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四人帮”被粉碎的那天，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卢福根从教学楼的二楼纵身跳下，既没摔死也未摔伤，只是被摔成了一个眉眼不分的“沙人”——他是瞅准了楼下空地上的一个大沙堆才朝下跳的——那个大沙堆是为了在楼前修建一排乒乓球水泥台子而运来的，足足堆了有一米来高，这铲河出产的沙子极其疏松，即便是从很高的高处跳下，落在上头也是一点事都没有。卢福根当众惊人的一跳让他在我们学校一举成名了，从此以后，几乎无人不晓我们班的这位“傻大胆”、“二敢子”和“亡命徒”。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还是老一套：他爹卢师傅又被叫到学校去了——有所不同的是：这回是被校长叫去的；回来之后又让他饱尝了一顿痛打。有大人发现卢福根的脑袋长歪了，老朝他的左侧偏去，说这可能是他爹长期以来老伸左手朝着他爹的右侧（即他的左侧）打去造成的。我还发现了他那歪脑袋上的头发老是长不长（他确实很少理发）的原因：原来他有一头天生的自来卷，只能贴着头皮长出浅浅的一层；和我见过的大多数孩子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脑袋上长了两个“漩”，听说这是胆大的标记……
“四人帮”被粉碎了，闹了一段时间的地震也随之过去了，人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甚至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于生活的新生的渴望与设想——我记得，我们家属院的“家具热”便是从新年前后开始的：契机是卢师傅领来了一个小木匠，是跟他同村的老乡，最先介绍给了我家。出乎意料的是：母亲死后一直郁郁寡欢的父亲竟然接受了，他对打造一套捷克式的新家具有热情有兴趣，十分爽快地跟人把所有的细节问题都谈妥了。这能够说明：他的心情已经有了某种实质性的转变。一个国家权力高层的政治格局所发生的变动会对民心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吗？我的美术老师所说的“变天了”之后人的心情也会随之发生如此之大的改变吗？我在长大之后曾经对后来的时代所提供给我的这方面的信息抱有怀疑的态度，但现在细细地回想起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元旦以后，那个上海农村来的小木匠便住进了我家，开始给我家打造一套捷克式的新家具。在此之后的一周之内，父亲接连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外婆从她和外公所住的崇明岛上寄来的，在信中告诉父亲：她在南京我的二舅家里断断续续带了几年孙子后，已经彻底回到了崇明岛上，很希望父亲能够带着我去和他们一起团聚过年，特别说到我生下来后还从未见过我的外公很想见见我，说她还没有把我带够——客观说，字里行间还是洋溢着对我这个“外孙”的歉疚之意——更多是对我那早逝的母亲而产生的吧？另一封信是我的大舅从上海寄来的，表达的竟是同一个意愿，发出的竟是同一份邀请，信中还谈及与我母亲的姐弟情深：他当年能够在家里那么窘迫和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上完大学，靠的正是已经工作的姐姐的资助……
父亲在接连收到这两封热情洋溢的信后，似乎被说动了，他在寒假来临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忽然问我：“索索，等放寒假了你想不想去上海？在上海过年？”
我嘴里嚼着米饭一连说了三声：“……想！想！想！”
父亲接着说：“不过，你得自己去，家里有这么一大堆木匠活，爸爸得守在家里，不能跟你去。”
我一下给急了：“我不敢——哪有让小孩一个人自己去的？！”
父亲说：“这没什么可怕的，我给你买好火车票，再把你送上火车，让你大舅在上海那边接你，再让他送你去崇明岛看外公、外婆……我在野外的时候，你一人在家大半年就这么过来了，火车上才一天一夜，还那么热闹，有那么多人陪着你……”
火车！我从未坐过的（两岁从成都来时坐过但记忆全无）火车以及上海——这个我打小时候起听过最多的城市的名字一起在引诱我！
这时，和我们同在一个桌上吃饭的小木匠插话了：“索索，你就自己去吧！上海可好玩了！比西安大得多！还洋气得多！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有什么好怕的，火车上全是人……”
父亲又说：“你自己决定吧！你要说去，我晚上就给你大舅和外婆回信说你去，你要说不去，我就写封信去感谢他们……”
尽管心头的恐慌尚未消除，但我还是大着胆子声音抖颤地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我……去！”
那趟从西安到上海的火车是在早晨开的。
天还没亮，父亲和我就起床了，我起床洗漱吃早点的速度要比平时上课快得多。接着，单位里的小鲁司机就来了（父亲已经提前跟他打过招呼），开来一辆北京吉普准备送我们去火车站——这个小鲁司机，就是在六年前曾开着一辆解放牌卡车将刘虎子们带向一场灾难的那一个。见到这位当年误以为我是“六号坑”的脏小孩而拒绝让我上他的车也让我因此而躲过了这场劫难的小鲁司机，我忽然想起大李叔叔来了，想起我的这位大朋友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心下黯然了一个瞬间。
到达火车站时天已经大亮，那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和兴奋，还夹杂着一丝无法克服的惶恐：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外出旅行即将开始，而且是独自一人上路！在当年也只有那么一大间平房的候车室里排队等待了漫长的时间（对我的感受而言），终于轮到我们进站了！走出候车室的门便一步跨到了站台上，有着一个黑色车头的绿色列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像一觉醒来床上摆放着一个大玩具似的！让我激动和幸福得忘记了迈步，父亲在一旁催促说：
“索索，别傻站着看了，赶紧上车！有一天一夜呢，让你坐个够……”
来到车上，找到座位，放好行李，父亲在我旁边坐下来开始给我交代怎样喝水如何吃饭以及怎么上厕所等基本问题，还再次交代到站后呆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动，大舅会拿着他寄去的我的一张近照到座位上来“认领”我——而大舅的样子我也在这两天里集中看了很多照片。父亲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向着四周乱瞅，这时旅客们正忙于上车，形形色色的人们来到车上，带来浓郁的生活的气息，让我感到新鲜和好奇……
父亲对我不厌其烦地交代着，离开车只有一分钟的铃响起时，他才匆匆走下车去——我多么希望他忽然改变主意做出一个新的决定说：他不下车了，准备和我一起去上海！我站起身来，透过冬天关得很死的车窗朝外张望，刚在站台上找见父亲时，我的脚下猛然一动，车身便开动了，站台上朝我招手的父亲越变越小，终于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父亲刚才在车上跟我说话时我就注意到了有一双眼睛老是在我们身上瞟来瞟去的——那双明亮的目光正是来自于我对面的座位上一个满身香气的年轻女人白口罩上方的一对睫毛很长的黑幽幽的大眼睛——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中式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粉色的毛线帽子，全身上下只有这双眼睛是露在外头的——她的身边坐着一名穿军大衣的年轻军官，回想起来：她正是随他一起上得车来的……父亲消失后的恐慌感刚刚爬满我的周身，对面这个陌生女人就对我开口说话了——
“小孩！你叫索索，对不对？”她的嘴蠕动在口罩里所发出的声音有点失真。
我的“革命警惕性”顿时提高起来了，父亲昨天夜里“当心车上有骗子把你拐走”的叮嘱回响在我的耳际……
“索索！你是索索吗？”女人那看不见的嘴又在口罩中蠕动了一下。
我仍然咬紧牙关，摆出一副坚决不上当的架势，没有应声。
陌生女人这才意识到了交流的阻碍何在，她伸出她的一只纤纤素手，将自己的口罩摘了下来，然后问：
“你看我是谁？”
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好看！她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这是一个带有“画童”特点的感受，但我还是认不出她是谁，只是觉得特别眼熟……
我有点发傻地望着她，费力地回想着……
“索索，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都能认识你，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呢？我是你红姐呀！你的常红姐姐！你是不是把常妈——不，是你的常奶奶也给忘了？！把咱们住过的六号坑也给忘了？！”
经她这么一提醒，我自然已经完全地认出她来——不怪我记性不好，要怪只能怪这世上还有“女大十八变”这回事，让六年前那个扎羊角辫的单薄清瘦的少女出落成了一位美丽丰腴的少妇！
十一岁这年，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外出旅行注定是要有故人相伴的，这么巧的事竟然发生了：我和常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偶遇、重逢、相认，我们不但坐在同一车厢，竟然还就坐在彼此的对面！巧说明这是命中注定的缘。
更绝的是：坐在她身边的那个穿军大衣的军官竟然也是一个“故人”——在她把他呼做“八一”的那一刻我就想起他是谁了：是常奶奶自小带大的那个军人的孩子，是六年前那个突然闯进常奶奶家的“风雨夜来人”，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恐怖之夜和我们同睡一床乘机“欺负”了常红姐姐的那个满脸粉刺的流氓！如今，他不但是我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还是身边这个美丽少妇的新婚丈夫，他们此去上海正是旅行结婚！
如此巧遇，最为高兴和兴奋的是常红，她就像面对一个大人似的向我讲述着她后来的经历：常奶死后，她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领回了家，马上又回来了一趟，来办理转学手续，在其父母家附近的一所中学读完了高中，之后便就业工作了——也算实现了她的理想：在城西的一家国营百货大楼里当了一名营业员。她也简单说起了她的新婚丈夫八一这六年来的经历：当年从常奶奶家逃走之后，他就参军去了南方，在部队里表现良好，已经入党提干，现在已是一名排长了。至于他们是如何恢复联系、怎么尽释前嫌走到一起到如今终于成婚——这肯定是一个很有听头的故事，但她没有讲，确实也没有对我这个“小屁孩”讲述的必要。她还问起了我的情况，在哪儿上学什么的；还问起了刚才匆匆见过一面但却没有来得及相认的我爸，问他结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