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晨贵迅速看过手谕，遂即收入怀中又问沈云卿：
“沈云卿，你有多大把握劝散乱民？”
“这得看谁人举事，何人为头目，有何诉求，下一步的目的何在，最大的谈判上线与底线何在。”
“据探得消息，此番民变为首者乃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还有一个庒县的举人杨思茅。聚众一万两千余人，杀死盐工、百姓逾五百人，各县如今均已陷落。前番得陛下圣旨，不得围剿，眼下海通尽数落入乱民手中，你若不能将其劝散，一场刀兵之灾在所难免。”
“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此三人沈某都知道，那个杨思茅是何人？”
话音落下，扬州司马付正瑞上前来说：
“据查，是隆元四年的恩科。”
“那此人在庒县当地风评如何？”
“其开有一处书院，平日里传道授业教书育人，为人还算平易近人，并无对朝廷不满之词。”
“看来此番民变，定是有此人在背后出谋划策。”
沈云卿当初判断，庒县民变的能量充其量在庒县境内，不会迅速扩大，因为庒县沿海有十万盐工，壮丁占其三，屯垦村的民力不足以削弱其危害，民变之后首先得面对这十万盐工，所以有很大后患，不会急于扩张。
但此后却得知海通各县迅速陷落，还没遭遇重大挫折，沈云卿还纳闷儿了好久，现在看来是有高人指点。
弄得不好，是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等人抓了这位杨思茅去当狗头军师。
农民起义不同于贵族和集团叛乱，贵族和集团多数情况下是有准备，所以钱粮、兵器甲械多少有储备，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官逼民反，仓促举事。
所以农民起义大都不成气候，必须有权贵和资金支持。
就好比反恐，越反越恐，为啥啊，不就是剿灭了土匪，今后还能在这里折腾吗，还能继续勒索讹诈全世界吗，不能。
所以反恐反恐越反越恐，没借口没利益，反恐国是慈善家？满世界搞福利？恐怖分子首脑闲着蛋疼，没钱还搭命的工作你来干。当真是高举大旗，号召全世界建立天堂乌托邦幸福美满世界呢。
所以，农民起义暴起之初，首先面临的是粮草、人心、军械，粮草往往还不是最要命的。
但凡是农民起义，肯定是奔着官仓去，所以最开始粮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如何把人心聚起来，谁说话算数，然后怎么武装。
由于绝大多数农民缺乏对起义的认知，对国家层面的认识，起义农民十之八九死在第一波，因为他们从最开始的反抗暴政，多数都容易单纯的沦为抢劫杀人的乌合之众。
最后幸存的一小波，既有起义军成分结构的适应性，也有头目的歪打正着，此外还要一点点的运气，碰上一些狗头军师。
想当初刘邦和朱元璋起义，运气就很好，刘邦遇上了萧何，朱元璋碰到了岳父大人，更重要的是远离朝廷统治核心地带，周边的山头比你都大，你低调做人，一定活的比别人都长。
所以农民起义后的最佳方针是先看家底，尤其是装备，没这东西你起义就是找死。
然后再看苗头，周围有无炮灰响应，如果有，那你就找根据地自己管自己，让他们去扩张，你走朱元璋的路，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韬光养晦
待等朝廷发兵来剿，你也发育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朝廷第一波力道跟其他叛军死磕，两败俱伤，你再去收地盘。
同时利用韬光养晦的阶段，把人心理顺了，权力抓紧了，生产搞起来，有了这三样法宝，扩张起来不要太快。
现在海通民变发展之迅速，盐工还没有构成威胁，这其中就一定发生了其他异变，否则屯垦的的乡民不能兵不血刃的拿下其他县城。
想到这里，沈云卿又问付正瑞：
“乱民围城后，可有提出要求。”
“有，要朝廷将你释放，严惩县令虞童与炉户，另外，不能追究他们。”
“那杀人是怎么回事？”
“暂不得而知。”
农民起义的首要报复对象是官府，即便盐工再怎么恶劣，集中杀害无异于自己找麻烦，激怒盐工群体，在人数不占优势情况下，集中杀害一批盐工，还没招来盐工群体报复，这就有些说不通。
向付正瑞了解过详情，沈云卿又与汪晨贵说：
“还劳汪大人遣人联络乱民，让他们明日随意派人来我军营中协商。”
“随意派人前来，岂能说话算数。”
“他们不来，想来汪大人也不放心沈某去乱民营中。同理，乱民头目何尝不担心朝廷出尔反尔将其捉拿。现在让他们随意派人过来，一来沈某自认为在屯垦村还是有些人望，认得沈某者十之七八，二来让他们知道朝廷的诚意，打消他们的顾虑。”
“我看沈云卿此言有理。”王柬肯定道，接着又说：“屯垦百姓皆为沈云卿招募，认识其者居多，乱民只需派人过来辨认即可。”
王柬的官职远在赵东庭之上，头顶“钦差”二字后，分量比汪晨贵这个节度使大的多。
现在王柬开口，汪晨贵即便不同意，扬州司马仍会听从钦差号令，这个台阶不下也得下。
“既如此，付司马，即可派人前去乱民大营，令其差人前来说和。”
“遵命！”
平息民变，多数朝代均以谈促和，很少开始就大打出手，因为民变的原因很复杂，成本不划算。
民变的性质从根本上不属于广泛的叛乱和农民起义，但凡是有点理智的执政者，都不会首先采用血腥镇压，而是先弄清民变的原因，根据情况制定相应策略，以说服劝散为主。
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官府层面的权利勾结官官相护，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而民变多数情况是官逼民反，但是矛盾又没上升到不可调和地步，因此范围小影响小，大举用兵劳民伤财，尤其是很多民变甚至是械斗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下的民变没有广泛破坏性。
朝廷大兵压境站站台，给以军事和政治压力，同时以政策为手段瓦解，能很好解决问题
如果动用武力，无论什么结果，农耕时代死人的代价比现代高得多，尤其是一死就是群死群伤，对地方上的税赋和经济冲击持续性长达几十年。对于农耕体制，人口的消亡带来的阵痛强烈得多。
因此多数王朝，多数时候以谈促和，能不动用武力尽可能不流血，其中又以“招安”最为臭名昭著。
招安往往是以封官许愿，答应政治要求为前提，最终平息农民起义的政治措施。但往往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其他人造反，就会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给此后的施政带来隐患。
此外招安的这些头目都要封官许愿，同时为避免其危害，又往往调离本地，要是安分守己，倒也你好我好大家好，要是碰上个不安分守己，甚至朝廷还打着歪主意，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养出个白眼狼王八蛋。
由于招安的对象素质低劣，往往许多悍将封官许愿后拉去以贼治贼，让招安的这波人去打击其他农民起义，如宋江打方腊，就是典型的案例。
但是梁山伯毕竟是义字当头，大都数是文化人，好歹还保境安民，知道善待地方。
往往以贼治贼的结果是，要么到了地方大杀四方，大搞血腥政策，要么再次反叛，直接把精锐拉走，极少一部分能戴罪立功被朝廷认可，甚至名传千古，当然，那些个开国元勋除外。
所以招安看着挺好，但要消除危害很麻烦。皇权思想和贵族官僚集团统治下，宋江的结果是必然的。
下午时，汪晨贵的人来到乱民在城外的大营中，得知朝廷要说和，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等人请来杨思茅，向他问计：
“杨先生，你说朝廷这是打的什么主意？”
朱公成问道，杨思茅倒是没急着下结论，他说：
“来人在何处？”
“尚在大营之外，先生不会轻信了狗官的说辞，骗我等投降。”
“汪晨贵率兵前来已有十数日，迟迟不来解围，一来还在等待援兵，二来朝廷一定不想事态恶化善开杀戮，必以安抚为上。”
“安抚安抚，安抚他的鸟，人都杀了，还能饶了咱们。”
皮小五满嘴粗话，朱公成也说：
“杨先生，我等可都杀了人，朝廷岂能放过我等。”
“法不责众，此番是事出有因，朝廷若讲王法，你等死罪可饶，但是活罪难逃。即便你等不为自己着想，总得为手下万千弟兄谋条活路。
眼下天下太平，只你等一路人马，岂能是朝廷的对手。”
“那杨先生的意思是降了朝廷。”
朱公成口气不善，杨思茅赶紧说：
“降与不降诸位看着办，降得有降的活路，不降也得有不降的活路。
眼下海通东边是海，南面是长江，西面是扬州，北面都是贫苦瘠地，即便要举事，唯有西进扬州一条路可走。
北上无立足之地，南下江南朝廷根基尚且稳固，而且江南民练甚广，你等一万多人无处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