋处长，开始显露出较强的组织才能。12月，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宁都附近的固村圩，协同王稼祥、刘伯坚从事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的联络指挥工作。随后担任红军第5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第15军政委，不久，任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左权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至红军学校任教官。1933年12月，他任红一军团参谋长。这时，中央苏区的第5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战斗频繁而且极为艰苦。即使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也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在攻打贵州施秉城时，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行动迅猛，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5月，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中，左权率部先是在崎岖的小路中轻装疾行，出敌不意地直取小相岭隘口，攻下越西县城，之后一天急行140华里越过晒经关，他率军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以佯渡之态势转移了敌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红1师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
1936年10月红军3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中旬，在山城堡，左权、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一部完成了对胡宗南78师的包围。21日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2个团，胡部的另几个师也被红军兄弟部队击败，山城堡一仗共毙俘敌军15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犯，稳定了陕北的局面。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2.出色的军事素质
“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副总参谋长。1938年2月，日军4万人分三路进攻临汾，与八路军总部遭遇。在左权指挥下，他们坚持战斗，一直到后续部队赶到，击退了日军多次冲锋，这就争取到了3昼夜的时间，使数十个村庄的群众安全转移，使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顺利撤退，并使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大部分转运出去。两个月后，日军3万余人对山西晋东南地区发动9路围攻。左权根据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按照总部的部署，在内线，以游击战牵制、骚扰袭击敌军，将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寻找战机歼敌。4月15日终于光复了武乡县城，16日又在武乡县的长乐村布下口袋阵，全歼日伪军3000余人，此即“长乐战役”。随后，他率军在张店再歼敌1000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解放人口百余万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奠定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基础。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1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在日军的配合下，猛扑太行抗日根据地。3月上旬，身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的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4天4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进犯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10个团，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将战役的整个部署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左权不仅谋划整个战役的组织、参谋工作，而且还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他协助彭德怀出色地指挥了关家垴战役。在最紧急关头，他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左权的魄力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指挥部的士气，结果全歼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
左权有着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每在成就一件大事之前，都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兴建黄崖洞兵工厂，他实地勘测地形，亲手规划工厂布局及保护工厂的军事设施的配置，经过一年的建设，一座年产足可装备16个团的兵工厂建立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现状。刘伯承曾说：“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还就应当注意的战术原则和其他有关注意事宜作了具体的布置。11日凌晨战斗打响。日军来势极猛，并施放了毒气。守军按照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顽强坚守阵地，并利用机会组织反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日军接连失手后改变了策略，企图利用赤峪山东侧的悬崖，居高临下侧击守军阵地。左权及时指示特务团“待机行动，以变应变”，重新配置了防御力量，继续给进攻的日军以重大杀伤，大量消耗了其有生力量，顿挫了敌军的锐气。19日，黄崖洞保卫战进入尾声。八路军在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下伏兵，当退却的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立即被密集的弹雨打得阵脚大乱，伤亡惨重，向黎城方向溃逃。21日乘胜追击的八路军收复了黎城，胜利地结束了黄崖洞保卫战，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多次指挥战斗取得胜利，体现了他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理论功底，他素以学习刻苦，精于钻研，而博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书籍，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于1942年被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左权对战术问题特别是游击战术的研究颇有创新，“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其军事著述的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军事思想原理。在八路军军队的建设中，他对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部队训练、军队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都有独到的建树和巨大的成就。左权善于思考、勤于笔耕，撰写和翻译了诸多颇具影响的军事著作。仅在华北敌后5年间即译著共20余万字。周恩来说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3.指挥突围壮烈殉国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空前严峻。20日午夜时分，左权在战前部署会议上分析了敌我态势。说面对日军重兵的多路合击，我主力部队目前已转出外线，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尚处在敌军的合击圈内。眼下直冲我们的是由涉县、黎城、歧极关而来的一股日伪军，约3000人。面对重兵压境的日伪军，合击圈内八路军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等待他们的将是极其残酷的战斗。不过，左权提醒大家：从局部看，我们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但从全局看，敌人是处在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的包围之中。他对担负主要掩护任务的司令部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80％是共产党员，90％以上都是老红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鉴于眼下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次日凌晨，由掩护撤退的总部警卫连所扼守的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爆发了惨烈的战斗。在这次“扫荡”中，日军专门组建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故多路日军均向麻田方向急进。警卫连仅仅两百多人顽强地抵御着两千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敌军多次冲击失败后，便发射信号弹，召来了更多的援兵，射向守军阵地的火力更加炽密。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将虎头山一线轰得地动山摇，步兵随着遮天蔽日的烟尘直逼八路军阵地。为保证八路军总部的安全转移，左权不顾周围炮弹不断爆炸掀起的气浪，站在虎头山后面的山头上沉着地指挥战斗。他心里不仅想着总部各部门的安全，也惦记着群众的安危。当他看到附近山上还有群众没有脱离险境时，使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从已经十分吃紧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吸引敌军，以便让群众转移。直到安排妥当，左权才不慌不忙地走下山去。
5月25日上午，突围队伍仍然未脱离险境，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集结着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几千人马，四周都是激烈的枪炮声，日伪军以“纵横合击”战术构成的包围圈在一步步地收紧。天空中，日军飞机也不时地投弹、扫射，受惊的骡子狂奔乱跳，将密集的突围队伍挤堵在狭窄的山沟中。眼看秩序大乱，左权不顾日军飞机的威胁，跳上一匹黑骡子，跑前顾后地把混乱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加快了行军速度。左权一边指挥突围，一边观察着战场情况的变化，他根据日军飞机反复投弹扫射，以及千米之外响起的密集枪弹声判断，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日伪军已经发现了合围目标，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圈。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1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2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面突围；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3率领向东北角冲出重围。日伪军发觉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迅速收缩合围圈，并将一簇簇炮弹砸向密集的人群，给突围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面对这一极度危险处境，左权一边鼓舞士气，一边迅速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他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彭德怀关注着仍围在合围圈里的大批战友、同志，坐在高大的马背上就是不挪动。左权急了，以强硬的口气命令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彭德怀被感动了，挥起马鞭，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
目送彭德怀离去后，左权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着大队人马的突围行动，他的身体这时已虚弱得很厉害，但仍然尽全力招呼着每一个人。午后2时，在十字岭高家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用嘶哑的声音激励着已极其疲劳的队伍：“同志们，尽管敌情严重，大家不要慌。我们要胜利，就得一齐冲。一齐冲就要听从指挥，只要冲过前面一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尽管突围形势愈加严峻，左权仍然要求警卫战士“要警卫总部机密，要保护电台，保护机密材料，保护机要人员！”并立即采取措施，将身边的参谋人员、警卫战士分散到电台和机要人员中去。
当左权交代完上述任务后，突然觉得有人拉住了胳膊，他一看是唐万成，感到很惊奇，刚才不是安排这位警卫连长去保护彭总突围的吗？怎么小伙子又转回来了呢？当唐万成告诉他“彭总已冲过封锁线，现在你快跟我走吧！”左权拒绝了，坚决命令唐万成赶快去追上彭总。在他看来，彭总的安全远比自己的安全重要，这涉及到八路军的荣誉啊！现在自己的职责就是指挥突围。看着身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拖着虚弱的身子像普通战士一样在炮火中奔跑，唐万成实在不忍心，他执拗地紧紧攥住首长的胳膊不放。左权气极了，拔出左轮手枪，喝令道：“你要懂得，要是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枪毙你！”唐万成只得松开手，掉转身朝彭总突围的方向赶去。
太阳偏西了，日军的炮火依然很猛烈。左权从容地指挥队伍继续突围，他登上一块高地，尽管他声音更加嘶哑了，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道：“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快冲啊！”大家见副总参谋长就在身边指挥，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也就加快了。
当队伍冲向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敌人火力更加凶猛。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接着第2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过早地失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根据太行人民的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从此，辽县改名为左权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