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与单极领导世界企图的斗争日趋激烈，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激烈，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使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与美日在冷战期间的战略关系的基础不复存在。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中国与美日的准战略盟友关系逐步转化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关系，中美之间出现结构性的战略矛盾。中国崛起而引起的“中国威胁论”，严重毒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也派生出相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世畀与中国都处于历史巨变之中，中国的安全观与亚太安全战略也根据这种变化，进行了积极的调整。
一、“9·11”之前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中国地处东亚，面临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岛礁和辽阔的近海大陆架，是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土和主权安全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同时，中国的安全威胁和潜在危险也集中在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而且，亚太地区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的大国，国际矛盾和斗争比较复杂尖锐。因此，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心，它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亚太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对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1.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安全战略目标。
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是时代的主题。中国一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国家安全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安危，安全战略属于传统安全、军事安全或生存安全的范畴。中国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自身的军备建设和防御措施以及军事结盟策略，加强自己的战争威慑能力以有效地预防战争的发生，同时确保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就是一旦发生外敌入侵，军队要有能力把侵略者消灭或驱赶出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世界主题的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潮流，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爆发，世界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在此基础上，中国实现了根本任务的转变，即由搞阶级斗争转变为进行经济建设。冷战以后，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基本估计是，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出现，将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生存安全转向经济安全，国防任务主要是防止任何有可能阻碍或破坏中国经济建设的战争，也就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维护和平与发展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文化都比较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的至理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到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的崛起”。阎学通认为：“中国正在走出崛起的准备阶段进入起飞阶段，能否在此阶段避免战争已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内外环境最好的时期。在短短的20年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翻了4番，举世瞩目。不过中国崛起的时间还很长，至少要用半个世纪。中国现在还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崛起的基本条件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亚太安全的战略目标，也是长期的战略。
2.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积极防御的军事安全战略。
建国以来，尽管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与安全重心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中国的积极防御性质的军事安全战略始终未变，然而，由于国家安全环境、安全目标和安全重心的变化，积极防御的军事安全战略的侧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而确定的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的目标是为了进行一场敌强我弱的反侵略的全面战争，以人民战争的方式，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持久战战略。这样，战争就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对国家的经济破坏可想而知。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中国已经承受不起战争的破坏。因此，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成为中国必然的军事安全战略。
冷战后，两大军事集团剧烈对抗的结束以及核威慑的作用，使得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积极防御的安全战略“突出预防周边地区的局部战争”。而且，中国在亚太地区存在许多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亚太地区许多潜在的热点与冲突都与中国有关系，像台湾问题、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等。考虑到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中国国防建设的任务就是在保持“有限优势”的核威慑的前提下，建立常规威慑力量以提高局部战争能力。
现代战争的高技术性，对国防建设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局部军事冲突的潜在威胁，要求中国军队提高机动性、精良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以及军事装备的高科技含量。根据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战略和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任务，中共十四大提出：“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军，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中国质量建军的国防政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得到再次重申：“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重视科技强军，加强国防科技研究，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逐步更新武器装备。”
中国质量建军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六个方面：调整和优化结构；突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选拔和培养人才；重视后勤保障工作；提高正规化水平；搞好后备力量建设。为贯彻“科技强军”的方针，1996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军队武器装备技术主审委员会。1998年，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备部。在新形势下，海军建设将占有重要的位置，加快海军建设将是中国科技强军的重要方面。
中国国家安全与统一的任务，要求中国建立一支具有高科技装备的能打赢现代局部战争的常规威慑力量。但是，中国崛起的漫长过程，要求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进行质量建军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平衡，特别是在和平占主导趋势的情况下，应该把主要资源用于加快经济的发展。前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中国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国防现代化的前提，“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强大了，军队建设和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形势对中国来说不容乐观。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存在“逆裁军”的形势，最近两年，亚太地区高科技军备竞赛的趋势有所加强。特别是台湾每年大批购买先进武器装备，而且，台湾还在努力进入美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对中国的国家统一造成很大的压力。美日军事同盟的巩固以及美国与亚太过去军事联盟关系的恢复与加强，对中国构成包围的态势。尽管它们不会同中国发生战争，但对我们形成了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美日联合研制TMD，并且扬言会覆盖台湾，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弹道导弹的威慑力，增加中国统一的难度，而且很容易引发亚太地区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使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经受严峻考验。
3.加强睦邻友好，营造和平周边环境。
中国外交政策一直注重双边关系，应该说中国今天安全环境的显著改善，首先得益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与改善，特别是与大国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加强。中国重视发展亚太地区睦邻友好关系，有其地理上的必然。中国地处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地域辽阔，海岸线漫长，具有众多的陆上、海上邻国，这些国家民族、宗教、历史、政治和风土人情各不相同，而且，中国与许多邻国有领土、领海和疆界争端，因此，很难通过多边外交或多边安全协定将中国的所有邻国包容进去。而且，亚太地区大国林立，又缺乏多边安全合作的传统与机制，所以，中国向来重视双边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和平解决纠纷和减少武装冲突创造条件。
冷战以后，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进一步得到加强，成为中国安全战略的重要方面。199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这一政策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执行睦邻友好政策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睦邻友好。这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决不会改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先后与越南、印度改善了关系，与新加坡、文莱、韩国建交，恢复了与印尼的外交关系，同俄罗斯以及中亚三国共同签署了五国边境地区相互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一切不仅使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周边无战事，而且与所有接壤或邻近国家都保持了正常友好的关系，不但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发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加强相互理解与信任，减少麻烦与冲突，解决领土与疆界争端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安全合作和一体化的基础和保障，特别在解决领土争端、保持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指导下，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中国解决国际纠纷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共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对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该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暂时搁置，求同存异。”20世纪80年代，中日钓鱼岛主权问题基本搁置起来，只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制造事端；南沙争端是我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重点解决对象。中国就这个问题经常与东盟国家进行双边或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的讨论；中国与印度在1993年达成了“保持边界和平与安定”的协定，双方减少了边境驻军。1996年，两国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1997年11月，叶利钦访华时郑重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的所有问题都已解决；1999年，江泽民出席上海五国元首比什凯克会议，中吉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吉国界协定，这样，在两国之间有了一条全长1096公里的没有争议的边界。
4.积极推动双边、多边安全合作。
冷战以后，东亚地区开始广泛使用合作安全的概念。但是，由于亚太地域广阔，民族、宗教、安全环境、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得东亚国家在界定合作安全概念时，也表现出“亚洲方式”或“东盟方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强调对话和磋商的重要性，对合作安全的机制化和法制化给予了很大的保留，强调“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亚洲方式”的合作安全在原则上也与欧美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亚洲国家更强调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方面。中国的合作安全观，本质上与“亚洲方式”的合作安全观是一致的，它强调相互信任、共同利益基础和平等互利等原则，既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与立场，也代表了亚洲地区的共同利益和传统，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和地区安全事务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并体现了一种没有强权和霸主味道的仁德精神。
人们曾经担心，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会使中国陷入被动，实际上，积极参与多边安全机制是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的，不但不会陷入被动，而且还会为我们争取主动。因为，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本地区的任何冲突与战争都会威胁中国的安全，地区安全机制可以预防像欧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出现过的那种战乱，中国如果处在机制之外，则会失去对地区安全安排的发言权，那样才会陷入被动。
冷战后，中国在提高自身国防力量、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支持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增强亚太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并减少意外冲突，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1993年，在加德满都举行了“建立亚太国家安全与信任措施”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地区安全合作，但也担心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把矛头指向自己，因此中国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提出的五项建议，突出了反霸和不在国外驻军的原则。1994年，在东盟地区论坛（ARF）首届会议上，再次提出地区安全合作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友好关系，和平解决纠纷，不搞军备竞赛与核扩散，促进安全对话，增进信任，表现了中国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1997年4月，中俄两国所发表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摈弃冷战思维，确立新安全观”的思想。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更明确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并指出，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保障国际安全，营造世界持久和平，不能以加强军备和建立与完善军事联盟为基础。
中国不仅提出并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合作安全观，而且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等国际军控机制。在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上，中国积极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会议；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就减少边境驻军、增加相互信任进行了多边磋商；中国还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同意在ARF框架内讨论南沙问题，并且与东盟成立高官会，每年就双边问题进行磋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是在多层次上建立的，既有由政府主导的第一轨道，也有官方和非官方共同参加的第二轨道，以及完全非官方讨论交流性质的第三轨道。中国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
当前，亚太安全形势中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不利于中国合作安全观念的完善与实施。首先，美国在东亚地区军事同盟的加强，与合作安全的观念背道而驰，严重削弱了东亚国家多边安全合作的努力；其次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和李登辉的“两国论”以及陈水扁政府继续阻挠两岸统一的政策所引起的台海紧张局势威胁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合作安全努力。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使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局势近年来一直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对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建设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最后，美日联合研制TMD并试图将台湾纳入其中，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安全信任，并将会引发高科技军备竞赛，恐怕会是对亚太地区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努力的致命打击。
中国在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与本地区国家双边的安全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同美国和俄罗斯的交流与合作。在冷战后战略利益一致性增强的情况下，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安全合作发展很快。1994年9月，中俄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相互承认大国地位，并决定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合作，还发表了《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7年，双方决定将“发展军技领域的关系视为是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约东扩和北约轰炸南联盟以后，中俄在安全与军事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普京执政以来，更是加大了俄罗斯亚洲外交的力度，在共同抵制美国建立导弹防御体系方面，中俄具有共同一致的利益，双方的合作也得到很大的加强。1994年起，中美双方的军事往来也得以恢复。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从此中美就具体的安全合作问题进行了反复协商并达成一些声明。1997年，中美就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应该指出，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两国的安全合作与对话的顺利发展。
多边安全合作与双边对话之间不存在矛盾与对立，不能相互取代，而且二者还可以互相促进。事实上，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双边安全合作与对话，常常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而多边安全合作可以更好地体现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观念和实践。在地区安全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一方面加强双边对话与磋商，另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这样才真正有利于为中国与亚太地区21世纪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亚太地区集中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与国家最终统一的根本利益；亚太地区又是一个融“东、西、南、北”为一体的地区，其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传统的结构和发展趋势异常复杂；世纪之交，国际格局转变，亚太安全形势变幻莫测。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安全，为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亚太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必须高瞻远瞩。
二、“9·11”之后中国面临的安全新形势
“9·11”事件刚爆发时，国内外学术界认为，形势是对中国有利的。因为这有利于布什新上台时比较僵硬的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在反恐战争之初也的确在单边主义的道路有所回头，布什也亲自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与恐怖主义做斗争似乎使中美两国找到了战略上的一致，并暂时掩盖了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冲突和对立。但随着反恐战争的顺利进行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大国关系的变化，亚太安全形势正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利。“9·11”事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是深刻的、长远的。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武力主义和干涉主义，明显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和安全；其全球战略重心也明显东移，正在增加在东亚的驻军，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平衡进一步向美国倾斜。美国利用反恐战争的机遇乘机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通过加强和亚太地区盟国的安全关系，形成了对中国更紧的包围圈；其次，美国明显地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增加了两岸关系中的变数。2001年1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2年国防授权法，答应向台湾出售4艘“基德”级驱逐舰和12架P-3C飞机，并帮助台湾得到8艘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潜艇。2002年3月11日，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出席了在佛罗里达州召开的“美台防御高峰会”，这是1979年以来台湾“国防部长”第一次访美，可能象征着美国政府结束了23年来限制美国与台湾高层军事官员互动的做法。4月初布什总统在华盛顿的演说中称台湾为“台湾共和国”，将两岸说成“两个国家”，后来白宫澄清是“口误”。4月9日，以促进美台关系和加强双方交往为宗旨的“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立，成员达85人。
另外，大国战略的调整也明显对中国不利。美国在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敌人，不对美国构成威胁，战略矛头更进一步向中国集中。俄罗斯似乎又重新回到亲美的外交路线上去了，放弃了和美国的地缘战略争夺，在世界多极化政策方面也明显倒退，进一步降低了俄罗斯对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牵制作用。印度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在反恐期间得到明显加强，巴基斯坦的政策也具有明显的亲美倾向。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严峻。
面对不利的安全形势变化，中国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中国外交正越来越成熟、稳重和务实，说明它正在从百年屈辱的历史所塑造的敏感心理中走出，而更加自信。中国对美国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上表现温和，这包括了美国在中亚和菲律宾的驻军、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和加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核战略评估审议》报告的泄露和“邪恶轴心”国家说法的提出，特别是美国明显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方面，中国都表现得相当克制。这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存在了，或者说这些问题对中国不重要了，只是中国不想因此激化矛盾。
中国的基本战略思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仍然把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特别是应对加入WTO对中国的挑战当做头等大事，为此，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中国外交在既定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主要包括如下特点：
1.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最近几年，我国领导人频频出访欧洲、中东、美国和东南亚，行程密集，成果显著。从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国大国外交的分量，这些外交活动可以尽量减轻美国对中国压制，拓展中国的外交空间。
2.推动多边外交和地区安全机制的进展。中国认可并发展多边外交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但转变的进程很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参与多边国际事务的标志性事件。2001年底，中国和东盟初步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为建立中国和东盟共同大市场而努力，这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决策。中国还在上海第一次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虽然在“9·11”之后受到极大挑战，但据说2002年6月份即将在莫斯科召开首脑会晤中，该组织将通过一份基本文件，使它出现重大“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重量级”的地区性国际安全组织。推行多边外交和地区安全合作，能够增加中国抵制美国单极霸权和压制中国的企图的力敁和砝码。
3.在战略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中国虽然反应温和，但也决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就擒。从多方面的信息来看，中国一定会增加核武器与导弹的部署，并会参加太空领域控制权的争夺，“神州”三号升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对台湾问题，中国虽然农现了极大的灵活，但它的底线肯定不能超过“一中”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