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后金占领辽阳和广宁之后，控制了汉人聚居的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女真族正式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摆在后金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对辽东汉人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巩固其统治。努尔哈赤曾为反抗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起兵反明；在夺取辽东统治权以后，又对辽东汉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压迫政策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各民族的统治阶级都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因为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不消除，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就会存在。后金汗努尔哈赤自然不能例外。他为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举措失当，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第一，强令“剃发”。汉族和女真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又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服装发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下令“剃发”。后金汗袭破抚顺，李永芳剃发投降。努尔哈赤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但强令“剃发”，改变汉人民习俗，侮辱汉人民族尊严，引起汉族人民不满。如镇江汉人不“剃发”、拒降顺，努尔哈赤派武尔古代额驸、李永芳副将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先宣布“汗谕”，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进行威胁利诱；随后驱骑挥刀，将拒不“剃发”归降的男人惨杀，并俘获其妻子一千余人（《满文老档·太祖》第22卷）。努尔哈赤命将这些俘获人口，分赏给官兵为奴。强迫汉人“剃发”，引起激烈反抗。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不放心，令女真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以加强对汉人的监视和控制。致使许多汉人田宅被强占，粮食被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造成民族隔阂。他为防范汉人，又下令禁止汉人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弓箭、撒袋、腰刀等武器。他甚至连死心踏地降顺后金的李永芳也不相信，怀疑他私通汉人。李永芳遭到后金汗的呵斥，其诸子也被大贝勒代善捆绑看禁。先是，一些辽东汉人为挣脱明朝的黑暗统治，相率逃入建州；自后金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剃发”降顺。据朝鲜史书记载：“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光海君日记》第169卷）
第二，大量迁民。努尔哈赤为对辽东汉民加强控制，防止叛逃，曾多次下令大量迁徙辽民。如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阿敏贝勒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令镇江、宽奠、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孤山堡以南凤凰地区房舍全部纵火烧毁。又如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广宁，二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即强迫广宁等九卫居民渡过辽河，迁往辽东。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除这二次大规模地迁徙人口外，零星迁移，经常不断。如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命将辽西大黑山堡人民搬移至虎皮驿。
被迁地区的汉人，头一天得到迁移汗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迁往河东，城镇居民移往村屯，扶老携幼，扫地出门，城郭空虚，田地抛荒，哭声震野，背井离乡。稍有恋居者，即惨遭屠杀。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三千人。被驱赶的移民，男子受鞭笞，女子遭凌辱，老幼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赶路，寒夜露宿荒郊。他们被迁往陌生的村屯，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满文老档·太祖》第38卷）。这既扰乱了辽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迁居的汉人，或为“计丁授田”的民户，或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被降作后金的农奴。
辽民被迁之后，生活困苦不堪。辽西被迫迁移的汉人，如锦州城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口，其中男六千一百五十人；右屯卫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口，其中男九千零七十四人。共计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满文老档·太祖》第35卷）。他们后被强迫安插在岫岩、青苔峪和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近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与，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既剥夺了被迁徙辽民的田地，又掠占了当地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明清史料》甲编），生活悲苦到了极点。
第三，清查粮食。后金本来粮食就不足，大量迁民后出现粮荒。努尔哈赤为筹措粮食，除派夫役搬运缴获明仓粮谷外，还派人清查辽民的粮食。他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低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粮食极为短缺，如杀耀州乔姓，得粮十三石一升，分给驻居当地的蒙古男丁，每人只得半升。辽民因缺粮食，饿死的人很多。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解决粮食问题，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满文老档·太祖》第61卷）。屠杀“无粮人”可能是因为没有余粮养活这批人，或借以警告隐匿余粮不报的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第四，征发差役。后金向辽民征发繁苛的差役，筑城、修堡、煮盐、刈获、夫役、运输，不一而足。以金、复、海、盖四州为例。后金占领辽东不久，盖州出牛车运送贡赋盐一万斤到辽阳。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春，金州、复州每十名男丁中，出二人修城。又命金、复、海、盖等州卫，派夫役、出牛车运粮。先是，明朝存粮在“右屯八十余万”石（《明熹宗实录》第19卷）。后金军打败王化贞，夺得右屯粮仓。努尔哈赤下令征派牛一万头、车一万辆，每十名男丁中出一人，前往右屯卫运粮。被征的牛，命烙上印记，将牛的颜色、大小及牛主姓名填写交上备查。但许多牛或死于路，或被夺占，或以羸弱顶替肥壮，牛主既耽误农作，又损失重大。一年后仍命要饲养公差牛一万头。征发差役不仅碍误春耕，也影响秋收。盖州要在收成季节出男丁三千一百七十七人，牛一千零三十二头，修筑盖州城。但工程未竣，又派这些男丁和牛到复州去收割庄稼。辽民的劳力、耕牛、车辆在春耕和秋收时被大量征发，妨碍生产，引起不满。
第五，强占田地。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满洲贵族、八旗官兵等，分占田地，建立田庄。努尔哈赤汗谕“计丁授田”，将许多所谓“无主之田”，按丁均分，每丁授粮田五日、棉田一日。大量汉人田地，被分而占。努尔哈赤汗谕设立田庄。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备御以上，给庄田一所。而官将实占田庄，“多至五十余所”（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努尔哈赤汗谕辽西汉民移至辽东，同辽东汉民“同耕”，汉人占汉人之田。后金强占土地的政策，使得满洲贵族与八旗官兵，占有大量辽河流域的沃土。这对后来清军入关，圈占畿（jī）辅田地，以及八旗驻防占田，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诛戮诸生。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占地、移民、剃发、苛役等，引起辽东汉人不满，起而反抗，遭到屠杀。至于攻陷城池之后，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下铁岭“士卒尽杀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事属战仇怨结，屠戮为快，过杀失当，另作它论。但努尔哈赤重满抑汉之策，实属偏激。其子皇太极对“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4卷），亦觉不当，略作前鉴。其时，据史载：“闻十三站等处，杀辽人之不顺者，又执少壮、夺妻子，是以啸聚林莽山谷间。”（沈国元：《两朝从信录》第14卷）被执、被夺者，设法出逃。努尔哈赤始定严惩逃人法：“谕凡逃人已经离家，被执者处死；其未行者，虽首告勿论。”（《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855卷）而未逃幸存之文士生员，多被收在后金汗、八大贝勒包衣下，或在满洲各级额真下为奴。《清太宗实录》载述：
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拨出。（《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
上述可见，其时屠儒之酷烈。
上举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强令“剃发”、大量迁民、清查粮食、征发差役强占田地和诛戮诸生等六例弊政，搅得辽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衣食无着，愤不欲生。女真各级额真及军卒居汉人村屯，又逞威福，占田宅，索粮谷，侮妻女。广大辽东汉人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威逼、驱掠，焚劫、杀戮，纷纷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抗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残暴统治。
首先是逃亡。辽民难以忍受后金贵族的盘剥和奴役，为图生存，成户、成村、成地区地逃亡。如连山关流民男四十人、女二十人，驱赶马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和驴二头，集体逃亡。夹山河村二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筐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或鸩杀，或乘其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去之人，络绎接踵”（《明清史料》甲编）。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有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兵士，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刻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处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兵士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岫岩、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兵士，杀死后金官吏。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亡，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满文老档·太祖》第66卷）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似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复次是暴动。辽民的暴动给予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可疑的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明史纪事本末》）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山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前往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虏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者即达一万二千人（《满文老档·太祖》）。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忍受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二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被杀，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明熹宗实录》第20卷）和大量迁徙河东之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0卷）！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这是努尔哈赤对辽民政策失败的血泪见证。
努尔哈赤对辽民的错误政策，激起辽东的农民、矿工、生员、市民，从辽阳到金州，自广宁至镇江，在城镇，在村屯，以逃亡、投毒、袭杀和暴动等形式，进行反对后金统治者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体是汉族劳动人民，也包括女真的奴隶和农奴。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既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又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