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位狗头军师分析的倒是透彻，在海通造反，天然就缺乏扩张的基础条件。
海通的东面是大海，总不能去海上发展，而且海通船业并不旺，也没船出海蛙跳发展。
南面有长江阻断，没有船且不说过江成问题，江南的民情还不至于造反，江南的山头就够朱公成等人喝一壶的，甚至过不了长江，得栽在江面上。
至于北面，都是湿地，所以只能向西攻打扬州。但扬州是江淮治所所在，汪晨贵为啥急急忙忙拉着队伍堵海通的西面，不就是防着打扬州吗。
甭看朱公成现在号众一万两千多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有武器的不超过三千人，其他还都扛着农具。汪晨贵虽然只有五千人，但都有家伙，兵精粮足，正面刚铁定是死路一条，更别说去打扬州，根本没这可能。
而且打州县和打省会根本是两个政治概念，你在地方上折腾折腾，可以说是官逼民反，朝廷处理的态度还仅限于安抚和找替罪羊。
但是你去打省会，那就是两码事了。
由于农耕时代的经济重心围绕人口聚居点展开，生产链条也以人口重心为主要市场，所以省会往往人口多，生产力发达，更重要的是，拥有一整套的行政治理框架。
一旦得到了这套系统，那就等于拿到的了治理天下的样板，以及根据地。
当然，大多数农民起义走不到这一步，即便走到了，大都是烧杀抢掠，很少有人意识到省会城市的政治意义。
所以打省会，一定会招来朝廷重拳报复，到时候肯定是死路一条。
杨思茅好坏两说，他既不想招惹朱公成等人，同时也无意逆潮流而动，他很清楚，继续这么折腾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
朱公成与皮小五商量了片刻，由于农民起义最初的一些心态和缺乏视野高度，所以此时朱公成还有很多顾虑，于是他说：
“那就依先生之言，且看来人怎么的说。小五，告诉郭友东，把人带进来了。”
“好的大哥。”
少时片刻，郭友东、皮小五，率人押着一个哨长来到茅草棚中。朱公成问道来人说：
“说，汪晨贵又耍什么花样。”
“奉汪大人之命，请几位明日遣人前往我军营中说和，朝廷已释放沈云卿，就在我军营中，望诸位回头是岸，不要一错再错。”
闻讯沈云卿被放，朱公成喜出望外：
“你此话当真？”
“诸位明日差人前去自看便知。”
这时郭友东却说：
“朝廷为何不将沈公子送来我处，让我等去狗官营中做什么。”
“对，狗官不可信。”
皮小五附和道，朱公成又问来人：
“既然沈公子已放，为何不来我军营中。”
“此事乃沈云卿自行提出，非汪大人所迫。”
“放屁！”皮小五破口大骂，接着又说：“骗鬼呢，真要把人放了，还能躲起来，当我等是三岁小儿呢。”
“信不信你们明日派人前去便知。”
这时杨思茅已是想到端倪，忙是打断说：
“朱首领，此事还可再议，不急着回复汪晨贵。”
“嗯，就如此。小五，将他带走。”
“是。”
待来人押出茅棚，杨思茅与朱公成说：
“据来人说，沈云卿已经释放，此法由沈云卿提出，且并未指定你我中人前去，言外之意，可随意派人前去验看真假。”
“但谁又知道是真放还是假放，万一只是故弄玄虚，把人弄来，但还扣着，我等怎知道。”
郭友东担心道，朱公成也说：
“是啊杨先生，这沈公子无权无势，皇帝能听他的。即便皇帝听他的，那些个贼贪官也放不过我等。”
“嗯，首领言之有理，纵然沈云卿能来，但未必被赦放，而且朝廷现在确实周转失灵，不能轻信，但是也不能一直耗着，拖得越久，对我等约为不利，必须有个两全其美之法。”
杨思茅思索了片刻，心中顿生一计说：
“要不这样，明日先派人前去辨认，如是沈云卿，不妨先看看朝廷怎么说。同时我等准备海船，倘若朝廷出尔反尔，我等将家小渡海出海，若是朝廷秉公处置，诸位首领当做准备。”
这时郭友东却说：
“如此与狼狈逃跑有何不同，还不如痛痛快快干他一仗，死也死个痛快。”
“你是痛快了，这么多父老乡亲怎办，难不成跟着去送死不成。你也不看看，朝廷什么架势，我们什么成色，真要打得过，我早去扬州了。”
朱公成一番数落，又与杨思茅说：
“那就依先生之计，若是朝廷无诚意，我等为首者出海逃命，以免连累乡亲父老，想来官府还不至于为难他们。”
要说朱公成还是有些先见之明的，以他现在的处境，再拖一个月，官军的数量就能有两万，即便是眼下，汪晨贵的五千人马，他也根本打不动。
所以最终的结果不会比杨思茅预计的更好，朝廷秉公办理，他们这些人可能逃不过一劫，但是下边的乡亲父老，算是有个善终和交代，但如果朝廷出尔反尔，有得有个活命的后路。
他们都是“首恶”分子，他们逃了，朝廷再往下追究没有抓手，同时也担心他们这些首恶分子回来折腾，激起更大民愤，因此不会对已经散伙的乱民下毒手，虽然日子会难过，但好歹能活命。
海通虽然不是大港，但是船还是有的，零星偶尔的大船也是有的，到时候带着一家老小出海逃难了却余生，不失为一条退路。
商定了策略，朱公成再度招来哨长与其说定明日细节，下午黄昏时，哨长回到军中禀报详细。
晚上，王柬再度找到沈云卿，担心谈判未必顺利。
“本官总觉这伙乱民诡计多端，不会轻易罢休。”
“那是当然的，岂止是王大人您，他汪晨贵、赵东庭、付正瑞，乃至朝廷上下，无不是这样想。但王大人你可想过，乱民何尝也不是这般想朝廷。
朝廷历来强势，且平日里对百姓便多有不公，否则百姓岂能造反。正所谓官逼民反，官不逼，民何故造反，真难道是吃饱了撑着，一定有不得已造反内情。
而且多为地方官府不公所致，故而乱民对官府不信任，官府对乱民又难以信服。其一是官府中人多为官官相护者，百姓目不识丁，对官场格局一无所知，故而朝廷无论派人下来，乱民都一概论之，都视为一党，岂能相信官府。”
“既如此，如何能令乱民取信朝廷？”
“其实说来简单，但要去做却很难办。”
任何时期，老百姓在官权力面前都是弱势群体，即便是现代社会，哪怕是西方社会，老百姓都是弱势群体。
甭看西方社会司法公正，其实单纯的个人去打官司，你连律师费都付不起，所以西方各种公会、组织、机构很多，老百姓都依附于这些个公会、工会、组织、机构，因为组织机构的力量广泛，有专职的法律顾问，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一定会全力以赴。
至于农耕文明下，饭都吃不饱，搞这些虚无主义是不切实际的。
正如要人权，必须得温饱，没温饱，你去搞法制，没教育，你去搞民主一人一票，那怎么不让猴子去搞，好歹也是人类近亲属啊，符合文盲和三餐不定的选民基本标准。
所以弱势群体受到了伤害，让强势官僚去讲诚信，本身就是不讲理。
眼下的困局无非是乱民信不过朝廷，朝廷信不过乱民。
老百姓信不过官府，根本动机很简单，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官的没几个好东西。
朝廷信不过乱民，情况就复杂得多。
首先，激化地方矛盾的官吏背后有人撑腰，如果来处理问题调停劝散的都是一伙，非但问题不会解决，还会更加激化矛盾。
其次是，多数执政者都抱着不良动机，就没打算诚信解决问题，往往是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最后等到落实，又是一套，蛋糕做的漂亮，吃到嘴里都是糠，老百姓虽然没文化，但是不傻，是人都有利己思想，只不过在于高低多寡。
其三，即便朝廷诚心诚意解决问题，但如果用人不当，也出问题。
尤其是古代通信不发达，如果在广西出的事，报到洛阳得要十多天甚至小一个月，一个来回可能就是一个多月。期间可能什么事都会发生，万一有个擦枪走火，或者说官吏的素质低，激怒了乱民，那事情就可能复杂化。
所以最简单的措施是让朝廷退一步，暂时退出海通，同时调集兵马在海通西面、北面摆开架势展示武力，以武促谈，保持一定军事压力，同时得昭告天下，公开谈判内容，让舆论同情弱者，形成民间和广泛舆论压力，迫使朝廷按协议落实。
但朝廷显然是不能同意的，于是与王柬没说通，他之好再去找汪晨贵，得知沈云卿的馊主意，汪晨贵便是破口大骂：
“亏大想得出来，这等丑事岂能满世天下的招摇，他不要脸，朝廷还要脸。更何况退出海通，岂不是拱手让出地盘，令乱民做大，简直一派胡言居心叵测。”
“话虽如此，可眼下民不信官，为之奈何。”
“朝廷有法度，当按法度而行，岂能向乱民让步，如此朝廷威严何在，陛下颜面何在。”
汪晨贵态度强硬，在他看来，沈云卿不光做事祸国殃民，连说话也一样混账。
但汪晨贵的考虑也不无道理，国家的威严体现在生活中无不是法律制度约束的行为准则，和国民素质的道德规范，其中法律体系的制裁措施是最大的震慑，如果法律丧失了震慑力，也就意味着国家丧失了执政的基础，至少也是被动摇了执政基础。
因此主权独立，应该是先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前提，是军事和强力机构具有保障行政能力的自卫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内部叛乱。
当军实力量得以保障司法的执行力，军事力量有效保障国家的安全，才有主权安全，经济安全和个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