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努尔哈赤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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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七大恨”誓师

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同明军正面交锋。此前,他对明朝佯示觳觫遵命,未敢宏图大举。他袭破抚顺,碰了一下明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获得了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这刺激了努尔哈赤更大的贪欲——统兵蚕食辽东。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后,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同时,他的军事战略眼光仍向着北方,先后有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派兵征萨哈连部;招服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遣兵征服东海沿海散居诸部。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大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从此,他的军事战略眼光转向南方。随后,发布“七大恨”告天,是后金汗努尔哈赤把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的标志,也是他的兵锋由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公然指向明朝的标志。

发布“七大恨”告天的背景,主要有三:其一是努尔哈赤深知万历帝晚年政治更加腐败,辽东军备更加废弛;其二是努尔哈赤已基本完成女真的统一(除明支持的叶赫部外),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其三是辽东女真地区灾荒严重,景象悲惨。据朝鲜《光海君日记》万历四十五年即天命二年(1617)四月二十三日记载:

今年民间饥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莩(piǎo,同“殍”)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种之望,而种子、农粮俱乏,至有抱农器而饿死于田野〔者〕,极为矜恻。(《光海君日记》第114卷)

水灾严重,农作失稔(rěn,失稔意为歉收),不仅限于朝鲜,而且殃及建州地区。朝鲜平安兵使李时言,据后金女真人罗可多等所报驰启:

……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而年条所纳,亦未毕捧,其间需用,势似难继,是用为虑。其赤身乞食,其情虽似可矜,而桀骜之心有同饥鹰,在我防备之道,不可小缓;而赠给杂物,亦不可不预为算定,请令庙堂斯速指挥。

上录驰启除奏报后金地区灾荒惨重外,还谏言加强防备。这远比明朝辽东的庸劣官将有见识。

女真人遭遇凶年,饿殍塞路,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后金汗努尔哈赤怎样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翻开中国封建社会史册,在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往往在大灾之年爆发,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阶级矛看更加激化;在边疆地区,严重灾荒也使本来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正是选择这个有利时机,发布“七大恨”告天,把女真人的不满、怨恨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胜利和掠夺汉人财富,以缓解后金的社会危机。

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埸(yì,疆界),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yì,收割)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lì,骂),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七大恨”的第一条,诉说明军“起衅边陲,害我祖、父”,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早在成化年间,明军先后两次对建州女真“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李朝世祖实录》第43卷),杀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和董山;据不完全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二十余名,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焚荡之余,幸存者过着“结草穴土而居”的悲苦生活(《李朝成宗实录》第112卷)。明军又在万历初的十余年间,以追剿女真“犯抢”(“犯抢”是应当反击的)为名,曾先后五次“搜讨”,共斩杀三千八百五十余级,对女真社会生产力破坏极大。明朝辽东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杀夷冒功”,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所以“七大恨”开宗明义说: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这就倾吐了女真人对明朝封建统治者的愤恨。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诉说明朝偏袒哈达、卫助叶赫,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分裂政策的不满。明廷对哈达、叶赫、建州的基本政策是:“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这正如明礼部侍郎杨道宾所疏言:

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折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打破明廷分裂女真的传统政策,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这就表达了女真人的共同愿望。

但是,像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女真人民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又具有女真贵族的局限性。

就以努尔哈赤借叶赫老女抒发隐恨为例。叶赫老女为叶赫贝勒布斋之女。布斋在古勒山之役中被杀,叶赫请尸,努尔哈赤命剖其半与之,由此结下不解之仇。后其女多年未嫁,遂称老女。努尔哈赤利用老女,作为兴师攻明的一种借口,如王雅量所疏言:“夫奴酋,冶容之人何求不得,而斤斤一三十五岁之老女?且夷俗何所不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体面?所系不过留其不了之局,以兴问罪之名,乘间窃发,基图渐大,渐可蚕食,此奴之本志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43卷)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谈叶赫老女之事,不过是借题发挥,以作为兴师攻明的借口。

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的掠获,以缓和其因灾荒而加剧的社会矛盾。“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师攻明,计袭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