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乌托邦文学主题的拓展与文体的衍变，反乌托邦逐渐由“作为一种反对乌托邦假定的反映，发展成一种分离的、本身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文类”。作为乌托邦文学的分支和变异，如果说乌托邦文学表达了一种理想社会的整体构想，那么反乌托邦文学旨在社会批判、政治讽刺和对人类未来阴郁恐怖前景的描绘，以达到警示与反省的目的。继1872年塞缪尔·巴特勒的《埃瑞璜》（Erehwon）开反乌托邦小说的先河（这本书的名字反过来读就是“nowhere”，意为“没有的地方”）之后，欧洲涌现了大量的反乌托邦小说，最为著名的是20世纪札米亚金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三大乌托邦小说。它们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反抗“个人”被集权、科技等各种国家机器戕杀的命运，从而宣告传统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全面溃败。随着后现代主义历史语境的到来，中国文学叙事也逐渐出现反乌托邦小说，这主要体现在90年代后崛起的先锋小说中。先锋派作为一代力图保持生存感悟的作家，渴望自己的作品能与时代同构，并充当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说出一种对人类精神现状的警醒。因此，反乌托邦成了先锋小说家反精英主义的讽喻方式之一，它借助乌托邦精神的颠覆功能质问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从而具有一种社会颠覆或离心式话语的功能。
与西方反乌托邦小说单一的、“向前看”的未来叙事不同，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反乌托邦呈现着多种时空交织一体的复杂景观。王小波中篇小说《2010》的时间基本是指向未来的，它俨然是《美丽新世界》的中国版故事。文中设想的2010年的北戴河是一个由数盲症控制的世界。这里秩序严谨、行为统一，人在日复一日、没有变化的庞大机器里机械地生活，但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又明显挟带着过去革命时代的浓重痕迹。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打破单一的历史视角表述一种整体性的人类“寓言”，文中虽然表明了1996年和2996年，但“幻想的实质既是指向未来，又是指向过去的，将过去、现实与未来交汇化合构成一个脱离时间的空间共时体”。1969年和1996年以及2996年这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时段胶着在一起。其实，这种胶合时间的真正意图不在时间本身，而是叙述者借此表达对历史叙述的抗争和拆解，通过剥离时间的价值因素使时间以及那个年代本身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文学是时代精神影像的投射与表达，对时代精神本相的概括是每一位有抱负的作家意欲建立的写作向度。20世纪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开始令人们萌生诸多有关世纪的遐想，回首过去，对现代中国历史种种乌托邦理想的全面反思成为新世纪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值得关注的是阎连科的《受活》（2003年）和格非的《人面桃花》（2004年）。这两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当代文学中反乌托邦小说的独特叙事风范，也为我们全面认识乌托邦这一思想类型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阎连科的《受活》描述了一个耙耧山脉的村庄“受活”，那是“世界之外的一个村落”，一个被社会、文明遗弃的残疾人所组成的乡村。小说荒诞、残酷，充满热烈、强劲的乌托邦精神和丰富的象喻色彩。叙述者以平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姿态，将横亘在受活人与圆全人两类群体之间的差别或界限以无比残酷甚至荒诞的形式（“绝术团”的表演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彻底解构曾经占据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相当时期的政治乌托邦，以及日益喧嚣的消费时代为金钱狂欢的资本主义经济乌托邦。圆全人与受活人两类群体之间的关系令人联想到赫胥黎《奇妙的新世界》中文明人与野蛮人。与“野蛮人”一样，受活人之所以受制于圆全人而遭受物质和精神双重溃败的惨剧，肢体的残疾仅仅是一种表象，具备人之为人的纯洁、善良的本性才是他们惨遭文明人袭击与放逐的真正原因。因此，重返受活庄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并不是‘桃花源’式的逃避和向往，也不是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人类的无处逃遁，是面对社会、文明的困境时，人最后的渴望和精神归宿”。受活人在历经文明人的掳掠与羞辱后只能颓然地回到他们多年来蜗居的村庄。受活庄，是受活人以及现代人不得不回的“乌托邦”。
格非的《人面桃花》对乌托邦以及中国乌托邦实践展开了全面反思。它综合中国传统以及民国时期中国革命的四种乌托邦形式——传统士人陆侃的古典桃花源、近代革命者张季元的世界大同图景、土匪王观澄的另类“桃花源”以及混合三者理想的陆秀米的现代乌托邦，从人性欲望的视角探究乌托邦命题的合理与悖谬，从而深刻地揭示其遭遇全面溃败的内在根源及历史动因。乌托邦遭遇溃败的命运首先在于展开设想与实践的主体是人。作为人，往往难以规避内心与生俱来的私心与欲望，难以完全放下心头的“执念”，而“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来”，因此，当掺杂诸多私心杂欲的乌托邦冲动付诸实践时注定走向失败或毁灭的结局。出于古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人面”与“桃花”，分别代表两个意味深长的符码——革命与爱情。爱情总是难以挣脱欲望的纠缠，而革命不断走向乌托邦、走向破灭的梦想，这似乎是一种人类历史的宿命。其次，乌托邦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不能仅仅是对彼岸的玄想，而必须试图回答来自尘世的困惑和疑难。乌托邦主义者相信有一种普遍适用于任何人的正义之善，并希望通过某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构想，但由于它匮乏人与世界之间的转换，最终总是既没有新的天堂，也没有新的尘寰。陆侃要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张季元相信，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享有绝对的平等与自由，“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和他的亲妹妹结婚”；王观澄在花家舍用巧取豪夺的方式建造了一座四通八达、家家相连的长廊，甚至复活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之梦。而在陆秀米的乌托邦社会里，人们不仅土地共有、财产平均，日常生活整齐划一，就是“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这些乌托邦构想均以极端的方式抹杀个体差异而丧失实现的可能，因为，倘若果真实现“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一样”，那么，乌托邦将不再是一种人类渴望实现的理想社会，相反，它成为专制统治、机械化、程式化人间炼狱的代名词。
小说《人面桃花》对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小说乌托邦书写的意义是丰富而深刻的。隐含作者对乌托邦溃败成因的剖析深邃而有力，小说叙事对乡土、革命等贯穿20世纪中国小说乌托邦书写主题既有回溯又有突破，它与沈从文等京派小说的乡土乌托邦泾渭分明，与左翼小说的革命乌托邦又有貌合神离的本质区别，而幽雅、舒缓的诗意叙事常令人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迷乱的乌托邦境界。
民国时期的乌托邦想象这一选题应该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至此，本书对该选题仅仅作了一些浅显的讨论和阐述。作为人类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倾向，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从孔子的《礼运·大同》、老子的《老子·小国寡民》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虽然乌托邦的观念与内涵不断衍变，但它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而概念的基本价值范畴，如希望、理想、信念等也未曾改变。另一方面，当它以批判性、超越性、颠覆性的姿态参与人类文明史演进时，也以罗伯特·诺克齐所谓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形式接受着人们的质疑和指责，但是，这无碍于它的存续与发展，不论人类社会处于何种文明体系，也不论某一国家选择何种政治经济体制，乌托邦始终屹立于人类思想的某一角隅，这正如多年前英国作家王尔德作出的风趣而幽默的描述：“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瞥，因为它忽略了人类不断去造访那个国家。而人类一旦抵达那里，放眼望去，看见一个更为美好的国家，便又扬帆驶去。进步就是乌托邦的不断实现。”
而保罗·蒂里希看似绝对的论断也自有其独到之处。“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在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倘若没有乌托邦所预示未来可能性的展现，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颓废的现在，并且人类创造性的实现将受到空前严重的窒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洋溢着强烈反叛与超越精神的想象方式，作为探询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表达方式，乌托邦书写将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存在于文学史的写作。
只要有人的存在，只要人还在思索，乌托邦就不会消失，乌托邦的探索也永不会停止。它会有停顿，有迂回，但没有终结，它注定将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