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乌托邦这一中西思想史、文学史上的重大课题，择取民国时期在小说范畴里予以爬梳和归纳，诚然是远远不足以概括其丰富的内涵和特质的。一种思想现象或精神倾向的形成和发展总是跨越史的分段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现代文学的接续和迁延，两者之间无法绝然用某一分段方式予以割裂。而乌托邦本来就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文化形象，“一个词，其历史众所周知，并以精心编造的专名形式出现，但最近两个世纪其含义大为引申，不仅表示一种文学形式，而且表示一种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哲学观念”，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范畴里，不仅依然可见乌托邦这一精神倾向在文学叙事中的多重表现形态，而且民国时期的乌托邦形态也获得相应的发展。面对这一内容繁复、形态多样、意义丛生的论题，本书在此无意展开当代文学中乌托邦书写的具象分析，只在总体上予以初步的勾勒和描述，以期从整体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小说乌托邦书写作较为完备的梳理与探析。
随着1949年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一个团结、独立、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开始屹立于世界之林，砸烂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热烈气氛鼓舞人们开创新的文学。“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一种激进的文学理想模式进行，当然，它源于40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民主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所确立的文艺方向和文化背景，并且与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学有着内在的本质牵连。确切地说，革命乌托邦叙事在现代时期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进入“十七年”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才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对于现代时期的革命乌托邦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对未来展开的宏大叙事而言，“十七年”时期的革命乌托邦叙述者以更充沛、更昂扬的豪情投入文学创作，它是胜利者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历史“本质”的“重构”，以期让亿万民众“能够历史地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在一系列文艺思想和文学体制力量的规约下，文学创作者怀抱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时代热情开展辉煌的革命叙事，一大批凸现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激情的小说应时而生。对历史和现实的乌托邦想象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学叙事：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设从辉煌走向辉煌。颂扬革命战争时期辉煌历史的小说，有《红旗谱》（梁斌）、《红岩》（罗广斌等）、《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保卫延安》（杜鹏程）等；颂扬社会主义革命“新气象”的小说，有《不准走那条路》（李准）、《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艳阳天》（浩然）等。不论是题材选择、形象塑造，还是叙述体例、艺术风格，这些作品无一不为革命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所激荡，思想格调慷慨激昂、震撼人心，人物形象渐趋高大完美、几无瑕疵，虽也不乏艺术创作的可贵之处，但“主题先行”的创作理念以及文艺批评、读者接受和出版流通等一体化的文化语境毕竟在相当程度上阻碍文学的健康发展。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掀起更为强烈的革命乌托邦冲动，人民公社被视为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于是，“公与私的斗争”成为该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基本主题，在《李双双小传》（李准）、《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等小说中，“公而忘私”、“为集体而忘个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新时代革命乌托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愈演愈烈的乌托邦冲动终于伴随“文革”时期的到来走向极端。在“三突出”、“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以及“最高指示”等文艺思想的大力号召下，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羊》、《金光大道》等通篇弥漫着浓郁的政治乌托邦色彩，英雄人物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贯穿作品始终的主旋律，所谓的“高、大、全”式的社会主义带头人也彻底沦为政治符号化的产物。
乌托邦关于世界应该如何想象理应与现实世界发生抵触，产生马克斯·韦伯所谓“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感，同时也产生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历史的活动创造基本前提和巨大动力。但是，此时的革命乌托邦竭力高扬的理想主义逐渐演变成对历史和现实虚无的颂扬而断然丧失原有的批判性，这注定它终将随巨星的陨落而消逝于历史的尘埃。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所导致价值判断的混乱和伦理道德的失序给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以“寻根”文学为主潮的乡土乌托邦再度成为人们苦苦寻觅以安妥灵魂的栖息之所。在复出的“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中，自然淳朴、重义轻利、充满人性美的桃花源式世界几乎就是现代时期京派小说家沈从文、师陀等勾勒的乡土乌托邦世界的翻版。继之，在贾平凹有关故土商州世界的系列文本中，虽然作者一再申辩“非我专意要学陶渊明，凭空虚构出一个‘桃花源’”，叙述者秉持乡土情感的书写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进行的乌托邦建构已经成为一种昭然的存在。在《商州初录》描述的那个安宁、自足的乡土世界里，人们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道秩序和伦理规范，平日里相互扶持，行人来时则置茶置水，让吃让喝。他们恪守为爱、为义、为真情的道德信念，以至于《莽岭一条沟》演绎出神医老汉与老狼之间至纯至美又违背人兽情理的故事（老狼为报答老汉为其治愈病腿而衔来小孩的项圈）。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乌托邦对于主流社会的批判，在工具性与现代性尚未成为主流的国家里，其批判性只能以边缘性的姿态而存在。但这似乎并不影响倾心“苦难”叙事的张炜对道德乌托邦的执著追求，《我的田园》、《九月寓言》、《柏慧》等一系列作品中体现出他对理想家园的向往和追寻。在张炜看来，物欲的喧嚣、道德的失范，以及现代文明所遇的诸多困境在于人与生存本源大地之间的疏离，因此，现代/传统、城市/乡村成为他小说基本沿用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在《融入野地》中，张炜谈道：“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野地”、“葡萄园”、“芦清河”等与现代时期京派小说的“边城”、“桃园”、“果园城”传达着如此相近的精神吁求。而在《九月寓言》那个颇具神话色彩的鱼廷鲅村里，人们摆脱现代文明清规戒律的束缚，听凭生命本能和生命内在律令的牵引，任情率性、自由奔放的原始生存状态更令人恍然回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