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走在西郊“滨江大道”，沈云卿与钱冲说：
“此番回去之后，尽快得把襄阳西门这条路的路基给抬高拓宽，至少加宽到两里地，同时在东门和南门假设两处索桥，方便进出。”
“这得花不少钱吧。”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襄阳出现割据，西门太窄，一旦襄阳、樊城城头架上大炮，会把汉江给封死，海军将无法进入襄阳水域，届时水路陆路都无法进攻襄樊，会成为朝廷在当地的死穴。西门这条路太窄了，甭说兵力展不开，就是大炮都展不开，一旦遇上个大雨甚至洪涝，这条路就得给淹了，到时候非常不利用兵。”
“此事得兵部过问，而且如此兴师动众，会引起密党注意。”
“那就不让他们注意。”
虽然已经跨入进入热兵器时代，但襄阳樊城的位置，仍然能对热兵器武器带来很大的地形压制。如果把火炮架在襄阳城头，海军就是火炮再多，也会被城头火力压制丧失作用。
骑马走了两个多时辰，一行人于午时前抵达二十年前苏家庄遗址。
孟曾泽案破获之后，沈云卿安排苏家姐妹重返襄阳，把当年就地埋葬的遗骸收集起来，就地立了一个坟冢。这才两年时间，坟冢已经长满杂草。
“从残垣断壁间看，这苏家庄当年可不小啊，不比当孟曾泽的孟家庄小。”
“但是苏家死难者却没孟家庄人多，钱将军不觉得奇怪吗？”
“嘶……员外这么一说，似乎是有些说不通，这么大的庄子，怎么能可能只有七八十口人，就是在住三百口人也绰绰有余。”
“这就是可疑之处。”
当年苏家灭门案，除了苏家姐妹和奶娘，共计七十二口人被杀，由于当年户籍统计混乱，苏家到底有多少口人，襄阳官府也含糊其辞，或者说当时的襄阳官府已经被密党买通，在替密党掩盖真相。
而从苏家庄遗址规模上看，苏家庄合理的人口应该是三百五人到四百八十人左右，但事后只发现了七十二具烧焦的遗体，还偏偏漏了奶妈和苏家姐妹，这有些说不通。
淄州案发之前，沈云卿并没介入苏家灭门案，当年出了苏家灭门案，派人下来查的也是刑部，并没引起很大重视。淄州案发后，重查襄阳案，很多疑点逻辑上说不通。
尤其是沈云卿亲自派人跟随苏家姐妹回襄阳考察，这么大的规模和死亡人口，根本对不上。
因此有理由怀疑当时除了苏家姐妹和奶妈三人，还有其他人幸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否则不足以解释苏家姐妹是如何逃脱孟曾泽清洗。
如果当年还有其他人幸存，这些人现在在何处，苏家姐妹是否在他们的视线中。这也是沈云卿一直留着苏家姐妹的原因，他高度怀疑苏家还有其他人健在。
而根据孟曾泽的交代，他们当时做的非常彻底，不可能还有活口。但是沈云卿也发现了一个逻辑上的冲突，就是孟曾泽虽然经常活跃在两湖地区，但孟曾泽事先却不知道苏家就是密党高层元老之一，事先也没特别意留意过苏家。
因此孟曾泽执行任务的时候，对苏家的情况了解不多，更多是来自密党高层提供的消息。
也就是说，孟曾泽并不知道苏家有多少人，他最后就是数尸体结算任务，而当时大火之下，孟曾泽也没留意有没有婴儿，因此无从得知当时苏家庄的人员情况。
从现场的规模和遗存瓦砾非虚上看，苏家庄当年的浩劫，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就被犁平，孟曾泽的交代也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孟曾泽的交代，他当年特别询问过自己的上峰吕临飞，苏家有无武装力量驻守苏家庄，得到的答复是苏家武装力量会被提前调空，而苏家骨干人员都会在苏家庄，孟曾泽袭击是个空挡。
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逻辑，如果孟曾泽没有撒谎，那就只能是当时出了什么问题。
至少站在沈云卿的角度，在预感到可能面临威胁的时候，突然因为什么原因，需要调走自己身边的武装力量，作为一个身在高位的核心人员，不会不做防范。
因此有理由相信，苏家灭门案背后应该还有其他未解的谜团。
“钱将军，待过几日天气放晴，让人用洛阳铲给我在苏家瓦砾上往下取土探杆，看看有没有夯土层、地下室和密道。”
“员外是怀疑苏家当时有大鱼跑了？”
“嗯，这里面一定有其他什么隐情。走，去就近的村庄看看。”
“是。”
洛阳铲虽然是近现代的发明，但是不妨碍借来发挥一些作用，用来搞一些地质勘探、土层抽样、地下探查。
苏家庄所在位置非常偏僻，即便这些年襄阳长足发展，但距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五六里路，当年距离最近的村庄会更远。
就近来到六里外的杜家沟村，村的规模明显大得多。村里可见一些散商正在收生丝，装入麻袋之后用大篷车运走。
这些散商都是持有朝廷授许的商人，被允许收购朝廷和绸商配额之外的生丝。
朝廷每年定点从地方桑农手中以合理价格收购生丝，并补贴种桑。而地主和大户种桑养蚕朝廷则不兜底，由他们自己解决渠道和销路。
地主的生丝一般都会卖给绸商，而绸商当中，江南绸商每年是按配额生产，因此理论上生丝的需求量是相对稳定，并随着市场需求增加而配额增加。
江南绸商之外，两湖的绸商和四川的绸商则不受配额限制，可以在两湖地区购买生丝，但是需要朝廷的授许才能收购生丝。
这些下到地方村子里收购生丝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大户吃饱后，散户过来收的生丝，而且质量大都要差一些。
而这些商人把质量差一些的生丝收回去，加工成次级丝织品和装饰面料，消费人群主要是小市民和国外下级市场，利润和优质丝织品相比低得多，但是销路很好，国外市场很大。
这种次级丝织品虽然质量不高价格低，但是穿在身上和高级丝织品差距不大，同时不论什么丝织品，其实耐受性是差不多的。
在耐受性相差无几，价格却更便宜的情况下，次级丝织品反而比优质丝织品的销量大。
桑蚕产业在两湖地区的开放迅速带火了当地经济，并刺激传统农业发展，加速了两湖地区的经济恢复和人口增长。
就近来到一处茶棚，茶棚的主人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叟。刚坐下，老翁拎着陶壶上前倒水：
“几位客官不是来收生丝的吧。”
这时沈云卿接过话问：
“这位大哥怎么知道我等不是来收生丝？”
“这个天气来收生丝的一定得赶着大篷车，一看你们骑马，老朽就知道你们不是来收生丝的客商，一定是路过。”
“大哥好眼力。敢问这位大哥可是一直住在这杜家沟村？”
“十五年前还没有这杜家沟村，是后来才有的。老朽是十二年前搬来这里讨个生活，所以就住在了杜家沟。”
“那大哥可还有儿孙老伴？”
“老伴腿脚不利索，在屋里烧烧柴，膝下有个儿子，在襄阳城里打打杂，养家糊口，偶尔回村看看我们这把老骨头。”
“那家里的地，谁来种？”
“家里的地有二孙子种，种不了的地都种了桑，桑树租给邻家养蚕，每年收些地租钱。”
“是嘛，日子还行吗？”
“那是比二十多年好多了。种桑不收税，不缴田赋，只有养蚕的才收税。所以种桑只要有人养蚕，就能赚钱，即便日后不养蚕，也能砍了桑林卖桑木，土地还能照种，日子比以前好的太多啦。”
“是嘛……”
朝廷对两湖种桑养蚕的补贴虽然主要倾向于农民，但细分起来政策有很大不同。
种桑自耕农的桑田不征收任何田赋和税赋，而养蚕的，包括既种桑又养蚕的，收取养蚕税，不收田赋。
因为种桑是不能产生经济效应，而养蚕能产生经济效应，因此征收种桑税是不合理的税。
但是，这个政策只对自耕农有效，对地主是无效的，地主大面积种植桑树，就得缴纳种桑税，虽然不多，更多是象征性税收，但是作为一个税种存在，日后好调控。
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养蚕，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伺候蚕宝宝吃喝拉撒，因此有人只愿意种桑，然后通过出租桑田获取养蚕户的租金，这种只种桑不养蚕的农户在当地又有一个绰号，叫“懒桑户”，他们只种桑不养蚕。
此外这些年也发现，种桑养蚕还能间接起到治理腐败的问题。
因为朝廷政策对持有五十亩土地以下的种桑自耕农进行桑田免税，因此如果地方官盘剥桑农，拒不执行政策，继续收取桑田的田赋，桑农就不会种桑，桑农不种桑，养蚕就会大打折扣。
而养蚕又涉及到绸商和商人的利益，商人就会出面反映问题，地方上的金戋寺也会打报告，结果就是商人和绸商开始压制地方官僚，因为地方官僚的腐败伤害到了商人和绸商的利益。
而朝廷的补贴农民的政策虽然对农民有利，但同时鼓励了桑蚕生产，对绸商和中间商也有利，于是让中间商、绸商和农民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共同抵制地方官僚的盘剥。
但是，这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朝廷中枢得有人替商人和农民说话，替他们出头，得有信访和反馈机制，如果朝廷中枢的官僚和地方官僚沆瀣一气，那就很难实现这种现象。
因此关键还是在沈云卿和金戋寺，如果没有沈云卿，而是其他什么混账官僚和权贵把持经济政策，可能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