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济民的中国画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画一下发生了令人愕然的变化，无论在造型、色彩、基本训练还是审美观念及体现形式方面。都将以前所追寻的固定模式冲击得七零八落。判断指数的位移，标准的多向以及艺术家心绪的紊乱……种种原因构成了一个多元的绘画时代。
李济民同他这一代画家一样，无可奈何，无法回避地面对着这些时代的规定与文化定位。或者你能操作时代，或者湮灭在时代的操作之中。
李济民授业又任教于山东艺术学院，这里充溢着严格训练的技术操作氛围。而他后来进修于浙江美院的阅历，又使他对浙派的所有成功深有领会。说李济民是浙派画风比较完美的操作者，应当说并不过分。
接受着时代风尚无时不在的压力，李济民面向的是艺术范式的演习（教学的需要）与小品趣味的深化的注重（个人的需求）。他把自我感受的约束与放纵巧妙地统一在严格的框架之中。用墨、笔的酣畅流泄和水色液体性质的动荡与旋转不时引诱着情绪的渗入。造型上将秀媚可入与挥洒四方的两种效应相结合。所谓驾轻就熟，举重若轻这些褒扬术语在此效果面前我们会毫不吝啬地馈赠之。
不过，所有这一切还只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操作。
如果我们把艺术理解为一种类似巧手鲁班那样的比照，那么，一切都变得简单与轻松了。
然而，艺术除了情感上的无忌的渲泄，技巧上精雕细刻，形式上的别致布陈之外，还有更为恼人的要求。那就是意识——艺术本质上就是人类意识最为深刻而尖锐的反应。这也就注定了它所反映的已不再是个人的情绪意识，也非经典范式意识，而更多地导向如斯模式：艺术是个人意识在领略了人类意识之后的创造性构建。这一切又必须通过各种已成或未有的视觉样式得以全面而生动地体现。
李济民的小品中充满了尚未显影的趣味性与意味感。这些我们可以在形及笔墨效果中轻易发现。他面对的对象的正襟危坐与形式的奇特变异，在这些看似完美的程式中显示了不自觉的取悦心理。这同时构成了在文化操作下的可能反映。
对此，进行价直观念上的连接已显得并不重要，我们所要忠告的是，从技术层面上的操作走向更深刻的文化演示乃至操作，这应该是一个真正艺术家明晓并成为梦寐以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