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康有为是通过构设大同乌托邦传达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构想，那么，以梁启超为首的近代知识分子则以小说的方式展开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两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在风云际会、思潮涌动的时代氛围的刺激下，近代知识分子怀着一颗爱国救世之心，借助小说放飞个人的奇思玄想，勾画出一幅幅政治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的未来蓝图，从而迎来了民国时期乌托邦书写的第一个繁荣阶段——晚清。
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辑录，1901年至1911年白话小说计有529部，而其中表示未来想象乌托邦书写的，据笔者统计，不少于50部，并且这还不包括未曾辑录的小说，如蔡元培的《新年梦》、徐念慈的《未来中国之图书同盟会》等以及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肝若的《飞行之怪物》等科幻乌托邦。综观数目众多的晚清乌托邦，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未来理想性叙事，其中有以“新”命名的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1902年）、《新年梦》（蔡元培，1904年）、《新中国》（陆士谔，1910年）、《新纪元》（碧荷馆主人，1908年）、《新苏州》（天哭，1910年）等。其次是以“未来”命名或寓意的小说，如《未来教育史》（悔学子，1905年）、《未来中国之图书同盟会》（徐念慈，1906年）、《未来世界》（春颿，1907年）、《乌托邦游记》（萧然郁生，1906年）、《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1904年）等。此类小说以未来理想政治和理想社会为目的，叙事上多用幻想手法，凝聚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使小说具有浓厚的时代精英文化色彩。另一类是借名著之名进行的部分翻新小说，如《新石头记》、《新水浒》、《新西游记》、《新官场现形记》等，其中不乏以游戏笔墨消解原著的审美构想与价值观念，充满解构和戏谑意味的，但也颇有推陈出新借一点历史的因由而抒写“自家的怀抱”，描述未来国家政体、经济改革等诸方面的理想景象，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意在“特借贾宝玉之名，幻设事迹，使宝玉与20世纪相见，非言情之书，也与《红楼梦》无关”。
一、“新中国”：“新小说”创造的民族国家神话
安德森指出，现代国家不是先有大地、人民、政府，而是先有想象。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二是报纸。在一个现在的时间里面，一群人可以通过共同的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有了这些抽象的想象，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是晚清小说中重要的表现内容，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西风东渐的冲击与国事的骤变激发现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不论立宪派还是维新派、革命派，他们纷纷撰文建构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想象。当然，“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出来之后，势必要为自己造出一套神话，这套神话就称为‘大叙述’”，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会在想象的空间里使得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由于身处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以及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时刻，“新中国”成为晚清乌托邦展开民族国家想象的“大叙述”形象。在小说叙事内容方面，畅想一个未来新国度或构建一方新乐土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而就中国命运提出的种种乌托邦叙事，不仅指向现代中国亟待建设的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也成为想象未来民族国家理想社会的重要方面。
从现有史料看，晚清有关“新中国”叙述的乌托邦肇始于梁启超1902年刊于《新小说》创刊号的《新中国未来记》。小说借未来比照现实而传达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与幻想，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式“爱国主义的地方观念”，源于梁启超对欧美政治小说的膜拜与推崇。在《译引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梁启超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际，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不仅如此，还可以促动新的社会思潮的涌现，“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新中国未来记》的诞生适逢其会地契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热望，并由此引发了盛极一时的政治乌托邦叙事风潮。继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后，蔡元培的《新年梦》（1904年）、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春颿的《未来世界》（1907年）、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年）等小说也纷纷展开有关“新中国”的乌托邦想象。他们常常采用寓言式的开头和讲述未来的叙事形式，塑造“新中国”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意象，它不仅是一个独立、富强、冠绝全球的中央帝国，并且成为主持世界公道和正义、引导世界走向大同盛境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未来记》在叙述形式上受到了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但小说运用倒叙的手法使未来处于完成状态。就描绘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而言，小说楔子部分描绘1962年中国举办纪念维新成功50周年大庆典盛况，开创了晚清政治乌托邦小说有关“新中国”未来想象的激昂基调。小说的叙述时间为“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在具体的时间计算上，梁启超似乎对于“西历206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一甲子后”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所力倡的“孔子纪元”等时间概念混淆不清，但小说想象之宏大和叙事之生动却是一种昭然的存在，由此成为晚清政治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想象的垂范之作也在情理之中。在楔子部分，小说全面铺叙60年后“新中国”崭新而令人振奋的瑰丽景象。在政治上，中国此时是一个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并引领世界和平大潮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庆贺纪念维新成功50周年之际，诸友邦或皇帝或亲自莅临，或派遣使者前来拜谒。与此同时，中国已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上海正准备承办大型博览会，所陈设的商务工艺品丰富多样。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已位居世界学术的前列。各种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诸国学者、大博士等会聚一堂，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继之，在小说第二回立宪60周年的庆祝大典上，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博士以中国60年史为题的演讲更充分展示中国的综合国力。孔博士力陈有志之士挽救民族危亡的坎坷艰难，彰扬他们忠诚为国、奋发有为的慷慨气度，“新中国”辉煌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和演讲者激情昂扬的翩翩风度不时博得两万观众，包括一千外国人在内的阵阵喝彩。
继承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倒叙手法，描写“新中国”美妙诱人未来蓝图的后继者当推陆士谔的《新中国》。小说幻想立宪40年后，即1951年时“新中国”的盛世景象：法外治权已经收回，警政、路政皆由地方市政厅主持，“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外国人也十分谦和”；市政建设、郊区开发已取得显著成效，电车在街上飞驰不绝，大铁桥横跨黄浦江，浦东地区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当然，最能表现作者对未来“新中国”国力强盛的热忱期望，是铺叙立宪40年大祝典的情景。此时，全世界20多国会议设立弥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中国大皇帝被选举为弥兵会会长，中国前任外务部尚书、国际学会法学博士夏永昌则为万国裁判衙门正裁判官。于此，叙述者赞叹不已：“这真是盛极了，文明到这般地步，要再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类似美好的“新中国”乌托邦想象也出现在他的《新三国》里。文中叙述孔明召开国会，兴办学校，人民乐业，学术昌明，“社会之进化，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尤为突出的，是汉语的地位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海外诸国纷纷派遣留学生来汉求学，各国高等学校均设汉文汉语一种，由汉人前往执教，令读者顿生扬眉吐气之快。不仅如此，晚清翻新小说也大力书写未来“新中国”的美丽前景。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它延续曹雪芹《石头记》中的神话框架，让从旧时代梦中醒来的贾宝玉变成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以此倾注作者力图“补天”的政治理想。小说前半部专门揭露晚清社会的各种恶弊并予以猛烈讽刺，后半部则描绘先进而文明的“异乡”——文明村，它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桃源”乌托邦。而小说结尾宝玉梦到的中国万国博览会和世界大同的景象，也几乎就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预想的“新中国”1962年盛况的翻版。
另一方面，“新中国”不仅需要新国体、新政体的确立，更需要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新民的崛起与培养，而担当民族国家未来发展之重任。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具有启蒙色彩的“新民说”，他高举“新民为今日中国之第一要务”大旗，指出“新民”之“新”需涵括两层含义：“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作为国民素质中“所本无”的品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晚清知识分子树立“新民”的核心所在。蔡元培在《新年梦》中详尽地阐述“新民”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性。文中写自号为“中国一民”的支那人在甲辰年正月初一做了一场新年梦，梦中展望60年后“新中国”的诸般情景。小说在陈述“新中国”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势力范围以及撤去租界三件头等国事的实现过程后，郑重指出改造国民“有家无国”的传统意识是“新中国”成立之要务，即民众需要树立团结、坚实、众志成城的国家意识，并认为“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縻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诚然，这个说法如今看来不免有些简单，但叙述者对现代“新民”的自觉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
与政治家多从宏观的视野展开对未来中国的宏大叙事不同，春颿的《未来世界》以小说家的眼光全面细致地展开立宪以后国民的文化、教育、婚姻等日常生活叙事，小说将开通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思想基础，“如今的时候，我们国民的资格没有完全。不论什么人，都该应一个个把自己造就成了有用的国民，方才是个道理”。为此，小说着力叙述各类知识分子为塑造新民意识开展如火如荼的社会活动，如陈国柱四处演讲宣传新学、新思想，方县尊致力发展新工业、新经济，宗夫人创设女学堂传播新观念、新伦理，等等，以此全面塑造新民的现代理念。作为后起的晚清作家，陆士谔显然充分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对于国家政体改良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有关乌托邦想象的系列小说中，如《新三国》、《新水浒》、《新上海》等。在描述梁山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改革的小说《新水浒》序言中，陆士谔自述将国民素质纳入“新梁山泊”改革大业的写作意图：“朝廷有望治之心，编氓乏自治之力，然吾国民程度之有合于立宪国民与否，我正可于吾书验之。”继之，在全面展开未来中国蓝图的小说《新中国》中，陆士谔刻画南洋公学的学生苏汉民将改造国民的理念付诸实践，他专门发明医心药和催醒术，用以整治心性不正的国人，提高国民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从而奠定富国强民和世界和平的基石。
有关“新中国”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想象之所以成为近代小说中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有深刻的现实原因与文化依据。一方面，这是由于晚清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陷于全面崩溃的历史危机，使晚清知识分子的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深。对此，梁启超有深切的体验：“甲午战争之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者，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危机四伏的动荡时局、亟待改革的社会体制为乌托邦的自由运作提供一个历史契机。因为只有在历史观具有一定方向性而又尚未成为实践的基础时，才有乌托邦的想象余地。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以及西方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动摇晚清知识分子原有的国家意识，诚如列文森指出的，“中国受列强连串打击之后，动摇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使其无法固守传统的自我形象，由此生出一种渴望弥补受创伤的文化自尊的情绪”。而现实的中国又无从寻觅精神得以依凭的文化资源，于是，西方诸国昌明的政治和强盛的国力成为他们展开现代民族国家乌托邦想象的目标与指向，“新中国”作为政治想象与精神诉求的载体，具有暂时抵挡黑暗现实的精神慰藉与鼓舞作用，契合并引发了当时国人热烈的文化与阅读需求。反映在图书市场上，据学者考证，当时此类书籍销量可观，“书易售，在政治小说走红的时候，一年大多的时间里，梁启超分配到1万多元”。
诚然，因为晚清小说家怀抱浓烈的救世理想，“当时小说家的兴趣，尽在国富民强、政治改革等宏大题材上，现实的焦灼与改革的热情始终制约着小说对未来的构想”，忽略了小说想象的丰赡性以及叙事手法的艺术性。黄遵宪在看了洋务局“飞递”来的《新小说》后，曾立即复信给梁启超，除了对《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的赞誉之词，也指出“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以透彻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因为“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一一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黄遵宪与梁启超同属“帝党”，旨趣相投，私交甚密，这番评价可以说是真诚而中肯的。由于缺乏驾驭“社会中所有情态”的“阅历”，以及“将方言诱语一一驱遣”的文学功力，《新中国未来记》即便后来改编为戏剧在上海上演，但也只是轰动一时，很快就沉寂下去。
不过，乌托邦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对实有社会的客观描述，而在于对理想世界的主观发抒。尽管人类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虚构的，但每一种乌托邦都有着十分明确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作为现存制度、既定秩序的“他者”，晚清小说家以想象的方式抨击现实中国的种种落后与陈腐，以对“新中国”瑰丽想象寄寓振兴中华、改造国体的宏伟愿望与迫切期望。所以，这些乌托邦小说虽然在叙事上乏善可陈，但它们共同表达了时代的深切希望，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先进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与传统乌托邦不同，现代乌托邦给予人以可能或最终成功的真切感，“它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并采用人所熟悉的方法。完满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过程，从不久以前和当今社会发展出来的过程。”历史发展的事实印证晚清小说家对未来中国想象的前瞻性，从而在另一维度上确立这类小说未来想象的积极意义。《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暗示1912年是中国维新成功的世界，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恰好相应，这使梁启超在回首往事时流露出洋洋得意之情。而陆士谔在《新中国》设想的黄浦江大桥、浦东开发、上海地铁，以及陆士谔在《新野叟曝言》中预言的将中国国旗竖立在月球之上，如今也都已成为现实，“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拉马丁语），事实的印证使我们得以窥见现实与理想、乌托邦与历史发展之间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
二、回到“未来”：晚清乌托邦的时间观
在本质上，人的存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对时间的思索与追问也是对存在的探询。“乌托邦概念最初是基于一种空间联想（topos——地方，u——没有，utopia——乌有之地），但如今它的时间内涵已远胜于任何可能保留下来的严格词源学意义。”在晚清小说家积极展开有关“新中国”“大叙述”的同时，时间，乌托邦文学书写的另一重要之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叙事形式。
中国古典的乌托邦，无论是孔子心向往之的“大同”世界，还是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抑或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都是通过对远古社会的美化与追怀营构一种理想境界，其社会理想观是向后看的，体现的是历史退化论或循环论的历史观。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1859年达尔文枟物种起源枠的出现，进化论由从自然界推及社会历史领域并最终形成世界性的科学主义思潮。晚清知识分子也逐渐打破原有的历史循环的时间观而转向线形时间观，他们对于未来的时间持乐观主义态度，在时间的线条上注入积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期待，这使晚清乌托邦显示出与古典乌托邦截然不同的品格。在康有为有关世界大同的宏伟构想，以及梁启超为代表有关“新中国”的热切向往中，如论者所言，“其批判指向是前瞻的，其时间观念是指向未来的，其社会史观是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演绎的”。但吊诡的是，“当晚清作家迫不及待地铭刻他们对未来的欲望与理想时，他们预先‘消费’或‘消耗’了未来。当那神秘的天启时刻提早降临，当那渺远的不可知成为想象的必然，晚清小说家把未来变成了一种乡愁。他们的预言作品不是迎向，而是回到未来”。
在有关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书写中，回到“未来”的叙事方式首先表现在晚清作家力图复兴中华的主题上，不过，复兴的目的不是积极纳入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而是旨在恢复中国“天朝上国”的昔日荣光，从而使小说弥漫着一种复仇雪恨、称霸全球的民族主义意识。民族主义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功能。当它以“民族”的名义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为民族成员提供安全感和精神庇佑，但如果过分地强调民族意识，以集体文化和精神联系的名义排斥和抗拒异族，就会演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而有碍于民族自我的清醒认知和长足发展。蔡元培的《新年梦》描述在“水底潜行艇”、“空中飞行艇”等先进的科技力量以及强大的人力保障下，新中国大破诸国海陆空联军，“与西历千八年的联军破法，还要热闹”，一扫当年鸦片战争时落后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之辱。在此基础上，汉语也获得世界公文公语的至尊地位，“那时候各国听中国的话，同天语一样。又添着俄、美两国的势力，没有敢不从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一泯千古仇”的快意。同样，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陆军都督西门子掌在陪同前来参观文明村的众人前夸下海口：“其实我们政府要发下号令来吞并各国，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消几时，都可以平定了。”在陆士谔的小说《新野叟曝言》中，征欧大元帅文衽统率五艘“飞舰”降伏欧洲72国的情景更是凸现“新”中国之大国神威。这种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政治渴望日益膨胀，以至于有关“种战”的叙事成为当时小说家热衷的主题之一。
在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小说描写繁荣昌盛的未来中国与白种国联盟之间的一场世界大战。战争发生于1999年，起因是中国政府决定改用黄帝纪年并电告同种诸国，这引起白种诸国的极大恐慌，视其为联络黄种诸国而争霸全球的先声。于是，黄、白种族之间的争霸之战爆发，最后，在黄种诸国同仇敌忾的打击下，白种联军全军覆没，被迫与中国签订屈辱和约。细察和约内容，由各地赔款、设立租界，到河海航权、传教（孔教）办学等条款，简直就是马关、甲午、辛丑等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副本。姑且不论未来“新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可能性，歼灭异族、吞并诸国、签订不平等和约等行径显然已悖离光复中华的爱国主义初衷甚远，从而重新落入当年西方列强侵略衰弱中国的军国主义窠臼，充斥着称雄争霸、复仇雪耻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晚清小说家在20世纪初所作的种种未来“新中国”形象的预言，急欲摆脱历史包袱，却反而印证了中国过去与现在的阴影从未消失。中国的未来只是重演列强对中国的丑行，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次，在面对西方已经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时，为了凸现古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晚清小说家也“总是力图将之纳入‘国粹’的固有框架，说明它们早已存在于古人的理想中”，一味抬高本国实力、贬低西方而无视中国科技发展所能达到的实际水准。吴趼人《新石头记》的“文明境界”里有许多科学发明，如飞车、验骨镜、助聪筒、助明镜、透水镜等，这些类似科学幻想的发明创造，明显带有西方科技的印记，验骨镜、助聪筒、助明镜就分别相当于X光射线、助听器、望远镜，但小说叙述者反复强调诸般发明均比欧洲制造的更为精良，如大肆夸耀用化学制成的镜子的物理功用：“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血肉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如冰雪；是野蛮的，便浑浊如烟雾。”不仅如此，作者还不时将“文明境界”中的科幻发明与西洋科技产物相比较，以示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如“司时器”改良西洋钟表记号简略的缺陷，“留声机器”以仿生学的原理制成比机械音更为清晰自然的模拟音，而即使当时在西方甚为先进的气球，也不过达到中国“文明境界”百年之前的科技水准。更有关于中西医优劣之比较，认为西医解剖后只得部位而无以考验病症，这些不顾医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论断未免荒谬。
不仅如此，晚清小说家还倡导回到儒家德治天下的远古时代以复兴中华伟业。最典型的莫过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小说后二十回写宝玉为寻找“自由村”无意中来到“文明境界”的经历。吴趼人怀抱儒家“德治”的道德救世主义，宣扬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仍应根基于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文明境界”俨然是传统儒家大同的现代摹本。地理布局用代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某一字作为标示：中央是“礼、乐、文、章”，东方是“仁、义、礼、智”，南方是“友、慈、恭、信”，西方是“刚、强、勇、毅”，北方是“忠、孝、节、廉”。在儒家思想的教导和浸淫下，镜内民康物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文明专制”是文明境界的完美政治体制，其核心在于恪守儒家经典《大学》所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当然，“文明境界”奉行孔教，“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讲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都烂熟于心”；反之，家庭革命等现代化思潮是“野蛮自由”，因为它“首先把伦常捐弃个干净，更把先贤的遗训叱为野蛮”。由于实行“文明专制”，立宪、共和两种体制都不足取，地方政权需将之归于“文明”的皇帝，实行曾经沿袭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富有戏剧意味的，这种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竟然还适用于现代战场。为了避免对敌方人员的大规模杀伤，东方德发明一种用于战争的“仁术”，即将新研制的奇效蒙汗药用飞车洒在敌军大营中，这样就可以不损一卒、生擒敌人而大获全胜，从而保全中国军队仁义之师的高风亮节。事实上，现代战争伊始，高科技的军事武器、强大的杀伤力就是战斗力的保证。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它可以在瞬间使大地腥风血雨、尸横遍野，因此，东方德所谓仁义之师的战略思想显然完全不适宜现代战争。诚然，在中国封建宗法制的社会形态下，儒家思想曾对皇权政体的稳定提供强大的精神基础，但随着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演进，传统儒家思想应当与时俱进才能发展，而晚清作家由于缺乏广阔的观照视野，缺乏对传统儒家予以现代转化的意识和能力，制约了小说叙事乌托邦想象力的发挥与腾飞，以致编制出“文明专制”等不中不西的畸形产物。
儒家传统的思想精髓似乎无处不在，儒家伦理观甚至成为晚清小说家展开未来国家新民想象的人格基础。春颿的《未来世界》写立宪以后文明时代的中国，主体部分是有关潘润泉和汪墨香、黄陆生和赵素华等青年男女爱情、婚姻变迁的故事。小说叙述的立足点显然在于“未来”，作者也直言创作的动机是为了塑造全新的国民，并对历来深受男权意识压迫的女子寄予厚望：“要把那二万万同胞的女子，一个个都变作完全资格的国民，这就是在下做书的这几回小说的本意了。”文中不乏对新社会、新思潮以及新女性的生动描写，但我们不时可以感到叙述者浓重的封建伦理意识。在第十八回开篇中，叙述者一面评点郁郁寡欢、遵循母命的传统女子符碧芙“太不自由”，一面又对独立自主、大胆选择爱人及婚姻的赵素华不予认可，指责她的行为过犹不及，“太得自由”。对于反面形象潘润泉，叙述者也不时流露暧昧的立场，如在婚姻问题上认同潘润泉的择偶观，认为宁可选择“沉默简朴的女儿”，也“不要羡慕那荡逸飞扬的女子”，而此处所谓“荡逸飞扬的女子”，指的是那些特立独行、具备新思想、新行为的时代新女性。可见，作者在处理人物的爱情、婚姻上仍然秉承儒家三纲五常的文化立场，虽然比较晚清早期改良派对孔孟之道的忠心虔诚，如王韬所言“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或如郑观应所言“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等，思想上有一定进步，但本质上依旧没有挣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枷锁，因此，对现代新男女、新社会伦理关系的建构也仅仅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设想。而蔡元培的《新年梦》中裁判所仿中国旧说中的雷公击人，驾驭电气先定罪后电击迫使守旧派归化的手段，更是散发着旧中国宗法制度的陈腐气息。
晚清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限，使理想成为断线的风筝，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由于晚清知识分子身处晚清末期“学问饥荒”的特定历史语境而无处汲取足够丰富、科学的知识养料，如梁启超所描述的，“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自然，创作者知识积累的匮乏对文本有关未来想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相当的限制。其次，由于身处内忧外患双重压迫的历史危机，晚清作家怀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希望借助小说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以激活昏睡百年的老大中国的愿望过于迫切，而现实尚未提供使理想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使之陷于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中。他们有意渲染中华民族的昔日辉煌，竭力从传统中检取各种资源，试图以此颠覆当时西方宣扬的中华民族“劣种人”的论断，却不曾料想滑落于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泥淖。再者，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积淀已转化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就被灌输“中国优越论”的思想，被教导夷人的一切低于中国。中国要向夷人学习，成为一件举国上下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种种有关未来“新中国”的乌托邦叙事中，晚清作家用以腾飞想象的思想基础不是日益先进、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而是翻查历史的旧纸堆检取的一点创作灵感。这种“意识自觉”使他们面临西方诸国已取得的现代化累累硕果时，难以扭转内心对博大精深文化体系的崇仰之情，摒弃中华民族自古宣扬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相反，凭借对异域强权势力的言辞颠覆，晚清作家获取如阿Q般“精神胜利法”的自我抚慰。
总之，当晚清小说家将时间视为一种非线性的发展过程，认为不断进化的时间前方代表着人类走向文明的方向而体现强烈的未来感时，对未来国家的政体、文化以及人际伦理关系的种种乌托邦想象呈现一种回到“未来”的复杂姿态。“晚清作家憧憬未来，希望自未来的实现，看到中国的未来。而未来也提供了一特殊角度，供他们检视现实的缺憾。”但急迫的救世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等限制他们对未来“新中国”的合理想象，晚清作家既无以寻求历史前进的明确方向，也难以展开对未来理想社会美好图景的全程展望，只有退回，从历史和传统中检取一些零乱的碎片编织现代中国的乌托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