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强势介入的方式迅速摧毁并重构晚清帝国的文化版图，中国形象逐渐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空前关注的重要母题，在文学叙事中，人们试图以“中国形象”触发现实中国的改良和进步。“中国形象”指的是由语言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形象。“中国形象”的文学叙事也是现代小说乌托邦书写的组成部分。老舍以反乌托邦的手法从“他者”视阈书写的《猫城记》，从另一侧面回应和补充现代京派乡土乌托邦有关中国形象的叙事形态。同时，它嫁接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写法，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另类”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体例。
一、现代想象之“中国”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中国形象”的文学叙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20世纪初、“五四”时期和二三十年代。20世纪初，以梁启超、蔡元培为首掀起的有关“新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揭开现代中国形象的第一幕。诚如詹姆森所言，“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在遭遇来自内外双重的政治、文化压迫的困境中，晚清知识分子涌现出高涨的革命激情，文学迅速承担起启蒙民众、铸造民族国家意识的历史重任，“新中国”成为晚清新小说中有关中国形象的重要叙事方式。继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之后，有关中国形象的未来乌托邦叙事小说纷纷涌现，代表作有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年）、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年）等。在梁启超理想的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新中国”、蔡元培振臂高呼“切切实实”造起来的“文明国”以及陆士谔幻想的立宪四十年后空前繁盛的新国度中，摒弃落后、愚昧的“老大帝国”而重塑一个政治昌明、经济富强、文化振兴的现代中国成为共同的主题。与这些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不同的是刘鹗眼中的中国形象。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1903—1907年）中，刘鹗借海上一艘遍体鳞伤、即将倾覆而又无人管护的破船，讽喻当时危机四伏的晚清帝国。而当时中国确实呈现出落后衰朽、颓败不堪的情状，由此可见刘鹗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李伯元所描述的中国形象综合晚清时期有关中国形象的两种正反形式。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年）楔子里，他把中国同时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既突出中国作为“老大帝国”的岌岌可危，又强调其处于“幼稚时代”的年轻有为。
如果说，晚清时期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多着眼于国力、体制等宏伟的乌托邦想象，那么，伴随着新思想、新文化启蒙高潮的到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描摹的“中国形象”焕发出青春、蓬勃的现代气息。在“五四”前期，由于深感中西现代化进程之巨大差距，激情飞扬的现代知识分子多赋予中国形象以阴性特征，甚至希冀未来中国借助于西方的强势力量获得凤凰涅槃般的新生。在《睡美人》（1914年）一诗中，胡适将中国喻为神话中沉睡多年的“睡美人”，只需潇洒的西方“武士”神奇的一吻就可以青春焕发、美艳绝伦；继之，在《炉中煤》（1920年）一诗中，郭沫若也将祖国比拟为“年轻的女郎”，借此抒发作为子民思念故国以及希冀国家复兴的炽热情怀。与当时昂扬乐观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的，是鲁迅眼里病态中国的文化形象。自1918年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致力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切入中国社会，尤其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国民性问题，其犀利的笔锋直指现代中国那一间紧闭封锁、令人窒息的“铁屋子”里国人的种种丑态，而自欺自傲、麻木不仁的阿Q由此成为自“‘五四’时期以及后来很多中国人经常以此表达中国人传统本性的形象”。
进入二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以诗意回眸的姿态展开乡土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步甚晚，当时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不但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而且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造成严重的失衡以及巨大的文化落差，古典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等各种不同形态的思潮在同一时态下并存。现存社会秩序无以提供思想意识重造的内容和资源，也无处可觅道德文化建设的场域，因此，京派作家从当下社会的终点向后退去，寻觅历代思想家所畅想的完美至善的道德世界，希冀以此作为重塑现代中国形象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不过，“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而以“他者”的视阈营造的现代中国回应和补充京派乡土乌托邦的文学想象。这主要表现在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年）和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1932年）。《阿丽思中国游记》是仿照英国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体例，以前往中国游玩的阿里思与约翰·傩喜绅士的视角叙述“他者”眼里的“东方情调”。值得关注的是老舍的《猫城记》，它在继承并推进李汝珍、刘鹗的讽寓手法的基础上，巧妙地嫁接西方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形式，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迥异于同时代作家现代中国想象的叙事风范。
二、猫国：反乌托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长篇小说《猫城记》在国内外老舍研究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在国外，美国、日本、法国等诸多学者，包括汉学家王德威等对此文多持褒奖态度。被视为《猫城记》现今英译本中最佳之作的美国译者赖尔认为其具有重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除了文学价值之外，它作为30年代初期社会文献资料来说，有极大的价值。”在苏联，《猫城记》甚至被誉为“老舍文学的代表作，是最好的作品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讽刺作品之一”，等等。相比国外研究者的诸多称誉，《猫城记》在国内长期陷于被争论、被非议的尴尬境地。由于小说涉及对当时政局的讥讽，左翼理论界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对之展开批判并蔓延至数十年，而作者也多次明确表态此为失败之作，不过，在“文革”时期它仍然难以逃脱大规模讨伐的厄运。相应地，综观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者对老舍的《猫城记》也多持忽略或贬斥的态度。有的肯定其文化批判的深刻，但从写作手法的角度批评其“艺术比较粗糙”；有的褒扬讽刺和幻想的艺术天才，但指出缺乏透视历史的洞察力，“在一种苦闷的政治淡漠感中夹杂着对革命的误解”；有的干脆只是略提一下，不予评说也不展开具体论析。因之，鉴于《猫城记》长期以来遭受的非议，也出于“为尊者讳”的批评传统，论者多注目于老舍文学创作中被大众广为接受的作品，如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剧作《茶馆》等，鲜有对《猫城记》作出全面而深入诠释的研究成果，使之几乎成为老舍研究中一块讳莫如深的灰色地带。我以为，在如今多元化的文化阅读语境中，对《猫城记》的解析不应再拘泥于思想意识形态的标尺，也不必过多地囿于文体模糊性的澄清，反之，倘若转换视角，将之放置于反乌托邦写作的视野中，可以发现其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批判所蕴藉着的深刻意义，而获得一种重新阅读的审美愉悦。
《猫城记》叙述一位中国机师因飞机失事落在一个名叫猫国的火星国度里的经历和见闻。虽然这个正直、温和的叙述者自称来自“伟大、光明、自由的中国”，但显然这是寓言体小说惯有的反讽手法，依据文本叙述中展示的猫国诸般情状，这个火星上的乌托邦所描写的并非缥缈的海市蜃楼或太虚幻境，而是20世纪30年代混乱不堪的现实中国，猫人讽喻的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国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老舍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的反乌托邦叙事形式，从而使《猫城记》具有卓越而深刻的文学意义。《猫城记》显示出与中西乌托邦迥然不同的叙事特征。在中西方文学史上，不论是以莫尔《乌托邦》为代表以“向前看”的形式想象未来的理想社会，还是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代表以“向后看”的姿态描述过去的“黄金时代”，其叙述时间和空间都呈现单向度、明确单一的特征，西方乌托邦多是指向未来的某一具备公正、合理机制的理想社会，中国乌托邦多是指向过去的某一和平、昌盛的大同世界，而《猫城记》的叙述时间是杂糅的，它同时指向过去和现在两种时态并以此作为想象未来中国的后景。其次，中西乌托邦写作者多从正面切入乌托邦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以表达批判和颠覆现存秩序的精神诉求，而《猫城记》是从反面的角度借“他者”视阈描述现实和想象中的“中国形象”，用“猫国”象征一个颇具文化意蕴的典型社会，如论者所言，“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这种寓讽刺、夸张为一体的乌托邦叙事风格很接近于与《猫城记》同时代兴起的，西方20世纪早期的反乌托邦小说。
作为乌托邦文学的一个分支和变异，反乌托邦文学崛起于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滋生出新的意识危机，导致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官僚化的社会组织对人的严密控制。不断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全面异化的精神危机令人对未来忧心忡忡，人们开始展开理性自赎性反思和自我批判，反乌托邦小说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蔚然可观的文学思潮。“它是这样一种小说，即作为一种关于人类如果坚持扩大他们的一些社会实践就会隐隐出现危险的警告的传达媒介。”反乌托邦是对乌托邦的某种迁延与反抗。乌托邦着重对理想社会的整体规划，从而突出一种整体的和谐与平静；而反乌托邦凸现所谓的理想秩序中个体人的遭遇，即个体独立性如何在极权主义社会或强权的意识形态的压迫下逐步消亡的过程。其次，反乌托邦文学以未来为指向对乌托邦精神的反思与叩问，卓显出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它通过中心人物的观察和叙述，逐步展开对乌托邦理想社会中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的质疑或批判，其间常插入一个反叛性的故事以加强作品情节结构的戏剧性。最为著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札米亚金的《我们》（1924年）、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1932年）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年），都运用此种叙事模式。
老舍为现代中国画像的“猫国”曾受到当时盛行反乌托邦文学的影响，不过，老舍在汲取西方文学滋养的同时进行恰切的扬弃，从而完成关于现代中国独具风格的想象性叙事。从比较学的形象学角度而论，“形象”的塑造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外国的形象；二是来自某一民族或文化国的形象；三是由作者自身的独特感觉而创造的形象。老舍在《猫城记》中所塑造的是第三类“形象”，他利用长期积淀的文化资源和高超的艺术才华，借叙述者之口无情嘲讽旧中国陈腐的各级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荒谬的教育制度和颓靡的艺术创作。猫人，是老舍为中国人勾勒的一幅最生动而逼真的肖像。这是一群长着猫脸的人。所谓“猫人”，就形体而言，已进化成人之为人的躯体；但是，就智力或文明程度而言，它意味着这一群体还停留于猫的阶段——一种灵性有余、骨气全无，既不太狡猾又永远不会高尚的动物。它们受人奴役而不自知，终日饱食而耽于昏睡，但一旦危险降临，上天入地，逃窜得比兔子还快。倘若就形体特征而言，猫在动物诸类中长得还算俊俏，可是，在老舍笔下，猫人的形象现出无比丑陋的模样：
猫人不穿衣服。腰很长，很细，手脚都很短。手指脚趾也都很短。（怪不得跑得快而作事那么慢，我想起他们给我上脚镣时的情景。）脖子不短，头能弯到背上去。……鼻子和嘴连到一块，可不是像猫的那样俊秀，似乎像猪的，耳朵在脑瓢上，很小。……身腔是圆的，大概便于横滚。
这段描写与其说是描摹猫人的肖像，不如说意在刻画其卑劣的习性。它综合猫、猪等动物习性中所具有的不良特征嫁接到人的身上，以此暗示猫人性格中诸多令人厌恶的精神品质：圆滑世故、自私利己而又无德无能。按老舍的话说，这是一群既无知识，更无人格可言的所谓的人。
不仅如此，猫人竟然奉外国用来奴役猫国的“迷叶”为“国食”，视作个人生命以及国计民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猫国本拥有古老而辉煌的历史文明，但在五百年之前，随着外国入侵以及随之带来的“迷树”，猫国迅速走向衰败和羸弱。昏庸的统治者不但不阻止“迷叶”进入国内，反而率先吸食，并且恃其特权将之作为谋财之道，他们霸地种树，相互倾轧，以此谋取暴利和对猫民的控制权。因此，不到五百年，“迷叶”“蓬勃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嗜好。国人对“迷叶”的嗜食使之居然被奉为“国食”，这不仅严重影响、摧残国人的精力、体力，还逐步侵蚀人的意志与精神，猫人们终日游手好闲、无聊度日的生存状态以及最终猫国的衰亡都与此有着直接关联。由于“迷叶”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神奇魔力，猫人无须再进饭食，吃饭在猫国反而显得十分昂贵；由于争夺和吸食“迷叶”，百姓懒惰成性，偷盗抢劫，无所不为；甚至当外敌入侵，军队不战自败集体逃跑，逃兵不去担忧灭国亡种的生存危机，而是围堵追杀命令他们前去抗击的将领小蝎，因为在逃兵看来，英勇抗战使他们彻底失去供以吃喝的“棍棒”，杜绝他们日后抢夺“迷叶”的唯一生计。由此，“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是这个文明的特征”，“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国民丧失人格，国家丧失国格，“猫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群未完成文明进化的“猫”之国度。
“迷叶”的设计与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类似情节显然有不谋而合之处，它似乎是老舍将之嫁接到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而得以完成。“迷叶”的欧洲文学原型出自威尔斯科幻小说《月球上的第一批人》中的蘑菇，这是一种含有麻醉药用的食品，它能够使贝德福德和凯沃在瞬间获得极度的愉快。在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也有一种类似的神奇药物——“索麻”。它是“美丽的新世界”政府发放、人人必备的药品，其功效在于帮助人们迅速抛开烦恼和忧伤，从而轻松而愉快地享受周末或假期的欢乐时光。总之，无论“蘑菇”、“索麻”还是“迷叶”，它们的作用都是使人在服食后迅速获得飘然欲仙的欢愉，解除人们偶尔感到的痛苦和迷惘，以治疗人们忧郁的心情，消泯人们反抗的意志和精神。在中国近代，鸦片，则是人们熟知的“迷叶”。毋庸置疑，晚清帝国的衰弱与崩溃与鸦片的输入有相当的关系。自19世纪初叶以来，鸦片在中国泛滥长达150多年，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大量历史资料显示中国近代鸦片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深化都与列强对中国的鸦片经营密切相关。鸦片原产于欧洲的希腊。据史料记载，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是葡萄牙，继之，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纷纷加入对中国经营鸦片的行列。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严重危害国民身心的健康，并且重挫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屈辱与伤痛。这些有关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在老舍的《猫城记》中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它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多重性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被输入的外来货品，“迷叶”、鸦片等可怕之处在于通过麻醉与放松人的神经，使人在沉迷中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极度满足，从而彻底消泯人们生活的意志和理念。在《猫城记》一文中，老舍之所以有意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迷叶”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是因为他痛心于人们对鸦片等药物以及由此引发诸多严重后果的混沌无知，如日本学者藤井荣三郎所言，在老舍笔下，“迷叶”是“鸦片、传统思想、列强侵略等等的综合名称”。“迷叶”、鸦片等虽然是在西方列强武力的庇护下得以入侵，但毋庸置疑，国人懒惰、怯懦、麻木不仁等不良品质为之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而这种长期难以根除的劣根性正是阻碍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自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以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无不振臂高呼现代“人”的意识的确立，遗憾的是，时至二三十年代，多数国人依旧固守落后文化的城墙而终日优哉游哉。《猫城记》写成于1932年，写作原因之一在于当1930年老舍从英国返回时，五年异国的执教生活带给他强烈的西方体验，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巨大反差使回到故国的他感触良多。在长期的文化专制桎梏下国民已形成种种痼疾沉疴，“糊涂”是老舍借“猫人”以抨击国民劣根性的主题词。小蝎是猫城中少数思想较为先进的革新派，小说借他之口揭示猫城必亡的重要原因：“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不良不足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以人对待糊涂像畜类似的人。”这与“糊涂”在中国被尊奉为一种生存“哲学”甚为相契。清代名士郑板桥的题词“难得糊涂”中的“糊涂”，本源于道家学说中的“大智若愚”，“难得糊涂”的本意是“难以达到大智的境界”，它是一种求知、求真而不得的悟道之语。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巧妙”地将之转化为一种平易浅近的生存哲学并发扬光大。老舍运用夸张的手法予以放大，让猫人充分展示这种源远流长的“国粹”精神。在猫人眼里，“‘责任’是一个最讨厌的名辞”，他们只知道有个人、有家庭、有迷叶，而唯独不知道有民族、有国家、有亡种的威胁，在“糊涂”哲学的浸渍下，猫人既不尊重别人的生命，更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只在日常生活中将这种民族精神贯彻得淋漓尽致。做事、做官、结婚、生子，人人都只抱着“糊涂”二字，在相互敷衍中打发日日无聊而沉闷的时光，甚至“对于别人有益的事，哪怕是说一句话呢，猫人没有帮忙的习惯”。
奥威尔曾说，每一位正直的作家都有表达历史真实的强烈冲动，他们“希望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把它们存起来供后代使用”。在《猫城记》初版的《自序》中，老舍说：“《猫城记》是个噩梦。为什么写它？最大的原因——吃多了”。“吃多了”的意思就是眼见中国现实社会有太多落后、颓败而令人沮丧的景状。借着反乌托邦幻想的外衣，老舍用火星上这个荒谬的猫国抨击现实中国上层统治社会的种种劣迹。猫人之所以沦为一群无理想、无道德、无人格可言的国民，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以及荒淫无耻、卖国求荣的恶劣行径与之密切相关。政治上，“万哄之哄”施行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逐渐使人民活跃的思想流于愚钝和麻木，因为顺从和迟钝的臣民更容易受其摆布。当“我”激于义愤捉住打死猫兵的大蝎，让士兵将他捆绑起来时，无人上前；当“我”惩罚大蝎赔偿死者家属一笔钱款时，无人告以家属的地址。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以大蝎为首的大地主兼军阀通过垄断“迷叶”等产业疯狂敛取个人财产，并不惜变卖土地、珍宝等国有资产从中牟取私利。这种情状也几乎就是现代中国的翻版。自晚清以来上层官僚伙同洋人偷卖国有资产的史实就是其中一页。国人伙同洋人对民族宝藏的灾难性洗劫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据不完全统计，在1898年“从中国被盗窃出二千八百八十八本古书……而到1926年，国民党分子的帮助，偷窃出八万三千多本；而到1948年，已被偷运出242581本书”。老舍自然无法详尽地知道这些事实，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敏锐的洞察力使其醒觉这“非人间”混乱秩序中潜伏着的深重危机，因此，有关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忧虑终于汇成笔端那一行行激烈而犀利的文字。
《猫城记》中有关革命的叙述历来最受争议，诚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思想的成熟度，老舍在有些片段的情感把握上处理得有欠妥当，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老舍有关中国革命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深邃而独到，从而富有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论者多依据《我怎样写枙猫城记枛》一文中老舍自责思想消极的叙述而断定其局限性，其实，虽然二三十年代的老舍未曾投身革命，但他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以及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老舍出身贫寒，对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也曾怀抱热烈的向往，在回忆“五四”运动时，他谈到当年为传入国内的俄国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学说而激动万分，“拿我自己来说，自幼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而远赴英国执教期间，由于适逢国内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老舍和朋友们更是密切关注国内政局的变化，“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因此，老舍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恐怕并非如其自序中所说“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相反，他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期待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时忧国的爱国情怀，“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才使性情平和的老舍“由愤恨而失望”，转而借文字宣泄对中国当时政局的痛心与愤懑，况且有些描述和评论是有所凭依的。
中国现代革命走过一段曲折而漫长的历程。虽然早在“五四”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使一部分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到掌握革命理论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在民间，普通百姓尚且缺乏对自我和社会的清醒认知，更遑论对革命的认识或理解，尤其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农村，几千年封建宗法制沿袭而成的习气十分浓厚，国民的民族劣根性远未根除。而有些革命者因为缺乏经验和知识，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也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因此，早期的革命队伍建设不免有些鱼龙混杂，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赵秀才只需花四块大洋即可买得“柿油党”身份的情况并不鲜见，以至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革命曾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如老舍所描述的，“有点聪明想指导着人民去革命，而没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于是因要解决政治问题而自己被问题给裹在旋风里”。而老舍对暴力人性的乌托邦想象更是豁显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预见能力。颇具意味的是，小说有一片段描述猫人假借“革命”之名，殴打教师、砸毁学校、焚烧图书馆等暴力行径，这在当时看来十分荒谬并由此遭到猛烈的批判，但是，这一幕在30多年后的“文革”时期真实地上演。当“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荒诞’变成了预言”，乌托邦想象蜕变成无情的现实时，我们不由联想曼海姆的精辟论断，“今天的乌托邦可能会变成明天的现实。存在于任何特定时代的历史个性的内在形式，无论是个人人格的还是民间的精神，以及外在的状况都与隐藏在内在形式背后的过去一起决定着未来事物的形态。”
诚然，《猫城记》在叙事上尚存有一些缺憾。且不论叙述者主观情感在文本叙事中的时时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小说讽刺力度的深入，叙述者殖民立场与本国立场的身份杂糅也使文本叙事呈现出芜杂性。小说套用西方殖民者在东方旅游、探险经历的故事模式，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展开故事，叙述者“我”虽说来自中国，但所描述的猫国却多是殖民者眼里的“中国形象”——落后、愚昧和无可救药。吊诡的是，这位叙述者热情、真诚，具有英国绅士般平和而高尚的情怀。“我”不仅俨然担当“观察的工作”，而且满怀拯救堕落猫城的热诚，在面对其他外国人试图联合他一起谋取代为看护的迷叶时，严正地予以拒绝并表白对猫城的赤诚之心：“我绝不是拿看悲剧的态度来看历史，我心中实在希望我对猫城的人有点用处。”而这显然是发自隐含作者的声音。外国人与本国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保护者与反叛者这些双重身份的交叠，不免造成读者阅读时对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叙事立场的难以分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本叙事风格的严整与周密。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猫城记》一文价值的重新定位。杰姆逊曾经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此论虽有偏颇之处，以此绳之《猫城记》，我认为也还恰切。老舍以反乌托邦视野观照的“中国形象”，虽属象征，但绝非虚构，也更非妄想之论。当老舍将深切的悲悯裹挟在严峻的批判之中，着眼于现存社会秩序诸多不合理的层面，以此触摸历史的深处和民族的未来时，我们体会到文本蕴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底蕴。而就反乌托邦写作体例而言，它也具备自成一家的文体风格。《猫城记》不同于中国传统乌托邦，包括同时期以京派小说为主流的乡土乌托邦，沉溺于昔日故国的追怀和伤悼，也不同于世纪初晚清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等畅想的政治乌托邦，怀着一颗爱国救世之心，激情勾画出一幅幅政治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的未来蓝图。它集合讽刺、调侃、嬉戏、滑稽于一身，嫁接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写法，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另类”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体例，我们虽不敢臆断《猫城记》可否与但丁的《地狱》相媲美，但这部久受争议、几度被作者自贬的讽刺小说应该得到研究者的重读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