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写贾宝玉出家做了和尚，有的人提出疑问，像他这么一个反佛、道的人怎么可能自己去做和尚呢？的确，他一贯来“毁僧谤道”，平素又“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甚至睡梦里还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他对佛、道的反对态度是十分明朗的。然而他最后出了家做和尚，应该也是事实。因为在前八十回中，他多次对林黛玉说，“你死了，我作和尚去。”以至林黛玉准备要记他“作和尚的遭数儿”。《红楼梦》里是没有闲笔的，常常一句话伏线千里，是不奇怪的。再从事实上来看，在曹雪芹的原著里，贾宝玉也确是出了家的。这有脂砚斋的批语为证，“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有一条大家常用的批语，其中就明白写道：
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走宝玉三大病也。宝玉看（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
这里提供了八十回后的许多重要内容，曾经“看至后半部”的脂砚斋，明确提出曹雪芹的原著后面有一回“悬崖撒手”的文字，贾宝玉确实是抛弃了妻妾家小，出家做和尚了。
因此，宝玉出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贾宝玉既反佛，为何又要走上出家这条路，因为这在表面上看来，的确是一件颇为矛盾的事情。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复杂，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出家并不等于信佛，不要把做和尚看得太认真了。
中国历史上的出家大概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真正崇奉佛教的虔诚僧徒，他们的出家是出于一种信仰。另一类则有种种不同原因，或者为了享受僧徒们的某些特权，或者是悲观厌世，或者是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借佛门作遁身之地，等等。总之，他们和信奉佛教是毫无关系的。一般来说，在社会动乱，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第二类情况的出家人就会大大增加。由明末到清初，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变乱时期。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与阉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东林党受到残酷的打击与迫害，在此情况下，东林党就有许多人纷纷隐迹空门，正如屈大均说的：“今日东林社，遗民半入禅”（《翁山诗外》卷十三《过吴不官草堂赋赠》）。至明清易代之后，许多抗清的爱国志士，在失败之后，出于一种失望情绪和表明不愿与新朝合作等原因，也有大批人出家去了。就拿屈大均来说吧，他是清初岭南著名的抗清爱国志士，在斗争失利的情况下，他也曾一度进入空门，他的《翁山文外·死庵铭》中说道：“予自庚寅丧乱，即逃于禅，而以所居为死庵。”这里说得很明白，像他们这样的人之所以出家，乃是一种“逃禅”，即把佛门作为一个隐蔽所，以逃避眼前的灾难，根本不是信佛。所以屈大均在一度“逃禅”之后，又曾还俗，继续反清。屈大均在谈到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时曾经说过：“予二十有二而学禅，既又学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尽弃之，复从事于吾儒”（《翁山文外》卷五《归儒说》）。可见屈大均是一个自觉的儒者，而决不会信佛的，他的出家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他的例子是可以说明当时其他的许多出家人的。其实，这种类型的出家，不仅存在于庶民、士大夫之间，就在清代王室的矛盾冲突中，也有出现。雍正以阴谋手段篡夺帝位之后，对曾同他争夺过帝位的许多兄弟实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都逃不过或关或杀的厄运，于是也有人打算走这条出家之路。被流放幽禁到西宁的康熙第九子允禟就曾对雍正的来使说：“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在无话可说、实际上是有话说不得的情况下，看来就只有出家了，走这条路实际上既是避祸，也是一种反抗行为。
《红楼梦》所产生的乾隆时期，历史上号称为“盛世”，和明末清初的社会混乱情况确是有所不同，按理说出家人不应有那么多了。可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大力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前期几个皇帝都熟悉佛典，雍正还与释子有许多交往，并采取了许多扶持佛、道发展的政策，特别在乾隆初期，所发度牒（即出家的许可证）达三十余万，不久，乾隆干脆取消了度牒制度，又允许寺院拥有大量寺产，于是出家人数更漫无止境。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僧徒大都是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和怀着不同的目的而出家的，而真正能奉佛守戒者则极少。这一点，早在康、雍之时，佛门情况已经混乱不堪，我们从乾隆刚上台时的两道“上谕”中就可看出一个究竟。雍正十三年八月（当时正刚“驾崩”，弘历继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东华录》载：
庚子谕：佛法以明心见性，兴善能仁，舍贪除欲，忍辱和光为本，而后世缁流竟借佛祖儿孙之名以为取利邀名之具，奸诈盗伪，无所不为，以至宗风颓败，象教衰微，此皆不肖僧徒贻之咎也。
同月己卯又有“谕”：
近日缁流太众，品类混淆，各省僧众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而愚下无赖之人，游手聚食且有获罪逃匿者窜迹其中，是以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不惟参求正觉克绍宗风者寥寥希觏，即严持戒律习学小乘之人亦不多见，蔑弃清规，徒增尘玷，此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从乾隆皇帝的话里可知道，当时的出家僧徒，真正为了修道者极乎其微，整个佛教的情况是“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这种情况，正说明在清代之时，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佛教也与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象教衰微”到了它的穷途末日了，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当时的出家行为，大都不是出于一种宗教意识，它与本人的思想信仰是毫无关系的。
就在《红楼梦》里，我们也可找到这种例证，妙玉、宝珠、芳官等的出家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姑且不说。尤其有意思的是，第三十三回贾政毒打贾宝玉时，不是也曾嚷着要“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吗？贾政是一个再正统不过的儒教徒了吧，可是在他烦恼不过的时候竟也想到要做和尚去，难道能说他是忽然信起佛来了吗？贾政的情况，只能说明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当时的出家，是一件很随便的事情，不要把它看得太认真。
明乎此，我们就会知道，宝玉的出家，也是和“诸子”，和屈大均，和允禟等一样，是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到的一种反抗现实、与现实不合作的行为和手段，和他们每个人对佛门的看法并无关系，因此和贾宝玉平时的“毁僧谤道”也一点不矛盾。
第四十三回曾经写到，当贾母众人在“闲取乐”凑份子与王熙凤做生日时，贾宝玉却偷偷带了茗烟从北门出了城，原想去祭奠他心目中的一个人。因没有带香炉香火，决定去水仙庵借用时，茗烟问他：“我常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贾宝玉回答他说，平时他是很讨厌人们乱起庙，乱供神的，水仙庵供的洛神也是听了曹子建的谎话，其实古代是，没有洛神的。不过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
可见，平时“最讨厌这水仙庵”的贾宝玉，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妨“借他一用”；那么，平常专一“毁僧谤道”的贾宝玉，在最后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走了许多人都可走的一条出家之路，不也可看成是“借他一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