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最后几年，立宪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政党，控制了各地民意机关和合法团体，已经形成为一支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前途都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用怀疑，立宪派政治态度决定性的因素是清政府满足其改革愿望的程度如何。如果清政府能够按照立宪派的意愿进行改革，立宪派无疑会成为清政府的坚强支柱；否则，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会另寻出路，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和掘墓人。纵观历史，清政府正是以其愚蠢的政策将立宪派一步一步地推向了革命阵营的。
从历史上看，立宪派与革命党并不和谐，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与斗争，但在对付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的问题上，最终采取了一致的立场。
在国外，康梁一派与兴中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有芥蒂。戊戌变法时，在横滨的大部分兴中会会员转向维新派，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诱使王照揭露康有为伪称奉有光绪皇帝衣带诏这件事，使两派结下了不解之仇。1900年，孙中山打算在广东发动起义，康梁也准备武装“勤王”，梁启超到檀香山宣传，一下子把当地大部分兴中会会员和华侨争取到保皇会方面来，几乎将孙中山在海外的第一个活动基地彻底搞垮。这件事，让孙中山大为恼火。此后，梁启超就不时遭到革命派攻击。1903年梁放弃了“破坏”与“革命”口号后，革命派对他的攻击论调随之升级。
1905年开始的革命与立宪之争，仍是前一阶段孙、康两派斗争的继续和扩展。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有愿意为之奋斗的大批群众，必须做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组织、扩展会务、筹措从事暗杀或武装起义的活动经费，而经费又要从支持者那里取得。谁争取的群众多，经费多，地盘大，势力大，谁就有首先战胜封建专制统治的希望，在竞争中获胜。任何一方得势，都意味着对方处于劣势。对这个极为现实的切身利害问题，孙、康双方均直觉地感到了它的重要性。
切身利害、资产阶级派性和错误的排满口号使革命派感情用事代替了理性思考，以致许多斗争一度越出了论战范围。
在香港，《中国报》刊载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一事，被康有为在法院控以毁谤名誉罪，要求赔偿损失5000元。该报还攻击康党叶惠伯，康党再控以毁谤之罪，索赔丑银1万元。
在日本，一些革命党人在报刊或群众大会上对康梁大肆进行攻击，诅咒他们为“汉奸”，“认贼作父”，“异族奴隶”，“非今日之中国人”，喧嚷必“诛此两妖魁”。1907年政闻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时，还发生了革命派大打出手的闹剧。1910年7月，革命派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把立宪派的白坚打得头破血流。
在新加坡和缅甸，有两派对报社的争夺，也有革命派大闹政闻社的故伎重演。这些不择手段的攻击、叫骂、阵地争夺，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而是宗派性质的体现。
康梁一派无疑也注重本派利益，有严重的派性，但客观地讲，在处理与革命党关系问题上则要冷静慎重一些。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主张同革命派联合，反对互相倾轧。梁启超从1902年起，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包括他曾咬牙切齿地声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的时期在内，他始终声明：坚决反对两派互相谩骂、攻讦、倾轧、敌对，抵消力量；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革命派宣称满汉不并立，立宪派为“卖国之党”，“负友之党”，决不与之相提携。1907年7月以后，梁启超不再理会革命派，毅然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全力对付清政府了。
在国外，革命派不仅对康梁立宪派基本上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对于国内的立宪派，他们也多有所指责。张謇、郑孝胥、马相伯、杨度、狄葆贤等人及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都曾被点名攻击。最偏激狂热的莫过于刘道一，竟扬言“必杀庆祝立宪党”。有人亦明显地带有民族偏见和资产阶级派性，把立宪派看做与清政府同恶相济、助纣为虐的帮凶，一味责斥谩骂，加给立宪派取悦官场，摇尾乞怜，沽名钓誉，升官发财，狡伪无耻各种罪名。他们对立宪运动所遇到的挫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1910年二次国会请愿失败，在东京的革命党首领“大喜”，立即邀集一百多同志“开会祝贺”，“并密议运动南洋华侨反对国会，以绝第三次请愿之后援”。
同梁启超等一样，国内的立宪派人士也认为革命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革命与立宪在“外御群侮”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两派“所竞争者意气也，非公益也”。对于这种无谓的相互攻击，他们是不赞成的。因而对于革命党人的指责斥骂一概听之任之，不予还击，表现得相当宽容大度。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国民公报》“不仅无一语诋及革命党人”，且常有“左袒革命之意义”。当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时，立宪派尽管不无埋怨情绪，说徒然牺牲同志，于国家无补，于人民无利，然而却无幸灾乐祸之心。不仅如此，每当起义发生一次，他们总是大肆攻击清政府一番，大骂政府专制、欺骗人民等等。对于清政府的“穷逮捕、广株连，厉行野蛮时代惨酷之刑法”的“暗无天日之政策”，尤严加痛斥。指出消弭党祸的根本办法不是“妄行杀戮”，而是“党人曰政治不善，吾先整顿政治；党人曰满汉不平，吾先融和满汉”；“励精图治，舍旧谋新”，实行名副其实的宪政，否则革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有的立宪派所办的刊物还公然歌颂革命烈士，如广东的《半星期报》就发表过歌颂吴樾、秋瑾、徐锡麟和陈天华的诗篇，著文为秋瑾遇害鸣冤叫屈。
在国内，由于革命党人力量较小，不敢暴露真实身份，不能公然与立宪派对垒，所以大论战、大打出手的闹剧没有发生过，指责辱骂立宪派的文章也极其罕见，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在海外见不到的情况，这就是搞点恐吓和嫁祸于人的小动作。如1910年6月，革命党人曾致国会请愿代表团负责人孙洪伊一函，内云：“主张宪政，崇戴满人，殊失救国之道。乃汝持之甚力，碎汝之尸，斩汝之首，亦难蔽汝之辜”等语。同年7月，又有人将书信一通掷入载沣府第，内藏小刀一把，信中半皆恫吓之词，下署国会同志会会员，借此挑拨立宪派与政府的关系，破坏国会请愿运动。不过，像这样的情况毕竟还是极少的。
国内最为常见的现象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两派人士的和平共处，交情友谊，互助合作，共同斗争。例如，湖南的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与当地革命党人陈作新关系密切，见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他经常慷慨解囊，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辛亥革命前捐助总数至少在20万元以上，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1904年华兴会成立，他被邀列席，1911年春谭人凤回湘联络同志，准备响应广州起义，龙璋也参与了密议。1910年，立宪派粟戡时等十余人致函湖北咨议局，请其营救关押数年之久的同盟会会员胡瑛出狱。立宪派陈炳焕之子陈嘉任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夏黄兴之子黄一欧与同志回湘进行革命活动，事泄遭到通缉，由于陈炳焕力为掩护，他们始得安全逃脱。立宪派的黄锳与陈作新的友谊也颇为笃深。
湖北立宪派时象晋的两个儿子时功璧、时功玖都是革命党人，他本人思想亦很进步，与革命党人张难先、李书城、吴禄贞等过从甚密。李国镛与革命派早有联系，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创立时，他都捐款支持。文学社负责人刘尧澂主动谒见过汤化龙；汤知文学社有人去武胜关察看缺少路费，主动捐助20元，另外资助文学社数十元。汤化龙发起成立汉口宪政同志会，革命党人詹大悲、何海鸣、谢石钦都参加了。何海鸣还参加了湖北的国会请愿运动。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刘成禺也应邀在请愿大会上发表过演说。詹大悲向汤化龙递过门生帖子，极想调和两派关系，曾对人说：“当今人才，阅已多矣，约言之，无过两派（民党、宪党），一则德优于学（民党），一则学优于德（宪党），求有确实把握、完全筹划、足以救中国之危亡者，民党中不得二三，宪党中不得三四”，“将调和两派之间，为后十年之准备”。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时评，詹大悲遭到拘捕，《大江报》被封闭。立宪派的喉舌《时报》立即指斥当局大兴文字狱，破坏立宪制度，予以声援。
江苏的张謇、马相伯、赵凤昌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黄炎培与雷奋、杨廷栋、方还、刘垣、沈恩孚的关系亦非同寻常。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马相伯“为莫逆交”。立宪派沈缦云、王震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1907年革命派创办《神州日报》，得到张謇和马相伯的赞助。1908年5月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为两江总督端方拘捕，革命党人请张謇帮忙，张即电端方营救，端方因此没有杀陈。1909年革命派的《民呼日报》遭到封禁，《时报》和《东方杂志》均为其打抱不平，批评政府和官吏压迫舆论。1910年于右任再办《民立报》，沈缦云还曾出资赞助。
国内两派的关系何以会与海外的两派关系有很大差别呢？
首先，历史渊源不同。海外的两派最初都活动于华侨之中，而华侨人数有限，为了发展壮大本派势力，他们在争夺群众、捐款和地盘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以此结下仇恨，互不谅解，遇有机会，便要发作而大打出手。国内的两派并未结下此种夙怨。当两派在海外开始笔战时，革命派在国内尚无多大力量。同盟会成立后力量渐向内地扩展，然而争取的对象多为会党，后来重点转移到新军，经费来源靠海外接济和自筹。国内立宪派主要活动在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中间，争取的对象和活动的范围均不与革命派发生冲突，经费自有来源，更不会产生争募捐款的矛盾。同时国内地广民众，大有回旋余地，不至出现你争我夺的现象。总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故能相安无事。
其次，在当时的社会上，革命派之外，立宪派是唯一最进步的民主力量，他们在呼呼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挽回利权，保路斗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办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建立各种社会团体，启迪人民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均走在社会的前头，从事立宪运动也能坚持原则。这些在不持偏见的革命党人心目中都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加之根本宗旨相同，同一地区的两派人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来往，私交甚笃，所以他们能够和平相处，遇事相助，共同携起手来同政府斗争。
客观情况表明：立宪派对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同清政府的对立和斗争，不仅使立宪派在感到和平手段无效时有可能转到革命方面来，而且使得力量不足的革命党人也有可能淡化派别之间的成见，主动同立宪派接近。而对本就熟悉了解、关系密切的国内两派来说，彼此更会相互产生影响，立宪派绝望之际尤易接受革命派以暴力推翻政府的观点，趋向革命一边，从而使两派合流。
立宪派之所以会转向革命，主要是由于清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改革愿望，受到斗争实践的深刻教育，自身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这种情况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就开始了。
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派恭谨虔诚地呈递请愿书，诚惶诚恐地拜谒当朝大臣，始终遵循国家法律，毫无越轨行为；各省的游行请愿秩序井然，既无对长官的非礼要挟，更无暴徒的破坏扰乱。请求一次比一次赤诚，冀望朝廷终能醒悟。然而结果呢？政府“直以热心爱国之绅民与革党会匪齐观而等视”，强行解散代表团，押解代表回籍，甚至加以拘捕流放。铁的事实教育了立宪派和一切期望政府改革的善良人们，使之认识到和平请愿无法达到目的，赤手空拳的哀求无济于事，以合法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只能以非法手段去夺取，要铲除专制毒根，实现民主政治，只有以革命暴力将现政府打倒，别无其他出路。
二次请愿失败后有些人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变。
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众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
原政闻社的头面人物徐勤主张：亟欲为暗杀之举动。
第三次请愿的失败更促使大批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徐佛苏回忆说：
第三次请愿书中，措辞则甚激昂，略谓：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唯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等语。窃按末次请愿书措辞如此愤激者，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秘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确使立宪派对清政府怨恨猛增，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张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咨议局议员就是由于屡次遭到拒绝申斥，“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不知不觉从和缓的立宪里扭转而走向激烈的革命途径”。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山东的侯延爽、陈干等，“全认为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岌岌可虑，舍革命而外，别无救国良策”。广西的吴赐龄公开“论和平改革终无进步”。四川的情况是：“成都学校诸生吁请速开国会，大吏遏抑不以闻，被斥逐者甚众，士气愈形奋激，乃转而趋向革命矣。”天津一部分参加请愿的学生如刘明义、魏振东等在请愿被镇压后，“知道清廷所准备的立宪，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绝对不会实行的。于是主张不要信任清廷，要推倒它，由人民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
此时，立宪派向革命转化还仅仅是个开始。对立宪派来说，实现这一转化不但是思想上的巨大转折，而且还需要极大的勇气。故大多数还在观望，尚未最后下定决心。春节期间，蒲殿俊写了一篇《流年之慨》，抒发了自己的心情。他列举事实，说明人民的悲惨愁苦。但又认为，只要铲除了“专制之威”，政府悔悟，过两年召开了真正的国会，还是有希望的。他的感想正是当时大多数立宪派人士心态的写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的破灭，他们很快也就转向了。
1911年清政府拒绝召开资政院临时会议，特别是成立皇族内阁，申斥要求改造内阁的立宪派，非法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损害人民利益，违背立宪原则，更使“民气郁愤怨结上通于天”。立宪派人士切齿痛恨，纷纷弃政府而去，咨议局联合会立即提出对内斗争第一的口号。这个口号虽则仍是采取合法手段，可是腐败的政府绝不会允许其在合法范围内如愿以偿，而立宪派在原则上也不会让步，旧的斗争方式肯定将被新的取代，更多的立宪派人士势必向革命立场转化。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已有众多的立宪派人士在思想上或行动上有了革命的准备，所以革命一旦爆发，他们就会迅速响应，投身到革命阵营，成为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