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局日益败坏、人心日躁的情况下，1911年，盛宣怀提出的“铁路国有”的口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政府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政府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1911年，摄政王载沣听信了盛宣怀的鬼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新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加以控制。这种结局，怎能让老百姓甘心？
于是，皇族内阁实行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和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立刻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民众的一致反对。事情的发展超过了各方面的预料，保路运动最终成为了颠覆清王朝革命的导火线。
首先挺身而出的是湖南绅民。
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传至湖南，一时人心激愤、群情沸腾。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团体一万余人集会，当即议定保路办法15条。16日，各团体同赴巡抚衙门，要求电奏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同一天，铁路公司长株段工人一万余人也举行罢工，并进城游行示威，声言如巡抚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停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杨文鼎被迫答允即将湖南民众的要求电奏清政府。
可是，清政府悍然拒绝了湖南人民的正当要求。
5月22日，清政府发出两道上谕。一是命令杨文鼎严厉镇压湖南人民，“不准刊布传单，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二是为绞杀川湘铁路商办，不准川湘铁路再收租股。
6月4日，湖南咨议局议员周翼嵩、左学谦、黄锳、周广询、粟戡时等14人，因“国家收全国之路既不交资政院议决，收湖南之路又不交本局议决，局章既不能守，权利即因而丧失”，愤而辞职。继之，长沙各学堂学生遍发传单，通告全省学堂，于6月10日一律罢课，商界亦定于11日罢市，势甚汹汹，一时风雨满楼。17日，清政府宣布了对粤、川、湘、鄂四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粤路全系商股，每股先还六成，其余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湘路商股照本发还，米捐、租股等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照本发还，赈粜捐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川路实用工料款四百余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七百余万两是否入股，悉听其便。同时宣布：
经此次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勿稍宽徇，以保治安。
这个决定，对湖南的保路运动是个很大破坏。在清政府的恫吓下，一部分愿领取国家股票的股东退出了抗争，加上当局的高压政策，一时湖南保路运动风潮趋向低沉。
在湖北，铁路干线国有令发布后，在北京的汤化龙急电湖北咨议局派代表赴京力争，并说：“如朝廷不肯收回成命，决定不缴税纳捐。”5月14日，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同时致电清政府，坚决表示：“粤汉铁路借款，鄂人决不承认。”24日，郑万瞻、张国溶代表湖北人民至都察院递送代奏公呈，要求收回成命，并治盛宣怀欺君殃民之罪。
但是，湖北人士对保路运动的态度不尽一致，加之集资不多，朝旨严厉，再加上湖广总督瑞澂的威吓利诱、精心抚压，湖北的保路运动也没有掀起更大的风潮。
在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华侨投资很多，干线国有令的颁布，引起了股东们的一致反对。
6月6日，粤路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了政府如“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等决议。华侨股东更为激烈，来电表示，“路归国有，全体股东皆不认可”；“路亡国亡，誓死力争！”
但是，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政策，勒令股东会取消通过的决议，并且下令军队进行弹压。在白色恐怖下，公司股东及保路团体领导人只好集中到香港继续坚持斗争。
在四川，保路运动虽然较上述省份开展较迟，然而表现的却更激烈。
6月13日，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寄达成都，立宪派和绅商们“始知路权尽失，重于卖路。全国存亡攸关，不止一川利害。众情悚惧，誓死力争。”保路运动立即高涨起来。邓孝可撰写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诋盛宣怀“即夺我路，又夺我款”，“将路完全卖给外人”，号召群众“死中求生”，决不妥协。
6月16日，川路公司召集省城股东及各团体筹商，到会数千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当晚，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又进一步密商，决定各州县遍设同志分会，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咨议局作为同志会和股东会后盾，同志会内设参事会，不对外宣布，由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常驻议员为参事，确立了咨议局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蒲殿俊、罗纶成为事实上的保路同志会的会长。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江三乘、邓孝可、罗纶、程莹度分任总务、文牍、交涉、讲演部长。
保路同志会以“集合同志”，“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公启，号召各地建立分会，同时派人下乡讲演，出版杂志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积极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
仅仅二十余天，入会者已达十万之多，建立的分会几乎遍及全川。
立宪派为了“废约保路”而发动群众，可是又接受了过去教案和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深恐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极力想把群众限制在和平斗争的范围之内。他们一再强调“务为秩序之进行”，“不得以激诡之说耸人暴动”，“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生出他项变端”。然而，随着群众加入的增多和斗争形势的发展，立宪派自身也冲破了这些条条框框。
保路同志会除了在省内组织发动，还推举刘声元为代表进京请愿，会同在京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开展工作；派江潘、周代本、吴炳臣赴鄂，龚焕辰、白坚赴湘、粤，联络当地咨议局和铁路公司，共同斗争。
盛宣怀、端方为破坏四川绅民的保路运动，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给国家股票；收买川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要求将现存路款交给政府，同意邮传部派人赴宜昌清查账目；同时，催促署川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迅速赴任。
8月3日，赵尔丰抵达成都。
8月5日，特别股东会召开，选举颜楷、张澜为正副会长。9日，议决辞退李稷勋，参劾盛宣怀。但清政府仍派李稷勋总理川路路工。
8月24日，成都各学堂开始全体罢课，全城罢市。保路同志会在劝告群众不要暴动的同时，连夜印发“圣位牌”，正中写“德宗景皇帝之神位”，两边分写“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要各家供奉于门口，焚香膜拜。这是立宪派采取的一种高明的斗争策略。因为“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都是光绪皇帝上谕中的原话，他们以先皇上谕来对抗当今上谕，就使得地方官吏有口难言，无法反对。
在成都保路风潮的影响下，罢课、罢市迅速蔓延全省。
赵尔丰电奏了四川人民罢课、罢市的激动情形，提出将借款问题提交资政院进行议决，以便转危为安。但是，清政府非但不理会四川绅民的要求，反而下命赵尔丰进行严厉镇压。盛宣怀致电赵尔丰说，“要挟罢市、罢课，即是乱党”。“首倡数人一经严拿惩办，自可息事宁人”，大肆叫嚷要“格杀勿论”。内阁命令赵尔丰，“如敢再有藉词煽惑之人，即行严拿惩办”。至于交资政院议决一事，内阁答复：“一经交议，必不以收归国有、订借外债为然。况事关四省，倘竞相率效尤，朝廷岂能因此收回成命。况合同早经签字，业已开卖债票，尤不能轻易取消，致起交涉。”
既然清政府不同意民众的正当要求，人们就要拍案而起。
9月1日，川路公司股东会决议通告全省，不纳租税，开始了抗粮抗捐运动的新高潮。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是激化矛盾，还是缓解矛盾？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已经愚蠢透顶的清政府采取了最简单、最粗暴、最激化矛盾的方式，命令赵尔丰用兵弹压，并命端方迅速赴川查办。
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9月4日，赵尔丰凶相毕露，通饬各属，严厉查禁。
9月7日，赵尔丰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诱捕，并且张贴告示，“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面对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的无辜民众，赵尔丰竟然下令士兵开枪射击。这次大血案仅查明登记，被打死的就有32人，年龄最小的年仅13岁，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制造群众暴动的口实，掩盖自己的血腥罪行，赵尔丰在下令进行大屠杀时，特意密令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靠近督署的联升巷放火以嫁祸于群众，卑鄙无耻简直到了极点！
9月8日，城外附近居民听说蒲殿俊等人已死，一时群情哗然。他们头裹白布赶到城下示哀，赵尔丰又下令开枪射杀数十人。
9月9日，邮传部电告湖北当局在武汉逮捕了正在返川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
赵尔丰尽管出告示，扬言蒲殿俊等人“谋为不轨，查有实据”，可是根本拿不出来证据，更无法坐实群众暴乱，只好血口喷人，栽害诬陷，无中生有地向朝廷谎报说，蒲殿俊等谋于9月8日“聚众起事，先烧督署，旋即戕官据城，宣布独立”。“猝有匪徒数千，先使人在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进冲二门，直至大堂前排，匪徒均带火具，并扑两廊官房。尔丰见事势已急，当即饬令兵队开枪抵拒。”清廷闻讯下令，“著赵尔丰迅速查拿，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人犯先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同时，著湖广总督瑞澂派兵迅即入川，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禁聚众开会，将川路代表刘声元押解回籍，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血案使人猛醒。
既然清政府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那么官逼民反的旧调就要重弹。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员的率领下，9月8日，保路同志军开始了向成都的进军，各地同志会闻风而起，全川响应，迅即全国响应，一场引发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大风暴就要到来啦。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为湖北等省的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拒绝人民正当要求的清政府就要自食其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啦。
共和国大元帅朱德后来有诗赞之：
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
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