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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小万怎么还没开着奥迪车来接自己?

匡二秋看看腕上的表,望望墙上的挂钟,再对对组合柜一角的座钟,所有计时器全显现着八点一刻已然逼近,再不来车,可就要耽误到机场接赖先生的大事了!

他立即往单位里拨电话,车队的老王一接电话便对他说:“我这儿正要给您拨电话呢,小万去不了啦,现在小荆正赶着去您那儿哩,估计八点四十怎么也到了,您就在楼下等着吧……”

匡二秋一听大为恼火:“小万怎么来不了?我昨天上午就跟他定好了车,让他八点一刻以前务必要到……”

小万开的那辆奥迪是单位里最漂亮的一辆小车,才买来不到三个月,匡二秋必得坐着奥迪去接赖先生,心里才痛快:小荆开的是辆用了五年的伏尔加,坐那个去,脸上怎么挂得住?

匡二秋问:“是不是小万病了,上不了班?你是让小荆替他把奥迪开过来吧?”

对方却回答:“哪儿还有奥迪!奥迪车丢啦!昨儿晚上小万拉宫自悦办事,完事都十一点了,他就没把车开回单位,开家去了,把车停在家门外不远的地方,今儿个早起要开车去您那儿,谁知走出去一看,车没了!让人给偷了!他立马去公安分局报了案,从那儿打了电话过来,我们也是才知道……”

原来如此!按规定,司机开完公车,应当把车停放到单位院子里,然后再自己乘公共电汽车或骑自行车回自己家;但有时情况特殊,完事太晚,也就允许灵活掌握,小万家离单位很远,如夜里十一点才办完事,从单位往家里去已无公共电汽车可坐,骑自行车得四十多分钟,所以他把车开回了家去,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半夜里有人偷走了车,他竟酣睡家中毫无知觉,到早上才发现,这是严重的失职!你看,误了我匡二秋的一桩大事!

匡二秋心里实在别扭,但继续与老王对话,发泄说:“怎么搞的嘛!什么事搞到那么晚嘛!是不是办完公事又拉私活嘛!现在弄得我好被动嘛!……”

老王代为解释说:“实在也不好怪罪小万。昨天下午宫自悦一气让他跑了四处地方不算,晚上又赶了三个宴会,宴会完了还送一位女士去北京站,临末了还要把宫自悦送回家,您替小万想一想,能不累得慌?……”

匡二秋一听,对宫自悦大为不满。这家伙也太过分了!

他们那个单位,那一阵头把手出国访问了,二把手出差南方了,三把手主持工作,匡二秋是四把手,宫自悦是五把手,按说奥迪车应先尽着头里的几把手用,可宫自悦是见缝插针,并且一插到底,真有股子狠劲,你看他半天里头跑了多少地方,一个晚宴还要分三处去吃,邪乎不邪乎?

匡二秋下楼前忍不住往宫自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宫自悦刚进屋,拿起电话一听声音立刻亲亲热热地招呼:“二秋!在哪儿呢?”

匡二秋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老兄听说了吧?小万把奥迪车丢啦!你老兄用车用得也太疯啦!你哪儿来的那么好的胃口!一个晚上赶仨宴会!你不怕吃成胃崩溃呀?”

宫自悦麻利爽快地跟他说:“小万这家伙得好好治治!说老实话,就那些个破宴会,去一处我都腻味得慌!还不是为了给咱们单位拓宽路子,我才勉为其难嘛!我是去一处就够了,可小万管着我那些个请柬,他愿意拉我去呀!咦,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不是可以多拿人家给的晚餐补助嘛!昨天他一气就挣了五十块钱,其中二十块是外币兑换券!这小子贪多嚼不烂,又把我的嘱咐全当成耳旁风,估计是回到家,赶紧进屋去睡他的香甜觉,忘了锁车门!要不怎么会丢!……”

这么说全怪小万。这些个司机,确实,刁、懒、贪、馋,是得好好治治!

匡二秋只好坐小荆开的伏尔加去机场。

到了机场,匡二秋对小荆说:“行啦,你回去吧!”

小荆不解:“那您和客人怎么办呢?”

匡二秋下了车只是摆手,小荆便把车开回单位去了。

匡二秋心里想的是,这辆伏尔加太寒酸了!不能让赖先生留下这么个印象,干脆,一会儿接到赖先生,雇辆出租车陪他进城吧!

进到机场里面,正通告赖先生飞过来的那个航班晚点一小时,匡二秋松了一口气,也好,这样就从容了。他找了个坐的地方坐下来,抽烟,想他的心事。

匡二秋接赖先生,其实并非单位的公事。赖先生是个从台湾到西欧定居的学者,匡二秋写过文章,赞扬赖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一定范围内颇有影响,这回赖先生回北京,匡二秋准备邀他到单位里讲讲爱国主义的话题,倘赖先生允诺,那么匡二秋的接机,也便带有了公事的色彩。

匡二秋现在称赖先生“四舅”,也就是说,匡二秋有赖先生这样一位亲戚,那么,他就既属于“台属”,也属于“侨眷”。

此事说来话长。

匡二秋比宫自悦大,眼看就要花甲了。1950年,匡二秋还是个高中生,便在南方某城市,参加了解放军文工队,打腰鼓,扭秧歌,数来宝,演活报剧,表现很好;但后来文工队改组为文工团,走向正规化,他因为上半身比下半身长,体形不好,脸庞虽大,眼睛却小,兼以五音不全,总体素质欠佳,便转为了文化教员;担任文化教员时期,因为同一位有夫之妇关系暧昧,就又转业到地方,在一所中学教政治。中学单位很小,当年的教员又净是些或出身极差或本人历史污点显著的旧知识分子,因此他那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身份,特别是他身为党员(他在文工队时就入了党,他那“男女关系问题”并没闹到严重的地步,因此只是受了批评而没落下处分),都使他在那所中学里成为了政治上很优越的一种人物;再后来他不教政治,当上了学校的人事干部,就更受人们尊重。

1966年夏天,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循着那以前十七年的习惯性思路,匡二秋当然视给学校党支部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分子,他积极地抄录那些“罪证”,参与商讨如何对那些“猖狂进攻”予以反击;但万没想到,后来江青亲自冒雨跑到北京大学,对冲击学校党组织的“造反派”给予了坚决的、彻底的并且是感情冲动的支持。消息立时传遍社会,他所在的那所中学,“造反”的师生立即“猖狂”起来,一直冲击到人事室,要他交出前些时候所整的“黑材料”,他自然是坚决与之抗拒。为了揭露那些“造反派”的“丑恶面目”,在另外几位学校领导人的支持下,他向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师生抛出了一些档案材料,很快,一些“造反派”分子的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刑事前科问题,便被大字报公布了出来,一些“造反派”被称为“游鱼”“黑手”,遭到批斗;但又万没想到,毛泽东很快进一步明确地表态,认为这些对付“造反派”的种种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快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就打垮了以王光美为领导的“工作组”,局势震荡到匡二秋所在的中学,他也就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爪牙”头衔而被揪斗;但不久匡二秋就从“黑帮”群中被“解放”了出来,因为他向“造反派”抛出了一批“保皇派”的档案材料,并揭发了“走资派”校长和党支部正、副书记的“三反言行”;没想到“造反派”竟又分裂,每一派都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而对方是“假造反,真保皇”,每一方为了击败对方,都需要揭对方老底,因而都把匡二秋传唤去要他提供“子弹”。从那时候起,匡二秋便练就了一种两边应付的功夫,他既为两边“秘密”地提供“子弹”,又在两边面前公开地讨好当面的一方诋毁不当面的一方,但他掌握的“子弹”毕竟有限,后来档案室封存了,由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派人守卫,连他也进不去,不能再翻阅卷宗,因而他只能凭记忆抛出材料,到记忆掏空,便只好凭印象,到印象淡薄,他便开始编造……到“文革”后期,人们丧失了真诚感更消退了激情之后,他成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厌恶的人物。

林彪摔死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江青的地位更扶摇直上,全国掀起了一个学演学唱“样板戏”的热潮,不仅各省市有自己的演“样板戏”的剧团,各区县乃至各不同行业,也都组织起了演“样板戏”的班子,因为匡二秋有文工队的老底子,又恰有当年老战友在区里张罗教育口的“板团”,他便调到了那里,成为“板团”的第三把手。在那里,他的性格终于稳定下来,具有了某种鲜明的色彩。

他的性格给周围的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只有那“板团”的一把手——他的老战友浑然不觉而成为一个例外。

那位老战友是个狂热的江青崇拜者,并且是个专爱“揪出反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的虐待狂,因而绝大多数人都对之既惧怕又痛恨,既鄙夷又无奈。匡二秋如何应付他呢?且举一例:该人作起报告来,又臭又长,他作报告,报告会由匡二秋主持,匡二秋主持时握住喇叭筒,一本正经地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小河航行靠艄公,今天就是艄公给咱们上课,咱们只有认认真真地听,仔仔细细地体会,才能通过艄公,领会舵手的精神,经过小河,驶往大海……”这不伦不类的当面吹捧,让台底下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想笑又不敢笑,想交头接耳又不便交头接耳……报告终于讲完了,那位作报告的人派头很大,向来是自己讲完了便离场休息,把杂事的布置留给二三把手,二把手不在,三把手匡二秋待一把手走远,便在台上又握住喇叭筒,对台下的人们露出一个与开场完全不同的表情——竟是一种滑稽相,吐吐舌尖,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咳呀,我为刚才许多同志的耐性,深表同情,深感钦佩!”他头几回来这一手时,竟博得了阵阵情不自禁的掌声……

那小小“板团”的一把手,“破获”了团内一个“聚集在阴暗角落偷听封、资、修破烂货,反江青反‘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结果一共只有四十三人的团体中竟有十九人被勒令检查交代,十九人中十人是“日托”——每天白天到团交代晚上准予回家,九人是“全托”——等于拘禁起来,白天黑夜都不许回家,而九人中为首的两人更惨——各被关在一间小屋中,二十四小时有人监守,每天要被批斗两次;匡二秋被指定为“专案组”组长,他忠实地执行一把手的指示,对这些人所被扣上的罪名,绝不减轻,对没收、销毁这些人暗中聚集欣赏的旧唱片(其实只不过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和梅兰芳、马连良等人的京剧传统剧目唱段),绝不含糊;但当一二把手都不在时,他却又对由他单独“提审”的犯案者歪眉斜眼、故作幽默地说些这类的话:“活该你们倒这个血霉!人家是土豹子认不清洋点心,只当贝多芬就是当年匈牙利反革命搞的那个‘裴多菲俱乐部’的裴多菲,柴可夫斯基就是那个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哩!别看他们人五人六的,其实狗屁不通!”“咳呀,赶明儿平反了,你们有好片子听别忘了叫着咱哥儿们啊!”被提审的只当他这是“诱供”,绝对笑不出来。他说完却嘻嘻嘻、咯咯咯地笑。

结果,一名被指控为“首犯”的中年女性在上厕所的时候,吞服搁在厕所里用以清洗便池的“来苏水”自杀而死。后来此案不了了之。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匡二秋及时找到当年参军时的老领导,回忆了“文革”十年中自己所遭到的迫害——确实,“文革”初期“造反派”把他当做“黑爪牙”游街、剃阴阳头、跪在校门口让学生们啐唾沫等等情形,都绝非他的臆造与夸张;他又递上了揭发那“板团”一把手执行江青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那也绝非他的臆造与夸张;老领导对他的遭受迫害深表同情,对他自觉而勇敢地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深表赞赏;那位老领导在“文革”中有整整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精神仍然旺健但身体受到摧残而潜伏着癌症;他把匡二秋调到了身边,委以一定的责任,那单位即是现在这个单位的前身,后来老领导不幸英年早逝,匡二秋渐渐升到这个单位的第四把手。

匡二秋所工作过的那所中学,曾在校庆日请他回去欢聚,他没去,他不跟那一阶段的任何同事来往,他尽量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中抹去那一段记忆;他参与领导过的那个“板团”,后来自然解散掉,也曾有那位自杀的冤死鬼的家属,通过组织上找到他,要他为其平反,他写了一份材料,把责任全归到当年那“板团”的一把手身上,但又指出,当年并未最后定案处理,所以其实也无反可平;那位当年“板团”的一把手,后来倒也没算成什么,只是不受重用,仕途潦倒,也曾找到他家,希图叙叙旧情,得到一些提携,他对其十分冷淡,甚至都没有倒一杯水给人家喝,人家说话时,他只是用指甲刀修理自己其实已经相当整齐光润的指甲,连眼睛都没怎么抬,嗯嗯哼哼的,使人家只好知难而退。

头几年,对台关系也开始变化。匡二秋,这位曾经担任过相当时间人事干部的党员,那时他对当年中学里那些有亲属和社会关系在台湾的干部教师,不仅时刻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性,而且当“文革”来临时,无论其为“造反派”“保皇派”,他都抛出过他们的这一档案材料,使他们付出过挨批挨斗的惨重代价,他自己呢,则在任何一份表格中,都绝无这类不洁净的关系的痕迹;但头几年重填干部履历表时,他却一连填出了叔叔、姐姐姐夫、表姐表弟一连串的1949年去往台湾的亲属关系,人们当然只能是从他的这一举动中,认识到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如何地给人以亲情的压抑,并体会到如今海峡两岸的关系如何地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年迈的叔叔从美国回国观光,自然同匡二秋有团聚之乐。姐姐也终于从台南来信,取得了直接联系。但他们毕竟联系得太晚了!叔叔从大陆回到美国不久便一病而逝,姐姐竟又在一次车祸中罹难,表姐表弟他去信联系人家并无回音,叔叔的子女和姐夫更远了一层,都并不与他认同,因此匡二秋颇有失落感。

就在这种情形下,匡二秋结识了赖先生。

先是在国内出差时,匡二秋在家乡地区听到了关于赖先生的种种故事。赖先生单名仑。这位赖仑也是1949年去往台湾的,年龄其实与匡二秋相仿佛,他后从台湾去西欧某国,在那里成为一名向欧洲人弘扬中华儒学的学者,80年代初他从西欧回到大陆,在家乡当地的头头脑脑宴请他时,他说他丧偶多年,现在发愿要娶一家乡女子,带到国外去共同生活,人们听了吃上一惊,那可以说是一个穷乡僻壤,县城的女子已无比土气,何况乡里的姑娘!但赖仑回到祖籍之乡后,硬是看上了一位富农(那刚摘帽不久)的女儿,那姑娘二十六岁了,因出身不好,一直嫁不出去,赖仑却觉得她体格健壮、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决意将她娶到西洋,此事惊动一乡一县,传为奇闻,亦是美谈。据说那姑娘当时不仅绝对不懂外文,就连普通“官话”也不会讲,只能讲当地最土的方言,她得到赖仑的求婚后,听说要把她带到一个什么外国,别无所虑,只是问——

“那里有得红苕吃么?”

红苕就是番薯,她问这话,意思就是那里能吃饱饭么?只要能让她吃饱饭,她就去!

这件事传到匡二秋耳中时,以这个细节最令他心弦颤动。他感叹良久,觉得赖仑回乡娶妻一事,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味道!

后来匡二秋因公出访欧洲,在欧洲一大都会见到了赖仑,两人是一见如故,论起来,赖仑还是匡二秋母系的亲戚,排起辈分,应称舅舅,因赖仑在赖家行四,所以匡二秋就叫他四舅,有了这个四舅,那些挂不上钩的侄儿侄女、表姐表弟和已失其姐的姐夫,也就不足挂念了。

赖仑对匡二秋这个大外甥,也是格外的亲热,陪他逛风景名胜、参观博物馆、坐咖啡馆不算,还把他请到家里做客,因而得以一睹四舅母的风采,那确实令人艳羡,令人赞叹!

四舅母原叫马世芬,是乡间很俗的名字,现护照上仍保持这个名字,但为在当地称呼方便计,赖仑叫她芬妮,匡二秋也便称她芬妮。芬妮虽然已经身居西洋大都会数年,并已能用当地语言上街购物,但除了衣衫不可避免地洋化外,头发仍是最朴素平实的直发,用最简单的发夹一夹而已,不戴任何首饰,也基本上不施任何化妆品,皮肤仍然黄黑中带有天然的红晕,显示出一种乡土气的健美;她已能无微不至地照顾赖仑的生活,煮咖啡、煎鸡蛋、烘点心、配沙拉……这些洋手艺已娴熟自不消说,还能烧出越来越多的中国菜,使赖仑足不出户,便可以安享那边最好的中国餐馆也未必能提供的家乡风味;她又能给赖仑按摩、修脚,并且还亲自绣制家中的桌布、餐巾……真不知道她这些能耐是怎么一下子全具备了并发挥得如此之好的!她身居西洋大都会却并不出入那些花花绿绿的场所,除了上超级市场购买日用品,她几乎就是待在家里,为赖仑经营安乐窝,她的唯一娱乐是看电视,而她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是专为低幼儿童安排的动画和木偶剧!

匡二秋拜见她后曾打趣地问过她——

“怎么样?有得红苕吃啵?”

她认认真真地用乡音回答说——

“到了这儿才晓得,原来红苕倒是满金贵的东西,要买生的还难得找,只有炸好的片片儿卖给你,不过还是土豆炸成的更多,他们这里都叫做‘薯片儿’!”

匡二秋回国以后,不仅撰文讴歌了赖仑和马世芬的奇缘,还把此事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他又在本单位团委会组织的一次报告会上,很动感情地讲述了这段故事,末后发挥说:“我们这里有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国家穷,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还太低,这种想法,起码是很不健康嘛!甚至于是不爱自己国家的想法嘛!赖仑先生就不这样看,他对我说:‘我们中国人要多弘扬我们的优势嘛!试问哪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众多的民众?又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这样地既大而物又博?我们的孔夫子多么伟大!我们的儒学多么丰富而深刻!’建议在座的年轻人都能自觉地同赖仑先生对比一下,你有他那样的爱国主义胸怀吗?他身居西欧,洋房汽车,有学者之尊,为无数金发美女所包围,但他却偏偏回到故土的穷乡僻壤,娶走一位原来连县城都没去过的最土最土的家乡女子为妻!这难道不令那些看不起自己国家、看不起自己同胞的崇洋迷外者惭愧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赞扬、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他的报告,博得了不少掌声,也确令一些听报告的人感动。但他在报告中也接到一些匿名的条子,上面是一些令他恼怒的问题,如:

“请问赖先生持有哪国的passport(护照)?他娶走的那位女子现在又持有哪国passport?如果他们现在连中国公民都不是了,请问他们又怎能称为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两位爱自己出身地的外国人罢了。我们即使再有缺点,但我们是中国公民,我们为什么要在两个人了外国籍的人面前感到惭愧?”

“一个台湾人跑到西欧去定居,回中国大陆娶走了一位中国女子,带到西欧去更久远地定居,这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

“赖先生回大陆娶妻的标准,看来没有爱情这一条;那位芬妮女士嫁给他时,只问能不能吃饱,也没有爱情这一条;这种结合在我看来不仅无爱国主义可言,也无任何可歌颂可羡慕可学习之处!”

“赖先生如果真爱国,就该归国定居;如娶家乡女子体现爱国,就该自己搬回中国和她同住。当然现在这样也不能说他不爱国,但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来教我们如何爱国!”

“您颂扬赖先生时,似乎有一个心理前提(有的您已讲了出来),就是,你看那马世芬条件多差啊!出身又不好,又没受过教育,又穷,又没见识,皮肤又不白,又不漂亮,又不会说外语,又可笑可叹到只关心有没有红苕吃,能不能填饱肚子;而你看那在西欧当学者的赖先生,条件多好啊!那边又富裕,又文明,又干净,又美丽……因此赖先生娶走马世芬,不仅是马世芬的幸事,也是中国的幸事。我觉得这种心理状态,实在非常的卑微,非常不可取,这实际上恰恰是同您所批判的那种认为中国穷、中国普遍受教育的程度低那类的观点,站在一个水面之上,而且显得虚伪、矫情!”

最后一张条子,最令匡二秋气愤填膺,事后他把这些条子拿给一二把手看,认为应当追查递条子的人,公开点名批评,以再教育全体青年,但二把手的意见是:“应当允许年轻人同我们讨论问题。”一把手的态度是:“即使他们想法不对,也不能搞追查,搞点名,搞批判,只能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当面说:“对对对,要耐心。”一、二、三把手走开后,他却又对宫自悦说:“瞧,他们就这么绥靖!”宫自悦只含含混混地笑,头在动,却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

匡二秋这回打算请赖先生亲自出马,现身说法,而且不仅是对单位里的青年人讲,大家都应该听一听。

当然,匡二秋来接赖先生赖四舅,还有更其要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