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红楼梦》是文学史上一部奇书的话，那么它的主角贾宝玉就可说是一个奇人。一般所谓“奇”，它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比较少见；与众不同；不容易为别人所理解。贾宝玉正是这样的一个“奇”人。《红楼梦》的第一个评论家、也是对该书的创作很有关系的人脂砚斋在说到贾宝玉时，就认为他是一个“今古未见之人”，“不能评出”他是“何等人物”。其实不仅脂砚斋不理解他，就是《红楼梦》中整天和他在一起的人物也不了解他，对他有种种称呼，如“孽障”“祸胎”“混世魔王”“富贵闲人”“无事忙”等。至于后世以至今天的评论者，则更是众说纷纭，如“情痴”“封建纨绔”“多余的人”“叛逆者”等。同是这么一个贾宝玉，古往今来，书里书外的人对他竟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分歧又如此之大，岂非在别的书中都见不到的一位“奇”人吗？
有了这种不同的看法，于是又引起人们的种种争议，但仍然得不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来。其实在这些争议中，人们往往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红楼梦》的作者对贾宝玉的看法。我们不妨在这方面作些探索，也许更能接近了解贾宝玉究竟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脂批语）。最能代表作者对贾宝玉看法的是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作者精心为他写的两首《西江月》，特别是其中的开头两句，最为紧要：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这劈头两句话是恰到好处地抓到了贾宝玉的性格特点的。因为贾宝玉虽然生活在锦衣玉食的优越物质环境之中，但他的精神状况却异常彷徨苦闷，正如他在《红豆词》中自我抒唱的那样，他有着许许多多的“新愁与旧愁”，就像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当这种愁与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使人变得“傻”和“狂”起来。“愁”与“恨”是因，“傻”与“狂”是果。书中还常常说到贾宝玉有着许多“疯疯癫癫”“痴”“呆”等毛病，它们与“傻”“狂”都是同一类型的性格特点，而“狂”却是这种特点的最突出的标志，是它们的最高表现。
贾宝玉是一个极其“聪俊灵秀”之人，并无丝毫精神上的不正常，那么，他的由“愁”与“恨”引发而来的“狂”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近代词论家况周颐有颇为精到的见解，他的《蕙风词话》在评论晏几道的一首《阮郎归》词有说：
狂者，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发见于外者也。
也就是说，“狂”乃是一个人对现实生活的极端不满在外部形态上的表现。这话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不合时宜”、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以至不为人所理解，乃是“狂”的核心。贾宝玉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
请看：世人都慕功名，于是读书做官就成为人生的理想途径，无数读书人曾为之奋斗终生。而贾宝玉却鄙视科举，斥骂“禄蠹”。秦钟十分羡慕贾宝玉的“金冠绣服，娇婢侈童”的富贵生活，这也是普通人共有的心理。而贾宝玉却自认为“锦绣钞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自古以来都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而贾宝玉却贬男尊女，完全颠倒过来。从来主仆之间的等级界限最严，清代尤甚，而贾宝玉却不摆主子架子，如兴儿说他的：“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世族的婚姻都是讲究门当户对，财产根基，而宝玉却重思想与意趣，因而舍钗爱黛。贾宝玉出生于一个正统的诗礼簪缨之族，其父贾政“自幼酷喜读书”——当然所读皆儒家圣贤之书，其母王夫人有一个“慈善人”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她“最喜斋僧敬道”。而宝玉却“愚顽怕读文章”，他怕的恰恰就是贾政酷喜读的“四书”“五经”。同时他又一味地“毁僧谤道”，可见他与“三教并重”的时尚又是如此格格不入。
以上就是贾宝玉所谓“狂”的一些主要表现，当然还不止这一些。全面分析一下这些“狂”态，不就是况周颐说的那种“一肚皮不合时宜”吗？不可忽视的是他所“不合”的那种“时宜”，并非区区小节，而都是一些离经叛道、违反正统思想的一些大事，无怪乎正统的卫道者贾政就担心他将来可能会走上“弑父杀君”的道路。而身份卑贱，对“君父”不那么太关心、又没有贾政想得多的小厮兴儿就只能说他“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了。从贾宝玉的这些表现以及不同身份的人对他的种种评价中，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众说纷纭之中大致理出一个认识贾宝玉的头绪来吗？
当两千多年前，儒家的老祖宗孔夫子还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在孔子的车前走过并唱歌讥笑他的楚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楚狂”，这当然是一个假名。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也是一个思想上不受羁绁的人，他对儒家以及孔夫子也不那么尊敬，于是他也就称自己的行为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看来，历史上不满儒家思想——后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的人，都自称为“狂人”，那么，曹雪芹把他书中的主人公称之为“狂”，其中不也透露出可以帮助读者来认识这个形象的许多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