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太的军备发展
在亚太地区，世界级超级大国、地区性大国及中小国家集团力量互动共处，呈现一种多极的层次化的安全结构。冷战以后，各国的军事力量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与发展。
美国的军事实力不仅在亚太而且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在维持强大的核威慑战略同时，美国发展起一个庞大的高精尖常规武器体系，它具有一流的军力远距离投送能力和进攻能力。尽管冷战后国防开支相对减少，但依然维持在每年近3千亿美元的水平，是世界国防支出最高的国家。克林顿政府曾于1993年和1997年两次重审美国冷战后军事战略，分别发表了《自下而上的调查》和《四年一度防务审查》，把国防计划重点由对付苏联的威胁转变为对付地区威胁，保证能够在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冲突中取得胜利；同时提出利用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军事革命”成果保持军事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推行有重点的武器系统现代化计划”。以信息战、精确打击、导弹防御和战略机动等能力为重点，增加新武器采购费用。武器研究开发重点是美军的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和联合攻击机、C-17运输机、科曼奇武装侦察直升机、防区外发射精确打击弹药、导弹防御系统等；加强美军的制信息权、制电磁权能力，提高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特种作战能力；美军将维持140万人左右的总兵力，并承诺在亚洲驻军10万左右由于美国目前在计算机、航天等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其信息搜集、跟踪、传输、处理能力先进无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军事打击具有精度高伤亡小的特点。1999年3月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联盟发起的空袭行动中，美方牢牢控制住了制空权，依靠空军及海上发射的精确制导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给南联盟以重创。这次军事行动已部分显示了美军的先进武器装备。2001年“9·11”事件之后不久，美国国防部推出新的《四年一度防务审查》和《核态势审议报告》，从已经公开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对新的形式，美国将加强常规力量、导弹防御和本土防御，实施积极的军事预先打击政策，目的在于继续保持美国海外行动的自由，防止地区性强国对美构成核及生化武器威慑，防止恐怖主义对美再次造成大规模破坏。
美军负责亚太地区的防务主力是太平洋舰队，该队司令部设于珍珠港，拥有“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7艘，其他类型核潜艇32艘，航母6艘，其他大型水面作战舰艇60余艘。水面战斗舰艇分为2个舰队：第3舰队，负责太平洋中东部、阿留申及白令海等；第7舰队，以日本横须贺为司令部基地，负责西太平洋、印度洋及阿拉伯海，该舰队是美军最大型的前线舰队，拥有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官兵6万人，战斗机350架，舰船60艘，包括超级航母“小鹰”号。
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国力衰落，财政紧缩，军事力量建设进展艰难。北约东扩给俄在地缘形势上造成极大的压力，恶化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迫使俄罗斯加深了对核武器的依赖。1992年俄宣布放弃1992年作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重新恢复首先使用政策。2000年1月，代总统普京签署了新国家安全构想政令，强调“如果解决危机的其他手段都不能奏效的话”，俄罗斯将动用核武器。尽管俄整体实力下降，但在太平洋仍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战略核潜艇7艘，战术潜艇21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12艘，其他水面舰船近200艘，其海军航空兵装备96架作战飞机，80架战斗直升机。
中国的国防政策立足于防御侵略、维护统一。由于1950年代面临来自美国的核讹诈和核攻击的威胁，中国发展起一支包括固定、机动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在内的有限的核力量，使中国具备了一定的反核威胁的能力。中国实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国防防御力量以常规武器为主，重点是做好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准备。中国目前的军队规模是250万人，不在国外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国防建设服从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国防经费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中国军费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W78年的4.63%逐年降至1997年的1.09%，1997年的军费仅为98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3.67%，日本的22.79%。由于国防科研投资有限等原因，中国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中国海军于1980年代确立了从近岸扩展到近海防御的战略，目前海军拥有核动力、常规动力核潜艇、驱逐舰等20多种型号的舰艇及综合补给船，但尚无航母，没有远洋作战能力；航空工业在5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发展道路，目前国产战机秆-8已具备全天候战斗能力，但仍属第二代战斗机，与先进国家现役第三代战斗机F-16、苏一27、幻影一2000相比，在导航系统、电子系统等方面仍有差距。中国与十几个国家边境接壤，陆地边界2万多公里，海岸线1万8千公里，从地理上讲，对国家防御力量要求较高。再加上近年来，世界强权政治势力上升，周边环境复杂化，中国的国防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目前的国防建设方针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在独立发展国防力量的同时，亦开始少量引进采购先进武器系统，包括苏-27、基洛级潜艇及巡航导弹驱逐舰等。
日本自二战结束后，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借助于美国延伸核威慑，享有核保护伞；在主要依靠美方提供防务的同时，也逐步发展起一支相当精锐的海上力量。日本海军具有较强的潜艇护航作战和远洋机动作战能力，其扫雷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主要水面作战舰艇吨位位居世界第四位；主要的机动作战水面舰队有4支以宙斯盾驱逐舰为主的“八八舰队”（8艘驱逐舰加8架直升机）。日本虽然自1990年代以来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水平，但由于其经济规模大，军费实际值居高不下。1999年的军费达41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连美国都承认，“日本是迄今为止太平洋西部沿岸地区头号军事强国，日本的国防工业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即以极低的生产率生产大量大型武器装备，发展在决定重新扩充军备之前必须拥有的技术诀窍和工业基础设施。”1990年代以来，借口所谓“朝鲜威胁”，日本进一步加強已相当精良的海上力量，并于1998年12月25日，正式决定与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东南亚各国位于东亚、南亚、南太平洋三大体系之间，辖印度洋太平洋之间海上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重要；它们大都足中小国家，军事实力相对薄弱。冷战时期，东南亚各国主要依附于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剧变，东南亚加快了“东盟”十国一体化进程及武器力量现代化步伐，战略指导思想从国内安全转向外部安全，先后确立了“近海防御”作战指导思想，重点加速空军、海军现代化。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东盟各国军费不断上升，并开始大量采购现代化武器。武器装备采购更新有两大特点，一是购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等大型水面舰只和潜艇，使舰艇装备向吨位大速度快、突击能力强的方向发展。
相对于冷战后西方各国和其他地区军费相对下降的趋势，东南亚各国的军费却有明显上升，该地区已成为冷战后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倾销市场之一。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一、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各国国防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二、冷战后，美、俄（苏）在该地区势力相对收缩，东盟各国摆脱大国、防务独立的思想回升；
三、西方军火商对该地区实行武器倾销政策。1980年代末东四方关系的缓和以及冷战的结束削弱了维持高水平防务开支的政治基础。自1997年以后，美国及北约各国的国防预算纷纷下降，国防采购额大幅度减少，加上世界工业普遍的需求量减少和生产过剩，西方国防工业面临严重的衰退局面。因此，扩大平品出口成了西方武器大国军工企业摆脱困境的一条出路。于足，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希望国防现代化的东南亚地区成了西方武器大国倾销军火的目标。另外，南中国海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发现、开发以及与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争端，也是东南亚沿海国家扩展军备、增强海上威慑力量的原因之一。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财政紧张，许多国家延缓或取消了一些采购新武器的计划，军备发展势头略有减缓，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又有上升趋势。人们预测，随着经济恢复，以及“9·11”事件和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军事打击的影响，东南亚有可能在2003年后再次形成军事现代化升级热潮。导弹系统、多用途飞机、海上能力和快速部署部队有11可能成为这次军事现代化的重点发展方向。
二、亚太的军备控制
由于亚太地区的多极化层次化的安全结构，使得该地区缺乏对称的平等对手，缺少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双边的或欧洲地区华约、北约两大集团多边的那种对等裁军和军控谈判的机制。冷战时期，亚太国家除了小范围的军备协定，像朝鲜战争等局部冲突后签订的相互信任措施外，主要参与了部分全球性裁军与军控活动，几乎没有地区性多边谈判。自1980年代末期特别是冷战之后，国际形势缓和，亚太地区性裁军与军控有所发展，主要有单边的军队裁减，双边的、次地区范围的多边相互信任措施，以及区域性的、建立无核区的努力等等。
1995年，中国宣布在两年内裁军100万，1990年再次裁减50万。1988年后，苏联和美国也先后开始裁减其在亚太地区的兵力，从1989年至1991年，原苏联已裁减在亚洲部分的苏军26万人，并已从越南金兰湾撤走了绝大部分海、空军，原苏军在1992年底前从蒙古全部撤离。从1991年始，美国削减驻亚太地区美军，使东亚地区驻军维持在10万左右。1992年美军撤离了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1987年至1991年，越南也将总兵力从120多万减至60万人。
1990年4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这是亚太地区签订的第一个双边裁军协定。
1991年12月13日，朝鲜北南双方签订了《关于朝鲜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有相应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同年12月31日，双方又签订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1991年4月，印度与巴基斯坦达成相互提前通报在双方边境地区进行部队调动和军事演习的协议与防止发生侵犯领空和飞越领空的协议，1992年8月，双方签订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协议。
1993年6月中国与印度达成在中印边境地区建立某些信任措施的协议，包括在两国边防军事指挥部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同年9月双方签署了《在实际控制线上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双方又签订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上建立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协定。
1993年11月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两国国防部军事合作协议，1994年7月双方签订《关于防止危险军事活动协定》；1994年9月双方达成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1996年4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五国首脑在莫斯科又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规定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种类的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资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这是亚太地区第一个关于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多边协议，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1998年1月，中美签署《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中美还就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发表联合声明。体观了中美在有关军控问题上的双边合作的初步发展。
1971年，东盟提出了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目标，后来为防止美苏超级大国之间在东南亚地带的核军备竞赛，开始了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努力。1995年12月东盟七国及柬埔寨、缅甸及老挝等东南亚十国签署了《东南亚无核区条约》。该条约禁止开发、制造、管理、试验、获取、拥有、部署、运输及使用核武器，并禁止在被定为无核区的海洋投弃放射性物质和废弃物；缔约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载核舰机在本国停留或从本国过境。该条约对防止东南亚地区核武器扩散无疑是一大贡献。但由于该条约的议定书规定5个核国家不得在无核区使用核武器，而条约的地理范围包括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将引起与中国的领海主权纠纷，而且潜在地影响限制了美国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线，因此有关核国家提出了修改议定书的意见。1998年5月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国印度进行的5次核试验，给全面实施建立东南亚无核区计划蒙上阴影。
在所有这些次地区级的军控发展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之间就边界裁军等问题所进行的军控合作。通过近几年这些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互访活动，该地区政治关系趋于紧密和稳定。目前，该地区已成为整个亚太地区军控合作最为顺利的地区之一。这充分证明，政治意愿是军控的先决条件，而军控又对政治关系有促进作用。
三、亚太军控中的障碍
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第一届会议召开，会议宣布论坛成员国将在建立信任措施、核不扩散、预防性外交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该论坛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有中、美、日、俄等主要大国参与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是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一大进步，尽管论坛会议中已开始讨论一些军备控制问题，但也只是涉及加强海上安全、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等方面，并未涉及那些亚太地区面临的重大的军控课题。事实上，亚太地区的核扩散、导弹武器扩散及弹道导弹防御武器扩散等方面问题严重：印度、巴基斯坦突破核模糊政策，进行了核武器试验，成为新的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朝鲜曾一度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日本贮藏了大量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钚材料并具有迅速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成为潜在的核武器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朝鲜正在大力发展弹道导弹；美国则在更新进攻武器的同时，发展防御武器，欲将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引入东亚地区……迄今为止，还没有合适的多边机制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或加以控制，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缺乏进行多边军控谈判的条件。
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控机制之所以能建立并延续下来，原因是主要的国家行为者只有两个，且势均力敌，双方的核军备竞赛风险巨大、性命攸关，因而双方有坐下来谈判并控制军备的共同意愿。而亚太地区则缺乏这些条件。首先，多极的层次化的地区安全结构决定了多个国家进行军控合作的复杂性。和平共处及目前正处于探索时期的“合作安全”也许是维持多边安全的一个模式或一条途径，但很多现实主义者不认为此路能行得通，至少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西方强国，基本上仍奉行强权政治，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亦是不可避免地处于这种现实政治中，它们之间合作的朋友或防范的对手错综交叉，多数情况下不易明辨某一军备发展动向是针对哪一方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多边军控对话有相当的复杂性。
其次，亚太各个国家之间实力相差悬殊，非同一量级的“选手”，非对称的对手之间进行军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持安全合作观点的人，往往鼓励国家间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增大军备透明度，认为这是减少怀疑、消除敌意的手段，事实上，非对称对手之间简单的军备透明并不一定有利于维持它们之间的稳定性。例如：有两支实力悬殊的人马对峙，甲方拥有100门大炮，乙方只有数门大炮。如果乙方将大炮隐蔽起来，那么双方是有可能相安无事的，显然，乙方不会先发制人攻击甲方，否则只会惹火烧身；同样，甲方也不会轻易攻击乙方，因为说不清乙方会从什么地方用那数门大炮进行反击，造成甲方相当的损失。如果双方将武器完全公开透明，摆在面前，这将造成极不稳定的态势：因为甲方很容易将乙方仅有的武器摧毁，所以在双方关系紧张时刻，甲方容易产生首先开火摧毁乙方大炮使乙方束手待毙的动机。因此，在实力悬殊的对手之间实行军备完全透明并不是安全稳定的保证，非对称对手之间的军控安排要比对称对手之间的情况复杂得多。
造成亚太多边军控合作较难进行的另一个障碍是美国谋取霸权的安全战略与狭隘的军控政策。美国积极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及大力推动在东亚地区研究部署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98年8月美国与日本开始联合研制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实际上源自1983年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里根政府发起了“战略防御倡议”（SDI），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目的是建立天基弹道导弹防御网，通过早期预警卫星探测，利用强激光、粒子束武器和导弹拦截器等手段对可能来自苏联的大规模战略核导弹进行多层次拦截、摧毁。它包括对来袭导弹飞行轨道中的助推段、后助推段、中段及末段共四个阶段拦截过程，目的是使来袭弹头的漏网率达到极小值，使苏联的进攻性核武器“无用和过时”。事实上，尽管美苏当时已掌握了一定水平的中段、末段拦截技术，似进行全线的、大范围的多层拦截技术却是十分复杂，要使拦截率接近100%，从技术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进攻导弹稍加些突防措施，比如：填装诱饵、利用分导式多弹头，以及使弹头在轨道中作机动处理等，就能够较容易地提高突防率，大大增加拦截难度；从费用上讲，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其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另外，由于发展防御系统会刺激对方大量增加进攻导弹数量，从而导致军备竞赛升级，而危机时刻又4诱发一方首先进攻，所以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不利于军事稳定。显然，按SDI部署的系统将违反《反导条约》的规定，因此SDI计划遭到来自苏联和军控界的广泛批评。由于这些技术、经济、政治上的原因，SDI计划进展缓慢。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后，来自苏联大规模导弹袭击的威胁减少了，而来自其他国家的有限导弹袭击的危险增加了，于是布什政府开始对SDI计划进行重大调整，将之改组为“防御有限攻击的全球保护”（OPALS）计划，目的在于防御来自任何方向的有限的弹道导弹攻击，该计划包括3个主要部分：一是地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二是地基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三是天基全球防御系统。
1993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星球大战”计划，开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并将SDI计划组织更名为弹道导弹防御组织。同年9月，克林顿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审查》报告将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列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优先项目，而把反战略导弹的国家导弹防御（NMD）系统降为第二位，重点转向针对来自第三世界的战区弹道导弹威胁。
“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目的是保护在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和美国的盟友国家，3个项目构成了它的核心：一是陆军“爱国者”导弹的改进项目，二是海军的低层与高层防御系统，三是陆军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其拦截技术既有末段拦截，也有使用激光武器的助推段拦截。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针对射程可达3500公里的导弹的，可保护半径100～200公里以上的范围。所谓的“战区导弹”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按照《反导条约》规定，美俄双方禁止部署反战略导弹系统，而条约本身未对“战略”与“战区”作明确定义。克林顿政府费尽心机地与俄罗斯谈判，希望对“战略”“战区”导弹重新“划界”，提出“凡是在试验中不用于拦截射程大于3500公里以上的，即最大速度不超过5公里/秒弹道导弹靶弹的系统，都属于不受《反导条约》限制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一标准从技术上讲有很多问题：一、将3500公里作为战略与战区导弹的界限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对于像英法及中国这样的国家，3500公里的导弹已经具备了“战略”意义以3500公里为标准，就是忽略这些国家的安全需要；二、以“试验证明”而不是“实际能力”为标准来考察，有掩盖反导系统实际能力的嫌疑；三、经过有关研究人员的计算，具有拦截射程达3500公里的战区导弹的拦截器，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具有拦截10000公里的战略导弹的能力，这将违反《反导条约》的精神。1997年9月26日，美俄在纽约签署同意上述标准的有关文件，为美国发展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道路。
“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目的是防御来自所谓的“无赖”国家的有限的战略弹道导弹打击，同时，也还对具有更大核能力的国家的战略导弹的意外发射提供防御。1996年，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防部将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从“以技术准备为导向的研究开发”项目转向为“为部署而准备”的项目，制定了所谓的“3+3”计划，即责成弹道导弹防御组织在3年内进行发展准备工作，于1999年进行系统整体试验，试验后如果美国作出必须对面临的导弹威胁进行防御的决定，则有能力在接下来的3年后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至此，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从研究阶段真正走上了向部署阶段进发的路线。1999年春，美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法案，支持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建立这样一个有限的国土防御体系明显地有违《反导条约》，因此克林顿政府多次谋求与俄罗斯就修改《反导条约》一事进行谈判处于于2000年7月第三次拦截导弹实验的失败，克林顿政府将是诉开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推延至下一届政府。2001年小布什人主白宫以后，积极推动导弹防御计划，并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结合成一体同时推进。当年12月美国政府发表退出《反导条约》声明。美国的行动不仅影响炎俄的深入核裁军进程，而且从长远看对全球战略平衡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它是建立在保持自身绝对安全同时不顾及他人安全的前提下，这将动摇整个国际安全与军控机制的基础。
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步伐很快，并已经开始引入东亚地区。1992年，美国政府同意向台湾当局出售“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1994年，美在韩国布署“爱国者”导弹II型，并开始在东北亚建立预警系统；1998年10月下旬，美国会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在“朝鲜威胁”借口下，日本政府于1998年开始与美国联介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引入东亚给这一地区的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经过有关研究人员的计算，具有拦截射程达3500公里的战区导弹的能力拦截器，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具有拦截10000公里的战略导弹的能力，特别是在敌方边境附近使用激光武器，可以对敌国境内纵深800公里处发射的射程为4700公里的弹道导弹进行助推段拦截在日本附近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削弱中国非常有限的导弹威慑力量。防御武器从来都是与进攻性武器相关联的，增加导弹防御系统，容易刺激他国迅速增加导弹数量或给导弹添置突防措施，从而引发导弹武器的军备竞赛；美国本来就在进攻武器方面占绝对优势，现在又大力发展防御力量，显然是在拉大该地区的实力差距，这将给地区军事政治稳定带来破坏作用。二、导弹防御系统在卫星定位、惯性导航等方面与导弹系统有共同的技术，在这一地区引入防御系统也会刺激导弹技术的进一步扩散。三、如果在台湾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话，负面影响更大，因为那样将使台具备相当的防御能力，会鼓励“台独”分子冒险独立的企图，从而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程度，毒化中美关系。
显然，这背后有许多因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而获益的军火商的大力推动，但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美国所以能成气候，美国已形成的谋取霸权的战略导向是其根本原因。美国21世纪的既定目标，“从根本上讲，要寻求一个拓展的、可靠的民主国家阵营”，这个阵营“要遵守并捍卫一整套表达理想并维持自身利益的准则”，“美国寻求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充当领导角色，与那些与美国有着共同价值观与目标的国家进行合作，对那些能够影响美国繁荣的国家施加影响”。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目的就是对付那些可以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国家的“不确定的威胁”和来自某些敌对国家的“非对称袭击”威胁。简言之，就是要在保持强大的进攻性武器的同时，发展防御性武器，实行一种双重“威慑”。以防止这些国家将来对美构成核及生化武器威慑。美国目前的军备控制政策已偏离了过去所遵循的维持军事稳定性和战略平衡的原则，走向一种维持绝对优势、遏制他国的新方针。看来，要使亚太地区多边军备控制深入发展，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不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