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殷氏带着小冬出了破庙。可是这年头，谁家有吃的东西给别人。殷氏带着不满4岁的小儿子挨家挨户地讨乞，偶尔能要到点野菜汤给小冬喝两口。直到过了晌午，连小冬也没吃饱！可殷氏心急如焚，她还有另一个孩子在那里等着她呀！到了下午，眼看太阳西沉，好不容易留下大半碗稀菜汤。她焦急地踏进破庙的门，有气无力地喊道：“小来，小来……”可是没有孩子的答应，她睁大眼睛看着这个空荡荡的破庙，哪里还有孩子！她跑到外面，茫茫的原野一片白。她慌了，像掉了魂似的放声大喊：“小来，小来……”呼啸的寒风吞没了她的声音。她失魂落魄地牵着小冬，像发了疯似的到处问人，可是却不见孩子的踪影。她一路哭一路找，可是在这荒凉的大地上，在这茫茫无边的雪地里，哪里有她的孩子！她带着小冬，怀着种种希望和等待。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从黎明盼到黑夜，从冬天盼到夏日。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他们母子失散了，兄弟分离了。她千百次在想着、盼着，哪一天儿子会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那天早晨殷氏带着小冬走后，7岁的小来睁大双眼，等待妈妈带着吃的东西归来。他饿着肚子，等啊等啊。多少次，他跑到破庙外面，哭喊着叫妈妈。没有等到妈妈和弟弟，又回到破庙里，又饿又冷的孩子吓得无处去。直到晌午，他以为妈妈不要他了。一个人踏着大雪，毫无目的地乱跑乱走着。在村头的一堆草旁，饿昏了的孩子倒在雪地里。天色渐渐黑了，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发现了孩子，急忙抱起来，试试孩子的嘴，孩子还有微弱的呼吸。他对着周围放开喉咙大声吼叫着：“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孩子……”
冬天的傍晚，大雪纷飞，寒风呼啸。除此之外，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这个中年男子抱着孩子大步奔回家，将孩子盖在被子里，给孩子喂水。孩子醒来后，面对眼前两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和女人，他哭闹着要找妈妈。他们给他吃了一顿饱饭。问孩子家住哪里，而他只知道家住小王庄，没有父亲，弟弟叫小冬。天哪！这么大一个天地，到哪里去找啊！这家夫妻俩天天答应帮他找妈妈，可是要到哪里去找！时间久了，小来也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中年男子叫汪有金，是公社会计，35岁，夫妻俩生有一女儿小秀，已经10岁了。在困难时期，他们比一般农民的生活要好过得多。时间长了汪有金就留下小来做儿子了，起名汪登生。孩子也就自然称他们夫妇为爹、娘，称小秀为姐姐。
汪登生到了上学年龄，汪有金把他和小秀一起送进学校。谁知这孩子，天性聪睿，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路领先。可惜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直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每当回忆起这段辛酸的往事，汪登生总是感到无限伤感。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竟然对新任市委书记管也平回忆这些令他刻骨铭心的往事。他经常会想念他亲生的母亲，思念弟弟。他不停地叹着气，表情无限忧伤。
管也平的心绪随着汪登生的情绪而变化，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他的心被纠结着，纠得生疼。他凝视眼前这个陷入追忆往事的面孔，是啊，他的眉眼很是熟识，还有那方方的额头。他给汪登生一支香烟，并随即划着火柴，帮他点着烟，轻轻地问：“你失散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汪登生抽了几口烟说：“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读书，父亲又去世了，都还没有正式起名字，我只记得妈妈和我都叫他小冬。”
管也平的心再次咯噔一下，自言自语道：“小冬，小冬！”
正在这时葛运成敲了两下门，管也平说：“请进！”
葛运成把门推开一条缝隙说：“管书记，人都到齐了，什么时候开会？”
管也平说：“马上开始，我们随即就到。”
葛运成退出去了，管也平伸出右手，紧紧握住汪登生的手说：“今天先谈到这里，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聊。看来你还有很多故事呢！走，我们开会去。对不起，有些工作上的事，来不及和你通气了，会上一起说吧！”
汪登生点点头和管也平一起朝会议室走去。
这是一间小型会议室，中间一个椭圆形的桌子，旁边摆满了软靠背椅子。管也平在前，汪登生随后，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时，二十多双眼睛同时投向他们。除了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负责人外。省纪委常委肖克俭和周兴标、徐启正，还有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亦健都在座。椭圆形桌旁还空着不少位置，大部分人都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管也平环视一下会场，朝圆桌旁走去，汪登生指指往日由他坐的那个首席位置，对管也平说：“管书记，您请坐！”管也平说：“随便坐吧！”就在旁边一个空座位上坐了下来。汪登生在另一个空座位上坐了下来，没有坐他往日的那个首席。
四套班子负责人个个屏住呼吸，室内空气显得异常紧张。谁也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尽管在通知开会时，他们都反复打听，可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会。当然他们看到葛运成、高亦健，觉得有些来头不对，还有另外三个他们不熟悉的陌生领导。
有人知道兰晓平，他也在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内容的会呢？
管也平看看省纪委肖克俭和两个处长，又看看葛运成，几乎是同时，他们相互交换了眼神。
管也平的目光在全场环视之后，然后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今天请各位来，可能大家都在猜测会议的内容，这很正常。市委和我本人都不想开这样的会。连日来邑南县发生的事，令人怵目惊心。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相信各位比我们心里都明白。到底邑南县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我这里不妨念几首民谣给大家听听，群众是怎样评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管也平说着打开一张纸，念道：“‘公款去买官，卖官赚公款，官越买越大，钱越赚越多’。还有一首说，‘一千块钱你别想，三千四千难商量，五千六千挂个号，七千八千看看样，不上万元难给帽’。还有更直率的，‘副科提正科，得花三万多；正科提到县，得要五六万’。
大家觉得怎么样？有点不顺耳，有点脸红了吧！哪位是尤滨建同志？”左边角落里站起一个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过去。这位就是原县委组织部长，现已提拔为县委副书记，高高的个子，四方脸，50岁上下，梳理得整齐的头发里出现一缕缕白发，走起路来有些官架子，左晃右摇的。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点他的名，当然不是好兆头。他心里一阵慌张，面色苍白，尴尬地站在那里。自从他到邑南县当组织部长以来，他觉得自己犹如天空中新添的一颗灿烂的星星，呼风唤雨，春风得意。大小官员只要见到他总是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没有人敢怠慢他半点。而此刻，他感到自己是什么，是囚犯！是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的小学生！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了。他无地自容地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汗珠从背上、头上泉涌般地冒出来。
管也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换了一种口气说：“坐下，我是说的一种现象，在邑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待老百姓去评说。现在还有一种怪现象，请在座抽烟的同志把香烟都拿出来，放到会议桌上。”顿时会场上的空气又紧张得凝固了，有的人偷偷看着旁边的人。这时管也平的目光从左边第一个人开始，慢慢地扫过去，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右边最后一个人身上时，他站起来了，没有说话，那剑一般的目光看着这些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们。人们开始以为这位书记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动真格的。可是被这冷峻的目光扫一遍后，大部分人开始拿香烟了。有的人打开皮包，有的人掏口袋，接着把香烟送到会议桌上。管也平从口袋里取出那半包烟，也放到桌上，说：“请我们省市抽烟的同志也把香烟放到桌子上。
”他说着慢慢地走过去。摆在桌上的香烟品种并不多，管也平拿着手里自己那半包“红梅”牌香烟说：“各位，我这个市委书记好丢人哪！这红梅香烟五块钱一包，我这还是为了应酬客人才买的好烟。请大家看看这桌子上的香烟，我们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同志抽的是上海的软盒牡丹，每包三块六毛钱。其他同志最好的烟和我一样，是我们心中的好烟红梅牌。就这样如果我们每天抽一包，每个月是150元钱。而我们邑南县的领导们呢？大家看，几乎清一色的‘玉溪’和‘中华’牌的。这两种烟多少钱一包？”管也平停住了，在会场上反复看着。会场上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几乎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管也平走到尤滨建面前，他突然停住了，猛回过头，大声说：“尤副书记，你说呢？”
尤滨建犹如芒刺在背，吓得全身颤抖着，过了好久，才慌慌张张地说：“二三十块钱吧！”
管也平那双冒着火光的眼睛瞪着他说：“请准确点，难道你去买烟不问价格就买了！”
尤滨建更慌了，说：“我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