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我随父母从四川迁京，住在东四钱粮胡同三十五号，从我们那个院门朝西走几十米便是隆福寺的后门。我转入隆福寺街的隆福寺小学上学，每天要四次穿过整个隆福寺，因此，对隆福寺的印象，竟比当年学过的功课更深。
在明代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中，已有关于隆福寺的详细记载：“大隆福寺，恭仁康定景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处殿二层三层。左殿藏经，右殿转轮，中经毗卢殿，至第五层，乃大法堂。白石台栏，周围殿堂，上下阶陛，旋绕窗栊，践不藉地，曙不因天，盖取用南内翔凤等殿石栏干也。殿中藻井，制本西来，八部天龙，一华藏界具。景泰四年，寺成，皇帝择日临幸……”清代吴长元所辑的《宸垣识略》中进一步指实：“大隆福寺在仁寿坊东四牌楼大市街之西，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三年建，役夫万人，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其白石台栏。乃南内翔凤等殿石阑干也。本朝雍正九年重修，每月之九、十两日，有庙市，百货骈阗，为诸市冠。所居皆喇嘛。有世宗御制碑……”
我少年时代每日四次所穿过的隆福寺，大体上还保持着原有的规模气派。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前面的山门尚存，只是门内左右的哼哈二将仅存台基，穿过山门，是一片显得过于空旷的敞地，有废殿的柱础可以辨认。那是由于一场大火，烧掉了钟鼓楼、塔院和韦陀殿所致。后来我曾去记问过老喇嘛，问他是不是“庚子之变”时被八国联军纵火所焚，他说那倒不是，倘若八国联军有意焚庙，那就不会仅仅焚掉一个相对来说并不那么要紧的韦陀殿了。火灾的缘由，是由于值勤喇嘛瞌睡中弄倒了油灯，扑救不及。庙中其余的殿堂建筑都尚完好，释迦牟尼佛殿高踞在三层汉白玉栏杆围成的高台上，当时人们都称它作“栏杆殿”。再后面是三大士殿，里面同时供着观音、文殊和普贤三尊菩萨。再往后是毗卢殿，听说当时藏有一百零八部藏经，比当年雍和宫里藏的还多。毗卢殿后是金赐殿，里头供着铜铸的金刚护法佛。最后面是两层楼的后阁。我记得寺院东西两侧厢房大体上也还完整，当然，都很破旧了，并且被住户切割成几段，显得颇为凌乱。
当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隆福寺还定期举行庙会。没有庙会的时候，寺院的大门、后门也似乎永远敞开着，可以随时穿行，并且也有一些固定的或临时的摊位，卖各色的东西。当然，逢到庙会的时候，可就热闹非凡了，大殿两边、前后，一个摊子接着一个摊子，一个布蓬挨着一个布篷，当我穿过那庙会去上学时，真好比穿过一条麦芽糖铺成的甜路，所以常常迟到，被老师批评；当放学后我穿过那庙会回家时，则好比一只蝴蝶被放入了花丛，我哪里舍得马上回去？总要在庙里尽兴地游逛一阵，方才回家，自然又惹得母亲频频责备。唉，我小学时功课不好，多半是隆福寺使然吧？
但至今忆起当年的隆福寺，我却丝毫没有怨厌它的情感，相反地，我心中溢出的，只有欣喜与温馨！
在那庙会中钻来钻去，最吸引我的，首先是各色零食。在卖零食的小摊上，可以买到“半空”（籽粒不饱满的花生）、刨米花，还有用秫秸秆蘸出的糖稀，以及那大大小小的糖瓜儿……母亲给我的零钱，一大半都花在了买这些吃食上。庙会上自然更有卖面茶的摊子，有时就是一辆大车，轱辘上都钉着有如今五分硬币那么大的铜钉，钉帽闪闪发光，擦拭得异常洁净，车上竖立着一把似乎足有一米来高的紫红色的铜壶，脖颈细长，造型优美，摊主便用那铜壶给顾客沏出香喷喷的面茶；还有卖切糕的，也大都是挂着清真字样的干干净净的摊子；卖豆汁的记得最大的一家是搭了棚子卖，摊主据说是寺里的喇嘛，大伙都管他叫郄德拉，据说他的豆汁漂得净、发得好，所配卖的焦圈和芝麻酱烧饼也超过一般；自然还有卖豆腐脑的、灌肠的、褡裢火烧的……灌肠是请顾客用一种特制的铜质两股叉叉着吃，还有一种叫“三鲜肉火烧”的东西，跟褡裢火烧和春卷都有点像，但又别具风味……这些吃食对我那样一个小学生来说，是难得享受一次的，常常只好过其门而咽口涎，但至今闭眼一想，似乎还能听到那有韵味的吆喝声，嗅到那诱人的美味……
除了吃的，我最注意的是玩的。庙会中有各种有趣的土玩具，除了风筝、空竹、风车……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以外，我还见到过成套的桦木碗，一个套一个；成套的泥人还带泥人模子；高粱秆架出的楼阁；蜡塑的鸭子和金鱼……另外，还有许多让人过眼瘾的玩意儿。用布幔子围起来的临时剧场，演小戏，变戏法，我是看不起的，就常常看拉洋片儿，还在耍大刀卖药（据说假药居多）……看这些个玩意儿，只要不挨前站，像我这样的小学生，是足能“蹭”上一两场的；我也曾下决心把捏得出汗的零钱，交给一个穿大褂的瘦高个儿，他经营一个小小的“电影院”，那“电影院”大约一米半高、两米多长、一米来宽，是个用黑布围成的大匣子，然后在两边开了几个刚好能眼睛凑上去的圆孔，像我这样的观众交了钱以后，便获准坐到大匣子旁的长条凳上，将双眼凑拢圆孔，于是他便开始放映电影，虽然每场顶多一两分钟，可那真是电影，在大匣子深处的小小银幕上，真有黑白的影像在活动，现在推敲起来，他大约真有一架破旧的小放映机，并拥有一些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旧的电影残片，我还记得我就从他那个“电影院”中看到过卓别林，还有蝴蝶，还有《火烧红莲寺》什么的。不知那瘦高个儿后来命运如何，他那些旧拷贝下落如何，倘若那些旧拷贝如今都归到了中国电影中心的资料馆，则真是万幸！
庙会中有些东西我是绝对不会买的，比如土制的绣花模子，各种假发，各种梳篦，连带各种小巧的梳妆台；还有猪胰子球、薄荷碱；各种估衣、旧货等等，但我偶尔也在一些这样的货摊前勾留，比如那卖梳篦的“金象张”，他是以金象为志的，摊位最高处真供着一尊金象，足有一尺来高，我就很爱驻足看他那金象；记得还有一个摊子是“金猴刘”，以金猴为志，那金猴也很好看，但他是卖什么东西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隆福寺中也留有我少年时代的怅惘。记得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在后门那里遇到了一个蹲在地上的人，他面前搁着个木箱，木箱两侧放着两溜皮球，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能有一个圆滚滚的皮球哇！我听见他说：“快来呀快来呀，五百块一个球哇！”当时的五百块相当于今天的五分钱，那价钱自然非常便宜，我不由得过去，蹲在了他对面，书包拖到地上。我说：“我买一个。”他指指木箱里面说：“你随便抓阄儿吧！五百块抓一个阄儿，抓出的阄儿上头写着‘有’，球就归你！”我便给他五百块，抓出了一个阄儿，但那纸卷儿展开以后，上头空空的什么字也没有。我就说：“你这里头要都是空阄儿呢？”他便随手抓出几个阄儿来，一个一个打开给我看，五六个里头，除了一个空白，全写着“有”字。我便又给了他五百块，又抓了一次，结果又是空白的。我心里很难过。我攒了好几天，才攒了两千块（相当于今天两毛钱）。不过，当时那样的一个皮球，也总值两千五百块还多。我想了想，便又给了他五百块，这回我抓得很慢，我用手拨弄了半天那些挤在一起的纸阄儿，屏住气、闭住眼，才终于抓起了一个——结果竟又是空白的！我急了，眼泪涌到了眼眶里。我正生气，忽然过来一个比我还小点的男孩，也蹲到了他面前，他就轰他：“去去去——别瞎凑热闹！”那个小孩就嚷：“你以为我没钱吗？我给你就是！”说着给了他五百块，伸手便抓了一个阄儿，一展开，噫！竟赫然写着“有”字，那男人无可奈何，只好拿了一个皮球给他，那小男孩得意地拍着皮球走了。“怎么样，你再试一回吧！”我经不起诱惑，便掏出最后五百块，但我抓出的阎儿，却仍是空白……我气得浑身发抖，流着眼泪跑回了家中。
倘若从这桩事里，我只得到了一个“运气不好”的刺激，倒也罢了；大约一个来月以后，在东四牌楼一带（那时候十字路口的四大牌楼还没拆掉），我偶然看到那个男人牵着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走，那个小男孩，便是那个所谓“运气好”的得球者，我的心“咚”的一声，仿佛被重槌敲击了一下……我觉得，我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便在那一刹那结束了。
我初中上的是一个北新桥附近的中学，上学不再穿过隆福寺。但我高中考进了骑河楼的六十五中，于是又开始天天穿过隆福寺，度过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岁月。
我记得，直到那时候——大约1957年，隆福寺里的原住持喇嘛仍住在寺里，似乎住在寺院的后阁中，他长得极胖，夏天常常光着身子在廊下乘凉，两个乳房就如同两座肉丘，全身是酱紫的肤色。他的脾气似乎极好，而且子女颇多，他也很爱他的那些子女，只是不记得他妻子是什么模样。
后来我知道，隆福寺在明朝是京城唯一的一所青衣僧（和尚）、黄衣僧（喇嘛）同驻的庙宇。清朝时才整个成了喇嘛庙。1937年，军阀朱庆澜官场失意，下野后入了佛学会，从南洋华侨那里募到一笔款子，重新修整了隆福寺。解放后，隆福寺的殿堂似乎从未公开开放过，也不见喇嘛们行法事，但殿堂里的一切，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似乎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不记得具体是哪年了，反正是我还在上高中的时期，有一天一个同学带我去看了那几座平日总是紧闭大门的殿堂，那个同学如果不是喇嘛的儿子，便是同喇嘛有某种特殊的亲友关系，所以我才能有一个终生难得的参观机会。释迦牟尼三世佛大殿里，堆了好多纸匣子，似乎是些货箱——那时候庙会早已湮灭，隆福寺开始成为一个有大棚的正式商场——但帐幔、佛像、壁画、藻井等等都并未受到损害。印象中，那三尊佛像的造型极桂，我成人后去过不少名寺，如峨眉山的万年寺、庐山下的东林寺、杭州的灵隐寺、福州的涌泉寺、泉州的开元寺等等，除泉州开元寺的建筑别具一格、佛像庄严凝重，似不亚于隆福寺的这个殿堂外，其余的我觉得都远不如隆福寺的这个“栏杆殿”有震撼力。三大士殿当时似乎尚未成为临时货库，因此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完整。特别令我震惊的是穹窿上的藻井。释迦牟尼殿的藻井因为殿中光线过分幽暗，未能看清，三大士殿的藻井据说比起前者来还稍逊气派，但给我的直感，是实在太了不起了，我也不懂那藻井是怎么修造的，意义究竟如何，但实在是既有令人惊叹的华丽外观，又引人生出无限的遐思。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一份资料，说是隆福寺殿堂中的藻井，属于明清建筑中最精美最巧妙的孤例，不仅雍和宫中所有殿堂的藻井不能相比，就是故宫中的三大殿以及养心殿的藻井，也只不过或比它大，或比它奢，但无论从文物价值或从工艺技巧上衡量，都逊它一筹。在毗卢殿里我见到了毗卢佛，佛身安置在一个莲花座上，那莲花座上的每一个莲花瓣上，又都刻着一尊小佛，据说是“万佛绕毗卢”的意思，毗卢是讲经说道的大佛，自然应有这样壮美的一个莲花座，金刚殿不知怎么没能进去，后阁因为一部分已成了宿舍，也没去看。现在想起来，我当年能看到那么多稀世文物，真可谓眼福不浅了。高中毕业以后，我家从钱粮胡同迁走了，我后来上专科学校和参加工作，都在远离隆福寺的地方，因此便同隆福寺疏远了。
隆福寺的庙会，最早同护国寺、卧佛寺（位于花市一带，现已不存）、白塔寺、土地庙（广安门内，西便门一带）轮流举行，隆福寺每月（阴历）逢一、二、九、十举行四次，是最大的庙会，护国寺逢七、八，白塔寺逢五、六举行，每月只有两次，卧佛寺逢三，土地庙逢四，每月只有一次。清人得硕亭在《草珠一串》（竹枝词）中描绘道：
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
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说明这个平民性的庙会，也有阔人来逛。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也是竹枝词）中说：
东西两庙最繁华，不数琳琅翡翠家。
惟爱人工卖春色，生香不断四时花。
他们所说的“东西两庙”，东即隆福寺，西指护国寺。当年两寺庙会卖鲜花和卖绢花的都很多，到我逛庙会时，已经不太多了，我所见到的主要是一般的百货。
解放后，庙会逐渐解散。由于东单一带要进行新的建设，五十年代初便将所谓“东大地”的临时性商场迁到隆福寺中，盖起了木架的、洋铁皮顶的售货大棚，后来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市场进一步发展，售货棚又翻修成砖墙、瓦顶的正式商场，并且逐年扩大着面积。到了六十年代，即成了完全国营的东四人民市场，供应物品极其丰富，成交额自然是当年庙会不能望其项背的，并仍在迅猛发展着。不过，它似乎也失去了原有的浓丽色彩，失去了独特的个性，成为一个规格化、通用型的百货商场了。
近几年我成了一个所谓的专业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重访了隆福寺，也就是去了东四人民市场。我发现所有殿堂及其他能让人想起隆福寺那座寺庙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甚至连一根汉白玉栏杆、一副窗棂也找不见了。我便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拆光的？为什么要将它拆光？”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是什么时候拆光的，反正不是一下子拆光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开始革那些古老殿堂的命。先是将其中的“迷信物品”加以取缔，以充作名副其实的仓库。后来觉得那“仓库”笨重不便，于是拆掉了其中的一座，改建成“新型仓库”，再后来觉得那些“破庙”妨碍了商场进一步扩大营业面积，便进一步加以拆除，到“文化大革命”当中，一说在“军宣队”时期，一说在“深挖洞”时期，终于将残存的“四旧”一扫而空，但这个“破四旧”的过程，又始终并无正式的文字记载，反正当时觉得该拆，就那么拆了，你问哪年哪月哪日拆的，人们只是对你耸耸肩膀，“那也值当记个准确么？”
里头的泥塑佛像、壁画，不消说都毁掉了，藏经呢？铜佛呢？据说有的转移到了雍和宫，究竟转去了哪些东西？交出时、接收时是否履行了正式的手续？又是谁也说不清。汉白玉栏杆呢？据说兴许在地面下的人防工程里可以找到一部分，大柱子呢？众多的椽子呢、斗枋呢？殿里的供桌呢？大的材料可能是在改建售货厅时用上了，小一点的大概是在“深挖洞”时烧砖窑时当劈柴用了……那么，许许多多的琉璃瓦呢？屋脊上的螭头、翘檐上的仙人、坐兽呢？只知已烟消云散，而说不清撂到了何处……
呜呼，世界上最壮美的藻井，那连故宫三大殿、养心殿、雍和宫都远远不及的隆福寺藻井，那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珍奇的孤例，我们是再也看不到了。
隆福寺，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书籍上的影子寺院。我还有幸见到过它，但我现在同大家一样，再无重访它的可能，我只有充满怅惘之情的回忆。
从报上看到一条新消息，东四人民市场将再一次进行改建，改建后的新商场将是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并有达到国外先进水平的一流设施。比如说，里面将有漂亮而实用的自选售货大厅。我近几年去过东京，去过巴黎，去过法兰克福和科隆……我能想象出今后的隆福寺将出现一座什么样的建筑物，我的心情真是万分复杂。
此时同时，在北京地坛，人们正试图重现当年北京的庙会景象，从设茶座到卖小吃，从拉洋片儿到表演中幡；从展示风筝、空竹到销售大串糖葫芦……我去了，我看那里人们的心劲儿，真恨不能恢复整个隆福寺和护国寺似的，我更是百感交集。
当一种回忆变得沉重起来的时候，最好还是暂且打住。隆福寺是不可能失而复得了。我们今天的责任，是再不能让这些毁灭珍宝的事重演。
1985年9月12日写于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