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争夺为标志的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崩溃，但新的稳定的国际格局并未立即形成，国际体系进入了以模糊的“冷战后”概念来界定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棊本矛盾表现在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和其他大国与力量中心争取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争夺上。总体来看，“9·11”事件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大国与力量中心之间基本上形成了重叠的各种伙伴关系，大国之间合作倾向比较明显；此后，美国安全战略大幅度调整，单边主义、武力主义色彩加强，明确表明要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和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并企图单独控制世界事务，以建立美国单极霸权秩序。迫于美国在各方面的绝对优势其他大国反对美国霸权的声音减弱，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急剧逆转。在格局未定的情况下，各国战略都处于持续的调整过程之中，尤其是美国的安全战略调整一直没有最终到位，从而严重影响了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与其他大国的安全战略的变化。
亚太地区大国林立，一向缺乏安全机制，还存在冷战遗产和安全隐患。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趋势加强，经济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的新概念、新思想在亚太地区风行一时，但随着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的爆发，特别是“9·11”之后，美国安全战略的大幅度调整，传统的军事安全似乎又重新回到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的核心层面，但同时新的安全威胁并没有消失，而且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军事危机形势更加严峻，因此，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具复杂性、敏感性和危险性。
一、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
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和力量中心，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东盟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随着总体格局的转变，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各主要力量之间的战略关系已基本形成。1996年，中俄签署《中俄联合宣言》，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日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扩大了他们军事同盟的范畴；1997年，中美元首峰会通过联合声明，表示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还分别与日本、东盟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得以明显加强。这样在亚太地区就出现了以中俄、美日、东盟为主要力量的地缘安全战略态势。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加强或保持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通过双边合作的方式与俄罗斯、朝鲜、泰国、缅甸发展了较具实质性的军事合作关系。东盟不断扩大和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联盟，在安全问题上争取用一个声音说话。虽然亚太各主要力量有较大的利益矛盾，但是，他们都表示其与他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不针对第三方的，而且都无意以军事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是，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亚太地区存在诸多边界、领土、领海权益争端和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主要包括：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岛屿争端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等。这些问题时隐时现、时急时缓，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甚至会引发国家矛盾和冲突。
2.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等冷战遗产和旧的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朝鲜半岛的局势曾经有所缓和，南北方面在和解和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小布什政府执行了更加强硬的对朝政策，使韩国的“阳光政策”遭遇挫折，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将朝鲜列为三个“邪恶轴心”之一，逆转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对话趋势。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先发制人”的武力政策更是锋芒毕露，使朝鲜半岛的形势迅速恶化。
3.亚太地区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中美关系的动荡。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本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基本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冷战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两国存在的各方面的差异和对立是根本性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日益上升，美国从战略上对中国的防范意识迅速加强。同时，中美关系越来越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趋势更强，使得两国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更加艰难，任何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两国关系的严重倒退，这对于亚太安全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深远的。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几次大的危机和起伏，但都没有发展到完全对抗的地步。“9·11”事件以后，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中美两国找到了合作点，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也渐趋稳定，但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肯定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9·11”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再一次打破了大国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与平衡。小布什政府抛弃了克林顿政府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政策，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私的“美国利益”和单边主义色彩加强。特别是由于“9·11”事件的爆发，美国以受害者的身份迅速组织起全球反对恐怖主义联盟，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都纷纷加盟其中，从而加强了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并严重削弱了多极化的努力，逆转了多极化的趋势。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凸现了美国的“帝国”野心，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大西洋两岸的裂痕进一步加大，其他大国对美国霸权进行联合平衡的意识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在重新调整之中，这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亚太国家竞相走以质量建军的国防建设道路，
出现“逆裁军”倾向冷战结束初期，随着东西方军事对抗的结束，世界范围内出现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国家之间走向以科技和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亚太国家纷纷将精力放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军备建设的速度有所放慢。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亚太国家重新认识到军事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由于受到海湾战争的震动，各国对加强军队的军备质量建设尤为重视，而且将军事力量发展的重点由地面部队转向海空军。据统计，从新西兰到韩国的整个亚太地区，自1988年以来，每年的防务开支约800亿美元，而且以每年3%至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长最快的地区。当前，亚太地区已取代中东成为常规武器的最大买主，占全球销售量的34%（中东占21%）。据《简氏防务周刊》载文统计：“覆盖亚洲/大洋洲的军事开支从1991年到2000年继续稳步增加，增幅为26%，而全球防务开支则减少了11%。不仅军事开支在全地区普遍增加，而且2000年4个亚太地区国家路身世界上15个防务开支最多的国家行列。”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东亚各国军备建设速度有所放慢，但是各国的军备建设计划都没有放弃，特别是北约轰炸南联盟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如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及其相关法案的通过、朝鲜的核危机和导弹危机、南亚的核军备竞赛等，都恶化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从而导致亚太地区再次出现了高科技军备竞赛的苗头。
三、亚太地区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安全合作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由经济和科技推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潮流，大大加强了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至少包括了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各国在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时，为了避免损害本国利益，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妥协和对话协商的办法，而较少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特别是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问题。正如钱其深在1997年东盟地区论坛扩大的部长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安全问题的解决既不能靠军备竞赛，也不能靠双边关系军事同盟，而只能靠各有关国家的平等对话和磋商。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安全都息息相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冲突或战乱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局势。大国安全具有全球性，所以美国一再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遍布全球各地；一般国家的安全具有区域性，区域主义运用于安全领域，核心就是合作安全观念的制度化，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成功经验已经是很好的证明。随着安全范畴的扩展，安全的概念早已冲破传统的军事和政治领域，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像环境问题、资源何题、粮食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这些问题对安全的影响都是跨国界的，其问题的解决也绝对不是单个，甚至几个国家所能够做到的。所以，安全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世界安全、全球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等安全领域的新概念、新观念的出现就是全球化时代安全形势新变化的体现。
亚太地区几大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性质根本不同，不是简单的联盟或对抗的零和关系，他们的战略利益既有矛盾又有一致，他们之间既对立又合作。可以说，在亚太地区，人们已经很难用单一的标准来划分战略对手和战略伙伴，各个国家的安全利益都是复杂的、具体的，任何两个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只是部分的重叠，而不可能是完全的相同。因此，要讨论亚太国家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必须依具体问题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南海岛屿争端中，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利益基本一致，而在日本军事化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又与中国利益一致；在防核扩散问题上，中美俄日有共同的利益，可在台湾问题上，美日又与中国利益相背。当然，在环境和恐怖主义活动等全球性问题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共同利益，但是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也不完全相同。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的形势有所变化，因为美国新政府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多边主义、全球合作的政策，转而侧重通过单边（武力）行动来确保美国安全和美国利益。特别是由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90年代以来在亚太地区发展起来的大国合作、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的趋势。
四、双边军事同盟和多边合作安全两种地区安全模式竞争并存
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双边军事同盟模式，另一种是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安全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并行发展必将对今后的亚太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冷战时期，军事同盟成为美苏两国在亚太地区抗衡对方、维护自身安全的主要模式，以美苏为主导的两大军事同盟体制的对抗，构成了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基本框架。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以美苏军事对抗为基本特征的亚太安全格局走向瓦解，亚太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区域内各国重新进行安全战略的调整和新一轮力量组合。美国认为，冷战以后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已不复存在，但亚太地区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如可能出现的由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引起的“力量真空”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形成挑战。为了维护和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确保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依靠和加强它和亚洲盟友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基于此种安全观，自1990年代中期起，美国相继强化了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原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关系也得到加强。
与此同时，中、俄、东盟等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实际情况，认为依靠维持和加强军事同盟来谋求安全的做法已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只会“加剧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而“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商寻求和平与安全”，“可以成为冷战后谋求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一种模式”。在这种安全观指导之下，中、俄、东盟等在亚太地区积极倡导和推行双边和多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像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就是多边的合作安全模式。而美国则把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视为冷战后它在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基础，将多边安全合作仅仅看作“补充而不是替代”它的安全同盟。
“9·11”之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更加注重军事同盟关系。美日军事同盟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也更加密切，美国特别要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前方遏止”以对付随时发生的不测事件，这种形势使得亚太地区军事同盟安全模式的地位大大上升，而多边地区安全机制的作用受到削弱，但这种声音仍然没有消失。
亚太地区安全今后向什么方向发展，会形成什么样的安全模式，这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就目前形势看，在亚太地区建立可使各国平等共处、和平协商的多边共同安全模式仍然为时过早，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反对，加上其他历史和地缘的因素，致使其他大国之间也难以建立相互信赖与合作的气氛。较为现实的可能是，亚太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保持双边军事同盟与多边合作共存的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