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们全家从重庆迁到北京。父母虽原籍都是四川，却从小随祖父在北京长大，北京于他们而言不啻第二故乡。在北京安顿下来以后，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父母总要带我们子女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母亲是个爱记日记的人，平时那平淡的日子里，油盐酱醋茶的家常细事她都要记，何况游览归来后。有一次，全家游颐和园归来，母亲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姐姐偷看了母亲的日记本后，笑得合不拢嘴。她说，那篇日记的最后一句是：“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哥哥们听说，也都笑。我那时还小，不懂他们笑个什么；但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那倒不是恶意的嘲笑；母亲对他们的笑，也报之以笑，一家人很是快活。后来渐渐琢磨出来，姐姐和哥哥们是觉得母亲那文言白话夹杂的文体，在那样一个新时代开始以后，显得挺滑稽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本”和“语境”有些个“疏离”。
后来我大了些，也翻看过母亲的日记本。母亲实在是个无甚隐私的人，为了父亲，和我们子女的成长，她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日记所载，便是那含辛茹苦而任劳任怨的流程。母亲日记的内容确实平淡无奇，但我喜欢那里面所充溢的生活情趣。比如，有一次母亲上街买菜，被扒手偷走了钱包，她记下这件事时，还画了一幅小画儿，画着她自己气恼的面容，又在她自己的像后，画了一个比例小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许多的、逃跑的扒手的背影，非常生动，旁边还有文字说明：“扒手可恨！给新社会丢脸！”她为自己的日记插图虽不是很多，一个月里也总有几回，记得有一幅荷花画得很好，是记录到北海公园赏荷的印象，那荷花上，还立着一只——我以为是蜻蜓——母亲告诉我应该叫作豆娘。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母对新社会赞不绝口。那时北京先是疏浚了什刹海等水域，后来又掏尽了几乎全城的阴沟，所以全家一起看了老舍的《龙须沟》以后，父母都赞生动真实，对舞台上的角色喊“万岁”，非常共鸣。后来我再大了些，懂得那一时期叫新民主主义社会。那时的国产影片，厂标是工农兵的雕像，随着一段悦耳的乐曲，微偏的雕像缓缓旋转为正面，叠印出制片厂名称；我现在仍能哼出那乐曲的旋律；后来那乐曲不仅从电影片头消失，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再也听不到了；到了“文革”时期，上海首先揪出了作曲家贺绿汀，对他猛批时，点到了那首由他谱出，一度被使用到电影片头的乐曲，原来叫作“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而“新民主主义”，据说是刘少奇对之格外地衷情，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是他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此罪既定，贺绿汀为“新民主主义”谱“进行曲”，自然也就“罪该万死”。说实在的，解放初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那时我已十多岁，所获得的感受里，却没什么阴影。那时国营经济蓬勃发展，但私营经济也很活跃，我记得父亲带我去先农坛参观过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会，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而我家附近的隆福寺庙会，更显示出多元的社会景观；当时的东安市场，更仿佛一座美不胜收的琳宫宝殿。还记得那时母亲常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赞叹物价稳定。也还记得在饭桌上，父母不经意的对话中，其实是在赞叹新社会的好处，比如取缔了妓院，禁绝了鸦片，消灭了土匪，振奋了民心，等等。所以在“文革”时，读到那些痛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想法是“狼子野心”时，心里只有诧异和恐惧，只好拼命地去跟那“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认同。后来，从逻辑上确实也弄通了，革命就是要一波一波地迅疾推进，以致最后要实行“全面专政”。但“反右”、“大跃进”以后，我步入青年时期，却留下了害怕“片语致祸”和物资匮乏乃至饥饿的记忆阴影。
母亲直到“文革”前，一直坚持记日记。哥哥们和姐姐后来都离开了北京。我长大了，自己也记上了日记，因为懂得日记是私密的话语，自己的既然怕别人看，别人的当然也就不应该看，所以那以后再不曾翻看母亲的日记。直到母亲1988年仙逝后，她的几十本日记成了遗物，我才通读了一遍。我发现，她那日记，最生动活泼的部分，就是1950年到1956年那几本，插图最多的，也是那几本。而“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一篇那一句，在我心中激出的涟漪，久久环荡。我体味着那文白夹杂的字句中，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身逢太平盛世，安度平凡生活的诗意情怀。
我的父母，无论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看，都属于大时代中典型的中间人物。他们对革命的认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革命者所营造出的，一个好的生存空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也该成为革命者。他们拥护革命者，接受革命者领导，愿意在革命政权下更放松地做一个好人。正因为他们这样给自己定位，所以，像父亲，他在上班时认真工作，可是下班后，保留着自己的个人爱好——逛旧书店和吃西餐；而母亲，在从事家务劳动和积极参加一些街道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闲情逸致，比如反复阅读《红楼梦》和记日记，并写下“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样的句子。
1957年以后的事态发展，从母亲的日记里，隐约可以看出，是很快地，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地道的革命者，不再允许中间人物的存在。思想舆论要求一律，文体也要求一律。父亲在单位里出了事，当时我们子女并不清楚——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发了个什么言，后来被开会批判，但最终没划右派，档案里落下了“中右”的结论，这就在很多年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子女的命运，这里且不多说——父亲在单位里的遭遇，他瞒着我们子女，却告诉了母亲，母亲去世后我通读她的日记，在1957年秋天的某一日，她写下了很含蓄的一句“天演说错了话”，天演是父亲的名字；在“说错了话”四个字下面，她画了圈，而且，“错”字和“话”字似乎描涂过好几遍，事过多年，从那笔触里，仍可看出那件事给予她心理上有过多么锐重的刺激。母亲日记中的情趣从那句话后竟消失殆尽，以后的日记中不再有“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样的句子，越来越简约，成了干巴巴的备忘录，当然更没有什么插图了。到母亲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她恢复了日记，但年事已高，精力不逮，写得也都很简单，再没有像当年那种郊游回来，既有描写又有抒情的篇章了。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种情调，后来我懂得，要被划为“小资产阶级情调”。1956年以前，在文艺界，这种情调已然被指认为“不健康”；到后来，有“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主张”的大批判，小资产阶级也就跟资产阶级煮成了一锅了；到“文革”，那就只剩下一种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有的文体了，不依规范，“说错话”或“写错文”，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幸亏母亲不是搞文艺的，她的日记从未公开发表过。
母亲日记的情调，使我想到丰子恺的文和画。他们是同代人，也许，阶级成分和人生站位，也差不多，都属于所谓“小资产”吧。“文革”风暴一起，上海首批揪出的“牛鬼蛇神”里，就有丰子恺，这很使人惊讶，他那些“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满山红叶女郎樵”的作品，究竟碍了革命者、革命政权、革命路线什么事儿呢？
母亲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下“五七干校”，装载他们那些知识分子的火车，原来是运送牲口的闷子车，后来母亲回忆说，一千多公里的途程，没有座椅，大家坐在车厢底板上，这倒还能忍受，可是，车上没有厕所，而又经常很久都不停车，男女同在一个车厢，有的随往家属还是青春少女，那尴尬与狼狈的情景，真不便形容。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丰子恺式的人生情趣，自然已被尽悉碾碎扫荡。
去“干校”，据说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革命者。那时候民族的生存空间里，要么你是敌人，要么你就得是革命者。你如果想，我既不反革命，也不革命，行不行呢？或者，你觉得自己成不了革命者那么优秀的人，但革命者所革出的局面，如果好，你会拥护，然后在那个前提下，努力劳动，认真工作，然而也保留自己的一份个人生活，比如扶老携幼地郊游、赏花，甚至欣赏立在荷花上面的一只纤弱的豆娘……并在当天的日记最后，写下“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的句子，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不仅不行，而且，恐怕敢这么想的人，那时候也越来越少。
现在的世道，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总的来说，变得比以前好了。但问题也不少，有的问题甚至相当触目惊心，尤其是权钱交易造成的腐败堕落，还有明显的社会不公。不少的仁人志士，都挺身而出，意欲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问题。这当然很好。但我希望，不管是哪一派别，最好都把矛头，直接指向那问题的主体，指向责任者；只要你那理论确实有益，尤其是付诸实践真有效果，一般的俗众自然会被吸引，成为你的拥护者。最好不要矛头并不真正对着那问题的主体，不对着那责任者，而先对着俗众，责备他们怎么不跟你的理论认同，没有积极参与你提倡的斗争，或怎么没成为你自己那样的仁人志士。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还是改良，乃至于改进，目的是要给一般民众带来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公平的生存秩序，要达到目的，当然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拥护，但却不必要求芸芸众生都一律成为革命者、改革者、改良派、改进派。容许社会上，有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其间繁殖生息过着常态“小日子”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或叫作“中间人物”，有那样胸怀的大人物，我以为才是值得尊敬的大人物，倘若他还能进一步为众多的小人物营造出太平盛世，以公平的“游戏规则”组织好社会生活，那他就不仅值得尊敬，更应该倾心拥护了；倘若他的宗旨，只是着力于把亿万小人物都改造成跟他画等号的存在，遇到阻力，推行不顺，便大发雷霆，大施惩罚，那，大规模的社会悲剧，势必发生。这是我从母亲日记上一个抒情感叹的句子，所引发出的联想，最终所达到的憬悟。
1999年2月12日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