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能和平利用与核武器扩散
自从20世纪初人类认识到原子核内蕴藏着巨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以来，世界就开始了两个方向上的核能利用：一个方向是通过人工控制的核反应堆，利用原子核链式裂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进行发电和科学研究；另一个方向则是利用裂变材料超临界反应或氘氣聚变反应，产生爆炸作用，制造原子弹或氢弹。这两个方向上的核能利用几乎是并行发展的，它们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原子弹释放的能量的主要来源是铀或钚材料的裂变反应。铀和钚元素分别有多种同位素，其中对制造核武器最有用的是铀-235或钚-239.一般只有当含铀-235达以上的铀材料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这样的铀被称作武器级铀。自然界的铀矿石中含铀-235的丰度仅有0.7%，只有经铀浓缩厂的同位素分离，才能得到高浓度的铀。钚在自然界中的含量极少，一般是利用铀-235在反应堆内经中子照射转换而成的。从反应堆里出来的照射过的核燃料，经过后处理厂分离，就能得到钚材料，含鉢-239达93%以上的钚是高质量的武器级钚，低于93%的各种级别的钚也可制造出“粗糙的”核装置。反应堆一般分三种：用于发电的动力堆，生产钚材料的生产堆，服务于科学实验的研究堆。武器级钚一般通过专门生产军用钚的生产堆生产。各种民用反应堆均能在烧铀过程中产生副产品钚，这种混在用过的核燃料里的钚，经过后处理厂分离，既可以再用于民用核燃料，也可转用于武器。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拥有核电站等W用核设施的国家均是潜在的可用于武器的钚材料的累积者。拥有民用核设施的国家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取武器用核材料：一是通过对低浓度铀进行浓缩，二是通过对反应堆用过的燃料进行钚分离。为了防止在和平利用核能过程中核材料被转为武器用途，联合国于1956年成立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负责民用核设施的安全保障，以防生产中核材料被转为军用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授权IAEA负责缔约国中民用核设施的监督核查和安全保障工作，防止核扩散。
从1950年代起，很多国家陆续独自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建起核工业基础。由于核武器在国际安全中的特殊作用，有些国家开始在核和平利用基础上发展核武器计划。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剧变，一些中小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上升，核扩散形势严峻。目前，除了美、俄、英、法、中五个《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核武器国家以外，印度与巴基斯坦已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据估计，以色列已经拥有一定量的核武器，也常被称作事实上的核国家），另外还存在一批“核门槛国家”，即拥打核能力，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的国家，比如：伊朗、利比亚、南北朝鲜及日本等。在这方面，亚太地区问题突出。本节将以印度为个案，探讨该地区核扩散的症结及影响。有关朝鲜核问题在下一章论述。
二、印度核武器的发展与影响
（一）印度核计划的起源与发展
印度以《核不扩散条约》是一个歧视性条约为由，拒绝加入该条约组织。因此，印度的绝大部分核工业设施（除少量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外）不接受IAEA的监督而处于自由运行状态，这为印度秘密发展核武器项目提供了便利的物质基础条件。
其实，印度的核计划可以追溯到独立前的1945年，当时从剑桥归国的印度物理学家霍米·巴巴博士说服印度的工业巨头塔塔家族提供资金，创立了以研究原子核物理为主的“塔塔基础研究院”。印度独立后，巴巴博士又向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力陈原子能研究的重要性，促使印度政府于1948年成立了以巴巴博士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印度的民用核计划研究。
从1953年起，印度受惠于当时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起的“和平利用核能”倡议，先后接受了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国的核合作项目。
1955年，加拿大向印度提供了40兆瓦研究用重水反应堆（CIRUS），美国则向该堆提供重水作为慢化剂，1960年，这座反应堆在特朗贝的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开始运行。
巴巴博士非常清楚许多民用核技术的军、民两用特性，特别是钚后处理技术，既是民用核能技术的一环，也是制造武器用钚材料的必备技术。1958年，印度开始寻求在特朗贝建设钚后处理厂，名义上是为增殖堆计划作钚燃料的准备。后处理厂于1964年开始运行，它每年可分离10公斤的钚（可制造两颗原子弹）。
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邦的博克兰爆炸了一个以钚为装料的原子核装置，约1.2万吨TNT当量，其中的钚是经过特朗贝后处理厂分离的来自CIRUS反应堆的钚，该试验对外宣称是“和平核爆炸”，但很明显是在向世界证明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自此以后，加拿大、美国暂停或终止了与印度的核合作项目，苏联后来成为向印度提供重水的主要国家，自此，印度加快了自行发展研制核武器的步伐。据估计，至1995年，印度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核工业体系，拥有从铀矿开采到放射性废物处理的整个核燃料循环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一批训练有素的高级科技人员，包括3座后处理厂，3座燃料元件生产厂，（座研究堆，10座核电反应堆等；其积累的钚已达330公斤，可以制造65颗核弹。
印度在发展核装置的同时，于1960年代开始积极发展导弹和空间技术，这其中特别受惠于与美、英、法、德、苏等国在空间发射方面的大量合作。据统计，从1963年到1975年在印度的Thumba试验发射场，共有350次探空火箭合作发射试验。1970年代初，印度政府开始为电子与空间发展计划提供专门的组织与资金力量。1987年，印已开始了先进的卫星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1983年，印度在英·甘地总理主持下，制定了“综合导弹发展计划”。1980年代末，印度已能生产出射程为150～250公里的“普里特维”（Prithvi）短程弹道导弹样品。1994年，试射了射程达1500公里的“烈火”（Agni）中程弹道导弹，1999年4月，又成功试射了射程为2000公里的“烈火”Ⅱ型导弹。这几种导弹均可携带核弹头。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连续进行了5次地下核武器试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很快宣布：“印度已经成为核武器国家。”这一事件使全球为之震惊。这5次核试验被宣称分别是：原子装置，高当量的热核装置（氢弹），战术核装置，和两个低当量装置。但一些国际机构的探测数据与分析表明，所谓的“热核装置”爆炸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能仅是一个“助爆型”的原子装置。尽管如此，在1974年成功进行了核装置试验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持续研制，再经过这次核试验，印度掌握基本的武器化的裂变核装置已没有太大疑问。配上印度1980年代就购买的幻影一2000、米格一29等可载核战斗机及新研制的弹道导弹，可以说，印度已具备了一定的核威慑能力。
（二）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挡箭牌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被经常提及的理由是来自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核威胁”，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避免刺激其他核大国及世界舆论的挡箭牌而已。
印度与巴基斯坦本是一国，1947年英殖民者炮制的“蒙巴顿方案”，人为地按“宗教特点”将印巴分为两个自治领，激化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独立后不久双方就因在克什米尔等地区归属问题上的纠纷而陷入战争。日益加深的宗教矛盾又使双方于1965年和1971年发生了两次战争。至今，克什米尔地区之争仍是两国难以和平相处的一个症结。尽管印度一直称巴基斯坦是对印最大的直接威胁，但在军事上，印度占据优势，特别是1971年战争后，巴基斯坦遭到肢解，“东巴”部分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从此，印度确立了在南亚地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巴基斯圯由于在国土面积、军事力量以及经济实力上都处于劣势，因而在历史上它主要依靠与西方的同盟关系抗衡印度。1954年，巴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援助条约》，并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加入巴格达组织。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利用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位置及作为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国家与海湾国家的特殊关系，遏制苏联南下扩张，同时也为美国的波斯湾政策服务而巴基斯坦与西方各国结盟之目的则只是为自己的防务考虑。巴基斯坦的防务策略是，“不企图与印度平起平坐，只谋求能运用必要的军事和外交手段迫使印度不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来限制巴的自由。”1971年印巴第三次战争和1974年印度核试验后巴基斯坦开始了核计划。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巴之间展开了秘密的核军备竞赛。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巴基斯识人意识到，只有发展经济才能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由于巴站斯坦并不愿与印进行长期的核军备竞赛，因而，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印度放弃核武器，巴就会放弃”，巴多次建议与印共同参加《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建立南亚无核区，但遭印度拒绝。其实发展核武器有利于巴基斯坦而不利于印度，因为如果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那么就可以制约印度的常规武器优势，因此印度拒绝巴基斯坦核裁军的建议说明，印度发展核武器是另有原因，并非迫于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压力。1980年代以来，印巴关系缓和，各种官方民间交流渠道先后建立，特别是1997年以后，巴基斯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努力，致力于与印度改善关系，印度古杰拉尔总理与巴基斯坦谢里夫总理同意恢复已中断3年之久的外交部长级会谈，双方重新建立了总理“热线”，并放松边界出入限制等等，巴基斯坦还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军费的10%的削减。遗憾的是，印度的核试验中断了这种缓和势头，使印巴矛盾更趋激烈。
1950年代中期之前，中印两国关系友好融洽，两国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印度风行一时，而尼赫鲁总理本人对中国也长期抱有热情，他在1944年就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已经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持久力和适应性，不管经历了多少变迁和危机，它们在非常悠久的岁月中还能够成功地保持住它们的基本个性……”然而，英帝国主义在中印之间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例如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却给中印关系带来阴影。由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持“不容谈判”的立场，多次拒绝中国希望友好协商以谈判方式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在边界附近执行“前进政策”，最后导致了1962年10～11月的边界战争。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但很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军队的行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克制，正如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Lord Caccia）所评论的那样：“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显然，“中国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解决，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然而，由于印度舆论片面的宣传煽动，很多印度人坚持认为中国侵犯了印度，边界战争引发的仇视的种子从此埋下，对中国的敌意长期萦绕在许多印度人头脑中。因为中国建国初期多次受到美国的核讹诈，中国政府于1950年代中期作出了制造核武器的决定。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并同时宣布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印度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对印构成“核威胁”，这成为印度明确其核武器计划的借口之一，印核科学家巴巴博士向印政府建议开始“地下核爆炸计划”，该计划于1964年11月被政府批准。直至1998年印度核爆炸试验之前，印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还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中国是印度潜在的头号威胁”，印总理瓦杰帕伊在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也写道：“我一直对印度过去一些年来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不断恶化的核环境深感不安。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
事实上，中国自拥有核武器以来，一直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近20年来，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改善与印度等邻国的关系，1993至1996年多次与印达成边境相互信任措施协议，闪此，印度声称面临中国的核威胁是一种托辞。正如印度前总理古杰拉尔1998年5月29日在议会发言时所责问的那样：“在3月19日把总理的职权交给瓦杰帕伊时，国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新政府执政不到50天就进行核试验，威胁从何而来？”尽管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被印视为“潜在的威胁”，但发展核武器并不是解决中印问题的途径。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周围陆海交界的邻国有21个之多，中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心在东、北部，与被雪山相隔的印度缺乏地理和经济上的直接联系，地缘政治上的位置客观上决定了中国没必要与印度长期为敌，正如1959年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书面谈话中毛泽东主席所言：“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就是边界问题，1962年的战争已表明中国政府并无过分要求，只是在维持实际控制线前提下希望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边界争议。1962年之后，印度大量采购先进武器，在边界上已处于对中国的局部常规优势，但从地理及政治上讲，印度也不可能用武力独自解决边界问题。30多年来，在边界上，双方基本仍维持原状，保持相对的平静。近10多年来双方关系大大改善，签订了有关边界问题的相互信任措施，边界问题有望在将来以和平方式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无核武器，意义不大。因此，印度发展核武器是针对中国核威胁的论点难以自圆其说，这一点，国际上许多人也看得很清楚，舆论界对印度的论点也大表怀疑。可喜的是2003年6月在瓦杰帕伊总理访华后中印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已逐渐淡化。2003年印度国防部正式公布《2002～2003年度国防报告》中虽然有部分继续重弹“印度关切中国一巴基斯坦合作关系，担心中国发展潜射弹道导弹”等老调，但引入注目的是，新报告首次对近年来中印关系不断改善的势头给予了较为积极客观的评价。报告还首次谈到了两国军事合作关系，指出“印度军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些合作，包括两国军舰互访、印度派军官前往中国军事院校进修”。对于中印关系前景，报告也采取了向前看的积极姿态，表示“印度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寻求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发展核武器的真正动机
1990年代前半期是冷战后全球军控进展较大的一个时期。
1995年5个核武器国家表示将尽快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促进核裁军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核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期被无限期延长，这表明180个无核缔约国已同意无限期放弃核武器选择，这使得世界核不扩散体制的未来显示出较为乐观的前景；1996年，包括5个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顺利达成，这是5个核武器国家首次共同参加的一项直接影响、限制核武器设计发展的多边军控条约，向全球发出丫一个促进核裁军进程的积极信号。有关核国家也表示愿意就终止武器用裂变材料生产进行条约谈判。另外，许多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发起“回归无核世界”的宣传与运动。一时间，世界裁军与军控领域出现一片生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才格外地令世人震惊。许多人不解，保持“核模糊政策”20多年的印度，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然越过“核门槛国家”的界线，一跃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从印度核计划发展历程来分析，并联系其国内政治及国际局势，可以看出，意外之中有必然，印度的核试验是内在动机和诸多外在闪素促成的结果。
印度在独立前近200年的时间里，一直受英国殖民统治。作为英国女皇“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和英帝国殖民东方的大本营，财富遭到掠夺，经济结构受到破坏。1948年独立之后，印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建设之路。尽管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人口最多，版图最大，在印度洋占据有利的地缘位置，但从战后美苏全球对峙的总格局看，印度并不是美苏争夺的最前沿，因而没有明显的外部军事威胁。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给印度以良好的安全环境以及走不结盟路线的外交灵活度。印度对自己的古文明引以为荣，对独立后的建国目标预期极高。印度第一届总理尼赫鲁早在1944年就在他那本影响广泛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我认为它们蕴藏着的大量的生活力和能力被遏抑着，我要把这些解放出来，使它们重新觉得年富力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生重要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正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构想，使印度一开始就将国家战略定位在谋求世界大国的影响和地位上面，而原子能、核武器对一个国家的特殊的政治军事意义显然也没有被尼赫鲁忽略，在1946年一次讲话中他说道：“我坚信印度将发展自己的核研究，我希望印度的科学家们把原子能用于建设性目的，但如果印度受到威胁，她必将不可避免地使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
其实，印度要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抱负在印建国早期初有成效。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和领导国，在第三世界及国际舞台上享有较大影响；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也使印在战略和外交上获益不浅。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印度的影响渐渐失去。尽管建国40余年来印度在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宗教、种族、种姓矛盾，国内问题严重，整体社会状况及实力与活跃的东亚及蒸蒸日上的中国相比仍显得大为逊色。南亚次大陆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一种相对独立和不被重视的境地。印度多年来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也屡屡受挫。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印度上层人士急切地寻找使印度在印度洋、亚洲及全球发挥大国影响的途径，而核武器成了走向大国的一个捷径。
印度最早感受到直接的核威慑作用是在1971年，当时印度正在进行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的航母“维克兰特”号耀武扬威，巴基斯坦则处于弱势，作为巴基斯坦盟国的美国下令其第七舰队“企业”号航母作战群前往印度洋孟加拉湾警告印度，要求双方停火。这艘被认为载有核武器的航母的出现使印度人受到很大刺激。战争很快结束了，但印度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印度防务专家曾说，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印度政府作出了1974年进行核装置爆炸试验的决定。七八十年代，印度政府一直坚持“保留核选择”的政策，但很少对核政策进行公开讨论。到19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关注一向被知识界、政府上层人士所关心的核政策，关于核政策的讨论开始增多。
1995年5月，《核不扩散条约》顺利延期，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成为3个拒绝参加核不扩散机制的国家，印度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印度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将“核模糊政策”变为“有效的威慑”。在国内一次大众意见的调查中显示，已有62%的人表示同意印度爆炸一枚核炸弹用以提高它的核武器能力。印度各政党也对核政策给予极大关注。特别有影晌的是1980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党（BJP），这是一个右翼的反穆斯林、支持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政党，该党早期化身人物Jana Sangh早在1951年就提倡印度教民族主义，宣扬用核武器显示印度的实力，“向世界证明印度教文明的优越性”。人民党继承了Jana Sangh的教义，一贯公开支持核武器化。在1996年选举宣言中，该党声称要“重新审议印度安全环境，并引入核武器”。该党在1984年的议会中只占有543个席位中的2个席位，而1998年已发展成为领导一个联合政府的拥有180个席位的最大政党。这显示出，印度支持核武器化的群众与政治基础趋于加强和明朗，印度对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看得越来越重，印度总理的一位国防与外交助理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道出了许多印度人的这种想法：“核武器仍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印度不能接受一个强行划分有核与无核国家”的“核隔离”机制，“核威慑在西方行得通，为什么在印度就不行呢？”“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将有助于亚洲的力量均势，将有助于平衡并联结富油海湾地区与迅速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这充分说明，核威慑政策的影响已渗透到南亚，成为印度实现其在亚洲、太平洋的政治与军事抱负的工具。核威慑政策是美苏冷战时期对立冲突的产物，在冷战期间，核武器的存在在遏制大国间直接冲突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冷战结束后，核武器存在的政治基础及核威慑政策的合法性受到极大削弱。中国政府在1994年联合国49届联大上明确主张“制定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公约”，同时，中国参加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核裁军立场上显示了积极态度。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核大国仍坚持首先使用核威慑政策，美国199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报告中还坚持宣称“美国仍然需要以核武器作为不确定未来的屏障。”这种对核威慑的依赖政策极大鼓励并推动了印度核武器化的进程。正如许多印度批评家所言：“是西方强国的伪善，特别是美国，将印度推上了核武器之路。”
在“保留核选择”的政策下，印度一直维持着一支庞大的核科研队伍，时刻准备时机成熟时，在1974年试验的初步核装置基础上，再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实现核装置武器化。时值1995年，时机到来。当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工作已经起动，印度面临极大的压力，若不试验，恐日后再无机会，于是国大党政府作出了准备于1995年12月进行核试验的决定。很快《纽约时报》就透露说：“美国间谍卫星已经拍摄到印度在拉贾斯坦沙漠的博克兰试验场进行的试验活动。”当时正值《全面禁核试条约》谈判时期，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极力推动谈判进程，力争在1996年9月前完成。如果印度在1995年底爆炸核装置，本已复杂困难的谈判进程必将受到致命冲击，因此，美国对印施压，迫使印度暂时停止了试验准备。至今不清楚美国是以何种条件或承诺致使印度放弃了这次准备。
1996年9月《全面禁核试条约》顺利达成，包括5个核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在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只有当包括印度在内的44个有核能力国家参加，该条约才能正式生效。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上台，一向公开支持核武器化的人民党，抓住机会，促成印度于5月11日、13日进行了5次核武器试验。据印度方面称，他们设法巧妙地躲过了美国卫星的侦察，此种说法引起很多人怀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全面禁核试条约》达成之后，美国放松了对印度核试验的监控与压力，因为印度此时成为核武器国家不会与美国现时政策构成冲突：首先，印度爆炸核试验之后拥有了核武器，目的达到了，印度自然乐意加入《全面禁核试条约》以平息国际舆论，所以此时进行核试验，对条约不再成为障碍；其次，从地缘政治上讲，“美国在该地区缺少战略意义，用于施加影响的因素（如力量投送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和致命打击能力）在印度洋地区关系中不起主要作用。”印巴之间的核竞赛“与美国的核武器及其原则也毫不相干”，印巴“在南亚的冲突不会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印度成为核武器国家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而且一定意义上还可牵制中国。美国根据国内反核扩散法律对印进行了经济制裁，之后不久就宣布准备取消制裁，可以看出，美国对印度核武器化的态度并不强硬。对美国而言，只要印度的核威慑政策不影响美在印度洋及全球的利益就行，这与美国对朝鲜核问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可以这样讲，急于进入大国行列的热望和对核威慑政策的认同及追求是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驱动力。印度1998年的核武器试验是印度国内政治、军事与核计划长期准备酝酿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压力（特别是美国压力）减弱以及国际上缺乏有效的核不扩散机制等因素促成的结果。
（四）印度核试验的影响
印度的核武器试验在国内引起一阵“民族骄傲”的欢呼，但在这最初的兴奋过后，不同的声音渐渐出现，92位印度科学家联名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同意见：“正当国家处于迫切需要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的时侯，（政府）未经全面讨论就作出了进行一项昂贵的（核）武器计划的决定。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迫使国家出这项选择的直接威胁。”印度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活动家Nityanand Jayaram说出了许多印度人的心声“在印度，有3亿人口工作在国际上认为是奴隶制的状况中，而政府却痴迷于将国家置于制造毁灭性武器与满足迫切所需，的利益冲突中。变成一个‘核大国俱乐部’成员并不能带来国家骄傲，只有从（10个最不发达社会俱乐部，中走出去才能真TH为印度赢得荣耀。”
的确，核试验除了给部分印度人带来一些心理平衡外，更多的是给印度带来负面影响。印巴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双方拥有核武器而减少，反而日趋激烈，双方的核竞赛已完全公开化。印度的核试验，特别是试验前后部分政府官员的反华言论，使本已改善的印中关系蒙上阴影。印度从一贯的核裁军积极倡导者变为核武器拥有者，使印度在第三世界和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受到破坏，这将给其外交与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印度核试验带给世界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核不扩散机制及全球后冷战时代安全构架的冲击。《核不扩散条约》签约30余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础，对全球核扩散具有一定程度的道义与舆论约束力，至少从签约到1998年之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走向核武器化。印度的核爆炸充分暴露出核不扩散机制的缺陷，该机制对游离于《核不扩散条约》之外的国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此《核不扩散条约》机制的防扩散作用受到质疑。如果为了将印度纳入《核不扩散条约》机制而对该条约中关于核国家的定义进行修改，不但法律程序复杂，而且会引发连锁反应，广大的《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中的无核武器国家自然要问：“印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发展核武器，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核武器国家可以从5个扩展到6个或7个，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是10个或80个呢？”如果听任印度游离于《核不扩散条约》机制之外，则全球的军控机制和军控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印度指责《核不扩散条约》有歧视性，尽管这一指责有一定道理，但5个核武器国家毕竟是冷战的产物，冷战后，核武器存在的政治基础与合法性正受到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在缺乏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印度却走上核武器之路，这无疑是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选择核武器依然是目前世界上某些国家不断争取的目标，依然是跻身于大国行列的一种政治武器。这预示着在后冷战时代，核扩散形势不容乐观。
这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争论过的课题：是否核武器国家越多，世界越稳定？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主张，定程度的核扩散，认为适当的核武器扩散有益于国际稳定性，“核武器是世界上最具有防御优势的武器。它可以赋予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以巨大的保护力量。……核武器能够维持和平，因为核武器破坏力量是如此之大，妄图发动核战争无疑是自杀之举。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人们无法用大量核武器的存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去换取有限的核武器的平衡与稳定作用；消除核武器，至少是实质性降低核对抗水平，是人类使自身免于核灾难的必由之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和无限延期意味着世界各国已达成一个共识：即核武器扩散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印度的核试验却是对这一共识的一种否定，是对冷战时代西方核威慑政策的一种认同与效仿。人们普遍担心这将在中东地区、在世界范围引发”核问题上滚雪球般的效应。
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揭去“核模糊政策”的面纱，在核问题上向世界摊牌也许还有一点积极意义：它将核不扩散机制的缺陷暴露给世界，将“核武器与国际安全的关系”这一并未解决的难题更充分地展示给世人，使全球为之警醒。现在确实到了应该重新评估核武器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的时候了，仍坚持“首先使用”核威慑政策的核大国应严肃反省他们的核政策，设法降低核武器在安全上的作用，并积极推动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的发展，否则，核扩散的趋势将难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