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院里发生的这个小插曲，让这家人更喜欢我了，尤其是舅爷这个“大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一名“神童”和潜伏的“天才”来对待了，“娘娘”上学去了，舅爷便让我跟着他一起去上班，随他乘坐着他的专车到厂里去，就呆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交给我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我也果然不负其所望，一周之后，就跟他谈论起我对我国的两大敌人“苏修”和“美帝”的好感来了：提“苏修”是因为它的国土最大，说“美帝”是因为它的铁路最多。
由于对舅爷在“文革”初期所受到的冲击还心有余悸，舅婆在厂子里为人处事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用当年的时髦话叫做：“懂得夹起尾巴做人”。她知道我一个小屁孩整天在人家“总工办公室”里呆着——肯定不是个事儿，上上下下进来看见都不好，可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怎么办呢？舅婆替我想办法了，她是这么想的：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和我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不就好办了嘛！
我那人事科长的舅婆是用一种典型的人事科的办法来帮我寻找新的小伙伴的。她查了一份登记表，将厂子里有六岁左右小男孩的职工筛选出来，再看看其中哪一个跟她较熟，最后选中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工，她还是舅婆当年亲自跑到大连去招来的那一批女工中的一个，这名女工的丈夫也是本厂的，因患肝癌在前年去世了，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由她带着：大儿子叫大民，今年16岁，正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初三，还正好和我那“娘娘”同在一个班上；小儿子叫二民，今年正好6岁，跟我同龄，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年出生的——舅婆正是冲着人家这个小儿子去的，下午快下班时给人打了一个电话，到了晚上，晚饭以后，就住在我家后面一幢楼的这名女工就带着她的小儿子找上门来了……
两个大人——舅婆和那女工的见面显得十分亲热，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的，看来他们确实很熟，舅婆将电话中已经向对方讲过的用意重又讲了一遍，这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年轻的女工说：“这有什么麻烦我的？！大姐您瞧您客气的，跟我还讲什么客气嘛！我这人都是您大老远从东北招来的，这两年孩子他爸过世后啊，您也知道：我这担子可就重了，一个人还真有点忙不过来，上您这儿登门拜访的时候少了，可这心里头还是老惦着您的，我们家老大不是跟你丫头在一个班嘛，回来老跟我提来着，说你们家丫头在学校表现好，还是红卫兵小队长啥的……二民，你好好跟大妈家的弟弟玩啊！别打架！”
舅婆对黑得像块炭似的二民介绍我说：“他叫索索，跟你同岁，你们以后就在一起好好玩。”
我注意到：二民随他妈进来时脚下还有东西——是盘带着一只已经踢得脏脏的小足球，现在还在继续耍球，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直到离去之前才猛地抬起头来问我：“你会踢球吗？”
“不会。”我照实回答。
“笨蛋！”二民脱口而出。
“什么笨蛋？瞧你这孩子，人家可以学嘛！你好好教教弟弟。”二民妈说。
“是啊！我们家这弟弟可聪明了，没上学就认识好多字，还懂得好多地理知识呢，你好好教他一定学的很快的。”舅婆说。
“你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在足球场，我们6号楼跟8号楼比赛。”这母子俩已经走到门口了，二民才回过头来对我说。
送走这母子二人，舅婆和我刚回到屋内把门关上，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的“娘娘”走了出来，对着舅婆说：“妈，别叫索索跟着大民他弟玩，会学坏的……”
“怎么就学坏了？”舅婆说，“你这孩子，就是从小受到你爸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看不起工人阶级，怎么跟着工人的孩子玩就要学坏了？”
“妈，您看您，又扯到哪儿去了？”“娘娘”说，“反正那个大民可是不怎么好，挺阴的，还在男厕所的墙上凿了个洞，偷看女厕所……被我们班男生逮着过一次……”
“大民是大民，他弟是他弟，你说二民那么小个孩子能教索索什么坏的？再说，索索在西安城里，跟一帮拣垃圾的孩子都在一起玩过，也没见怎么学坏……”
……
第二天一早，在大人们去上班上学之前我便起来了，和他们一起吃过早点，舅婆教我如何开门后就把一把钥匙挂在了我的脖子上，步行去上学的“娘娘”还顺便将我送到了距此不远的足球场，她刚离开，二民和一伙孩子带着球就来了，接着又来了更多……
有人瞅着我问：“这谁啊？怎么没见过？”
“新来的，是从西安城里来的，他现在住在5号楼，就算我们6号楼的人。”二民冲他们说，然后走到我面前：“你不会踢，就派你把大门，你见球过来就用手抓，别让球滚进门里就行。”
这场并不正规的楼际儿童足球赛就这样开始了，踢的并非大场而是相当于大场四分之一的一个小场，我守的门也并非大门而是相当于大门三分之一的一个小门，在我眼里，这帮个个晒得黑黝黝的小孩真是踢得太好了！脚下全都有活儿！我站在守门的位置上直看得眼花缭乱——很快我就了解到：这个“军工城”是全省足球运动开展得最为普及也是最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因为有一半以上的职工都是从足球强省辽宁迁或招来的，把那边的足球传统带了过来，历届的市队、省队里有很多队员都是“军工城”的子弟，厂际、校际间的足球比赛经常举行，最有基层性的大概就是我们这种楼际间的低龄组儿童比赛。
我第一次触球不是我主动的，是被一个来球砸个正着，砸在脸上，砸得我眼冒金星，鼻子也酸了，眼泪也出来了……引来四周一阵哄笑。
这是我的第一场足球比赛，作为守门员，我丢了不少球，但也抓住了不少球。随着比赛的持续，我也越看越明白越来越适应了。二民是我们队的头号球星，我们队的进球几乎都是由他一人包办，在双方踢成4：4的情况下，他又进了一个球，而我又一次把对方的一个球死死地抱在怀里，任凭一只狠毒的小脚丫怎么踹也不撒手……这时，比赛结束了，不远处子校的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就是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是比赛双方在事先就商量好的）……
我们赢了！我稀里糊涂地还成了获胜的主要功臣。
踢完球，大家都口渴得要命，准备各自散去回家喝水，我热情地邀请二民到我家（舅爷舅婆家）去喝，他便随我来了。
一进家门，他好像比我还熟似的，自己跑到厨房里的水龙头上，歪着脑袋猛灌一气；等他喝完，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猛灌了一气，然后，我们一起来到大屋，我一眼看见半截柜上的饼干桶，就将它抱下来，打开来请他吃，他一口气吃了好几块，只说了一声：“好吃！”
吃着饼干，我问二民：“你球踢得这么好，谁教你的？”
“我爸，还有我哥。”二民说，“我爸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是厂队的主力，还入选过西安工人队到北京去踢过比赛呢！”
“你爸死了，我妈也死了，我妈是给解放军造坦克牺牲的。”我说。
“你妈也死了？我死了爸，你死了妈，哈哈哈！”二民笑了起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笑，也哈哈哈地跟着他笑。
我们两个就这么对着傻笑了好一阵子。
估计是喝了我家的自来水、吃了我家的饼干、又找到了和我的共同点（他死爹，我死娘）的缘故，二民对我更友好了：“你今天守门守得还行，但不能光会守门，光会守门人家看不起你——走，咱们到楼下去，我教你踢球。”
我们下了楼，来到楼与楼间的空地上踢球，二民带着球过我，让我上前抢球，我很是积极，可愣是抢不下他脚下的球，那球儿好像很听他的话似的，甚至于就像是长在他脚上似的……
中午，大人回来了，我们各自回家吃饭，吃完饭，舅爷舅婆还没去上班、“娘娘”还没去上学呢，就听见楼下有人叫我：“索索，下来，踢球！”
我从窗口朝下看，只见二民这个“小黑人”脚睬着他的小足球，仰着脖子朝楼上喊……
“二民来找我玩了！”我满心欢喜地对家里的大人们说。
“快玩去吧！”舅婆说，“这小孩子就是好相处啊！一玩就玩到一块去了……”
等我下楼以后，我们先去足球场踢了一会儿球，主要是教我怎么射门，之后，二民带我到各处去转——厂区的前后两个大门门口都有军人持枪把守，我们是进不去的，但家属区已经足够大，够我们小孩玩的了。
转着转着，我们来到家属区的垃圾总站前，一闻到那股子久违了的垃圾味我的中枢神经就变得兴奋起来，我想他在教我踢足球，我也该回教他一点什么吧，可我有什么本事可以教他呢？我一定是把这段经历当成自己的本事了——就开始向他大吹特吹拣垃圾的事情，问他附近有没有废品店，说我们可以拣了垃圾拿去卖，没想到这位大工厂的工人阶级的后代听了之后竟是一脸的不屑：“你不嫌恶心啊你？！”
我从孬蛋那里接受来的价值观受到了二民的嘲笑和打击，看来拣垃圾换钱那一套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二民把我带到垃圾总站来，其目的十分单纯：只是为了拣烟盒——这儿的孩子除了踢足球，还爱玩烟盒。
不过，英雄还算有那么一点用武之地：我在头一年拣垃圾的经历倒是训练出了我的眼尖手快——是个在垃圾堆上拣烟盒的好手，一下子拣出了好多的烟盒，我全都交给了二民，这让他很是高兴，拉着我就去了他家，一进他家我才发现：他的家比舅爷舅婆家可是差得太远了，虽然也有两间不小的房子，但里面却是空空荡荡的，二民先用一只脸盆接了一盆水，再把拣来的烟盒逐个剥开，将烟盒浸在水中，过上一阵儿，再将浸了水而变得平展的湿烟盒贴在门背后，一张一张贴上去……尚未贴完，门却开了，走进来一个满脸粉刺面目阴沉的大孩子，臂上戴着一个红卫兵袖套，肩上搭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他是自己开门进来的……二民一见他，脸色都变了，就像老鼠见到了猫，哆哆嗦嗦地说：“哥，你……放学了？”
“这谁？”二民的哥十分警惕地扫了我一眼，问道。
“他叫索索，住在5号楼的，他姨是你同学……”二民讨好似地回答说。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没事别把小孩往咱家带！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二民的哥很不客气。
我们赶紧滚出去了，走在路上，我问二民：“他真是你哥？”
“真是我哥，叫大民，他……他老揍我！”二民说。
我们一起回到舅婆家，“娘娘”也刚放学回来，还顺便把菜也买了回来……
我留二民在家吃饭，下班回来的舅婆慨然允诺，等二民妈下班回来做好了饭，在楼下喊他的名字时，我们已经吃上了。吃过晚饭，我们又出去了。二民说今天晚上与我们所在的秦岭厂相邻的华山厂的家属区放露天电影，便叫上几个早上一块踢过球的孩子一起去看——对这些孩子来说，看电影根本不必去“军工城工人文化宫”花钱买票看的，四个大厂的家属区时不时就会有露天电影放映，他们的消息很是灵通，哪儿放去哪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