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夫妻档”家族企业中，也有很多“阴盛阳衰”的现象。在一次贸易会上，张茵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刘名中。当时刘名中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医生，并兼职做钢材贸易，精通多国语言。在张茵的怂恿下，刘名中抛开自己的事业，和她一起创业。1990年，张茵与丈夫刘名中做出决定，把事业迁往世界最大的原材料市场美国，在那里建立了美国中南公司，为其在中国的工厂购买并提供可回收废纸。初到美国，不会说英文的张茵，和丈夫一起一家一家寻找客户。张茵事后感慨道，女人在挑选另外一半的时候，必须看重对方是否和你一样专注事业，否则相互不能理解，日子久了就会累。而刘名中就完全能做到这一点，在负责公司的发展、处理公司的事务方面，他甚至比张茵还厉害。有的人会介意：作为一个男人，却屈居于女人之下。但刘名中根本没在意，不在乎那些虚荣的东西。两人相处的原则是：有错就要认错，而且对事不对人。董事长张茵有时做得不对，作为副总裁的刘名中会进行严厉的批评。
“夫妻档”家族企业中，也有夫妇两人旗鼓相当的。杨澜与吴征的结合，就是一对典型的名女人加财富老公的商业成功案例。在事业分工上，吴征以资本操作和管理为主，杨澜则是创意更多一点，同时兼任着公司形象大使的身份，会更多地在外面抛头露面。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的华人实业家；到了内地，因为杨澜是明星，受到的关注自然比吴征要多一些；而在香港，两人的名气差不多。两人有共同的文化理念，又各有所长，自然是相得益彰。
在“夫妻档”家族企业中，如果因为重大意外事故而导致一方不能继续对企业进行管理，那么另外一方无疑是最好的“替补队员”。外表柔弱的龚如心，早年辅佐丈夫王德辉一起创业。当公司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王德辉却分别于1983年和1990年遭遇了两次绑架。前一次绑架在支付了1100万美元后获得释放，而第二次绑架在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赎金后，王德辉却从人间蒸发了，从此杳无音信。龚如心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所击倒，在她的继续领导下，公司势力不断壮大，资产也在成倍地增长。在龚如心的不断努力下，华懋集团已发展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投资公司，1997年7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世界超级富豪榜中，龚如心以70亿美元个人资产名列世界华人女富豪之首。
当然，在传统型的家族企业中，父子、兄弟、夫妻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一大难题。比如在盛大公司，陈天桥与陈大年兄弟之间早年相对单纯的关系，便因为两人妻子的加入，从而变得更加复杂，往往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龚如心与公公王廷歆之间，更是上演了一处世纪遗产争夺案，双方恶语相向、势同水火。
当然，“夫妻档”家族企业中也并非全是举案齐眉的和谐故事，也有因为同床异梦从而反目成仇，最后酿成悲剧的。李爽曾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后来嫁给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不甘寂寞的李爽，在过了一段安逸的“全职太太”后，开始进入丈夫的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并任公司副总经理。李爽没有让丈夫失望，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便使自己声名大噪，在业内获得了“美女操盘手”以及“地产美女”的殊荣。但事业的成功并没有给婚姻增加润滑剂，相反，年轻、漂亮外加女强人的各种优势，让她与比自己年长得多的丈夫之间积累了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两人决定离婚。就在两人达到协议离婚的时候，悲剧发生了——在离婚协议签订后的两个月后，李爽被公司免除了一切职务；半个月之后，通州公安分局接到匿名举报信，举报李爽在公司任职期间有职务侵占行为，李爽被警察刑事拘留。李爽拒不承认自己有职务侵占行为，认为公司是自家的公司，而在自己与丈夫的离婚协议书中，丈夫已经同意给自己离婚费用900万元，但一直没有兑现。后来丈夫告诉自己可以通过与其他公司签合同时多加些数额，让对方返回现金的方法解决。但最后，法院还是认定李爽职务侵占行为成立，她身陷牢狱之灾。
在生活中讲情，追求关系的亲密无间；而在事业中讲理，争取权益和分工的清楚明晰。这对“夫妻档”家族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原则。
“父子档”家族企业
在中国，“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富翁们最根深蒂固的惯有模式。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这种“父子档”类型的家族企业。
2007年4月初，广东碧桂园在香港上市，公司资产一跃达到600多亿人民币。作为公司大股东的杨国强，不仅带着三个女儿学习经营企业，更是直接把全部资产挂在了他女儿杨惠妍名下，于是年仅25岁的她便以近500亿人民币的身价成为新的中国女首富，比2006年度胡润百富榜上的张茵还要多出近200亿元；而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在不久前接受上海东方卫视的采访时，仍然坚持自己的“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的观点，即使自己的三个儿子犯了不少的错误，也从来没有打算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或者把企业卖掉。父亲吴瑞林—儿子吴志阳—孙子吴远儒……这是像吴瑞林一样的企业家们梦想的传承模式。
有乐观人士指出：在经济发达的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子承父业”的现象不是一直蔚然成风吗？即使在中国大陆，家族企业的这种更新换代也在加速进行：鲁伟鼎（鲁冠球之子）成为万向集团的总裁，周海红（周耀庭之子）担任红豆集团董事局第一副主席，23岁的刘畅（刘永好之女）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他们正迎着父辈们不安的目光一步一步走向前台，力图做好财富的新主人。
但俗话说得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对接班人的焦虑，就像一枚枚锋利的匕首夜夜袭击着他们的睡眠。他们担忧，只要自己稍稍一阖眼，那些财富就会像流沙一样，在儿辈们稚嫩而不严实的手掌隙缝中消失殆尽！
最近一份统计数据，进一步惊扰着中国富翁们脆弱的神经——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研究，全世界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中国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9岁，而全球500强中的家族企业一般寿命均在40岁以上。家族事业的“断子绝孙”，将让第一代中国富翁们“后不见来者”！怎么办？
在一次“浙江民营企业CEO圆桌会议”上，焦灼如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者竟然提出了设立“败家子基金”的“怪招”：“正泰有100多个股东，其中有9个高管。我们鼓励这些高管的子女念完书以后不要进正泰，要到外面去打拼，并在打拼过程中对他们进行观察和考验。若是成器的，可以由董事会聘请到正泰集团工作；若不成器，是败家子，我们原始股东会成立一个基金，请专家管理，由基金来养那些败家子！”
依靠职业经理人？有很多企业家觉得这简直是在开玩笑。“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产哪经得起他们折腾！”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法律也尚不健全，致使许多家族企业无法相信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两相害取其轻，还是家人背叛的可能性比较小！
权杖交接，关键要做好过渡时期的工作。我国家族企业过渡模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垂帘听政式。创业者感觉公司离不开自己，别人主事不放心。即便该退居了，他们也还要围绕自己创造的企业这台机器运转终生，成为工作狂。但他们必须认识到一点：如果不能完成管理梯队的建设，将企业安危系于自己一身，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二是顾问扶送式。三株公司吴炳新董事长和张蔷总裁的说法最为典型。吴炳新找她谈。她说：“我行吗？”吴说：“你行。你先骑上马，我送你一程。这个企业是我的，你干不好我可以随时救你。实在不行，我再放你。打个比方，原来我画了一个圈，我自己跳进去领着大家跳；现在我画了一个圈，你带领大家跳，我看着你跳。跳得不好，我再指导你。试试吧，有我呢。”三是撒手放开式。典型例子是方太“二茅”。在方太公司的交接班问题上，老将淡出，少帅执印。人们似乎觉察到，随着方太公司的成长和茅忠群的出场，父亲茅理翔的身影巳经慢慢隐在那巨大的帷幕后面了。
在对待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上，世界级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人作出了榜样。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夫人梅林达创办了拥有290亿美元的慈善基金，并且在不久前，比尔？盖茨宣布将全部退出微软公司的管理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基金的运作和管理中去。盖茨原先打算给自己的孩子每人留下1亿美元，后来他又修改了遗嘱，把这个数字改为1000万美元。而“股神”巴菲特做得更潇洒，他把36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慈善捐赠。巴菲特完全可以用这笔钱自己成立一个最大的基金会，使自己名垂青史。但是，巴菲特连名字也不要，一定要把钱交给能够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的人。
巴菲特嘲笑富家子弟是“幸运的精子俱乐部”成员。他说，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不把财产捐出，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偏离他们心中英才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社会理想。他的担忧在中国古代早有了实证——有专家分析，三国时的魏国之所以“富不过三代”，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曹丕把曹操的“唯才是举”改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讲究士族世袭，结果把真正的贤才排斥于外。
作为巨额财富的继承人，也有少数人清醒者不愿沉溺其中。已故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外孙女雅典娜？鲁塞尔，在年满18周岁时正式从托管人手中收回其亡母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留下的总值约81亿美元的庞大家族资产，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孩。不过，雅典娜厌倦了时时处处难觅自由的“有钱人”生活，宁愿当个没钱的普通人。她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启发，打算设立一个基金委员会，以保证她今后必要的生活费用和读大学等经费，其他的钱则全部捐赠出去，以此摆脱自己不幸福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