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也平回到座位上，他没有坐下，指着这些高档的香烟说：“这些高档香烟，谁是自己亲手买的，站起来？”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却没有一个站起来。管也平又说：“有的人千方百计给自己这种公款消费以合法的外衣，说什么抽点好烟，喝点好酒算什么。岂不荒唐！据我所知玉溪香烟一般都是350元一条，中华香烟也是350元一条，软包更贵。你们抽烟的人每月最少要三条，就得1000元出头，你们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送的，要么就是花公款买的，要么就是有求于你的那些人自己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买的。你们真的好狠心呦！好了，不说这个小插曲了，请把各自的香烟收起来吧！”
会场上的人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一个人去桌子上拿香烟。
这些香烟仍然躺在桌上。
这时管也平拿起自己那半包红梅香烟，对大家说：“谁愿意抽我这低档香烟的，自己动手！”他自己点了一支香烟，说：“黄友仁干什么走了？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刚刚上任几天的公安局长，驾驶轿车，带上几十万元钱，还有手枪，逃跑了！你们组织部是怎样选拔干部的？你们常委会又是怎么讨论的？人大是怎么通过的？我并不是在批评大家。工作到底怎么样，邑南县的100多万老百姓将会给一个结论。好了，我说了一堆闲话，现在说正题。今天的会议两项内容：第一，免去汪登生同志县委书记职务；第二，兰晓平同志代理邑南县委书记。”管也平指指坐在旁边的兰晓平。继续说道：“我不喜欢听那些慷慨激昂的誓言，我要看实际行动。现在汪登生已经不是邑南县委书记，县委的工作由兰晓平同志负责。”
这突如其来的震天的消息，令在座的各位吃惊不小！这么大的事事先连半点都无人知晓，而汪登生更是惊慌无比。刚刚和管也平谈了半小时的话，他只顾回忆自己的不幸身世，竟然不探听领导口气，在他政治生涯中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免职之前上级都是要做一番工作的，尤其是他目前的处境，可是连日来发生了一系列令他无法分辨的事：黄友仁在任乡党委书记时，把市委书记管也平铐起来，关了一夜；他调到县公安局当局长，刚上任又把省纪委三位领导铐了30多个小时；现在竟然又驾车逃跑！他把这一切怨恨全都集中在黄友仁身上了，以为省市领导出于上述两个原因，借机整他。因此，心中愤愤不平。
会场上有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管也平大声说：“大家感到意外，是吗？如果你想想近年来你们身边发生的事，你们就不会觉得意外了。新四乡龙沟村那个叫陶广明的农民被打伤，女儿告状，你们信访局去轿车把人带回，却不管姑娘的死活，半路把人从轿车里推出来！这是什么人干的事？要从严处理、查办！简直是无法无天，你们吃的是国家的俸禄，却不给老百姓办事？你这里是独立王国？在这里我还要提醒有关同志，过去做错了事，甚至有了较大的问题，只要积极主动向组织上讲清讲明白，相信组织上会正确对待的。不要自作聪明，比如说订立攻守同盟，相互通气，相互包庇等。当然，我们是相信同志们的。如果有的同志需要谈问题的，我们在座的省纪委三位领导可以谈，市里的葛运成书记，高亦健副检察长，还有新上任的代理县委书记兰晓平都可以谈。有人想和我谈也可以。”
会议结束了，四套班子个个提心吊胆地低着头，悄悄地走了。尤滨建夹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地溜出会场。没有人敢提宴请省市领导的事，这在邑南县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会议一结束，汪登生回到他的单人宿舍，这是他到任后县政府特地为他兴建的“招待所”，地点在县人武部招待所的旁边。一个二层小楼，前面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精心设置了一个很别置的小水池，里面有假山，翠竹，喷泉。前面有一个大门，轿车可以开到院内，停在假山旁。小楼旁边还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书记可以悄悄地从小门出入。一日三餐，除了宴请，陪客之外，书记如需单独用餐，人武部招待所专门设有一个小餐厅，只有书记使用，主要是用于书记私人宴请，小吃。
汪登生进了宿舍，他像霜打似的躺在沙发上。手机响了，他慌忙拿起来接听，传来县政协主席兼县粮食局长侯希光的声音：“汪书记吗？我是侯希光，我马上派车来接你，我们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边吃边谈好吗？”
汪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老侯，现在不行，大白天，目标太大。晚上七点，你把车子开到我的后门，不要进大门，在后墙外等我。好，再见！”
中午吃了饭，兰晓平已经安排把省市所有办案人员住到县水利局招待所。整个招待所不对外接待客人。办案人员按业务各住一层，服务人员重新作了调整，三名厨师负责一日三餐。空房间留作机动使用。这一切安排好后，他立即单独接触县委、县政府领导，了解情况，进入角色，抓好全县主要工作。
下午，管也平正准备和葛运成、高亦健以及省纪委三位同志谈谈近几天的情况。突然汪登生来了，他还要和管也平单独谈谈。管也平只好对葛运成说：“你们立即商量把抽调来的人员分组。我的意见是：重要嫌疑人物，设专案小组，每组三人。此外，重要经济部门设专案组，由审计人员组成。干部人事部门再指定二至三人专案组。每组指定组长，实行严格保密制度。你和肖克俭同志为总指挥，省纪委两位处长、老高为副总指挥。你们看怎么样？”
葛运成说：“好，这个意见很好，我们马上去具体落实。”
管也平回到房间，汪登生还在闷着抽烟，见管也平进屋，他慌忙站起来，面色变得铁灰。管也平和他握着手说：“请坐。怎么，感到有些太突然了？有些接受不了是吧？不过你应该相信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工作受到影响，也是为了对你和老百姓负责。只要你在任期间成绩是主要的，相信市委会公正对待你的。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也是需要你配合的，你一定要积极配合。像黄友仁，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后果只能由他自己负！”
汪登生苦着脸说：“我一定按照管书记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自己。但是，管书记，像邑南这样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穷县，总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的。当然我作为县委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
管也平说：“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大部分群众。”他突然转了话题说：“我们接着把上午没有讲完的话题再讲下去，不要整天总钻在官这个圈子里。人不要总是自寻烦恼，要学会开导自己。”
转了话题，汪登生也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管也平问：“你记得你老家在什么地方吗？”
汪登生说：“这些年来，我养父也不知问过我多少次。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到底是在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所以尽管我的养父千方百计地努力，我长大后也想尽种种办法都无法找到我的家，当然也就无法找到我的母亲和弟弟。”
管也平又问：“你记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汪登生说：“我的养父把我救过来之后，看我哭着要找妈妈，问爹叫什么名字，那时我很小，大概是家乡话的原因，他们无法辨清到底姓什么。我记得农村当地人很少叫他的名字，我印象中人家都叫我父亲为‘关大爷’。”
管也平心里重复着关大爷，关大爷，他回忆着家乡的方言。马良集虽属安徽边境，但总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他当然会说家乡话，心里默默地反复着“关”、“管”、“关”。突然他心里豁然开朗了，他老家那里的方言把“管”读成“关”。于是又问：“那你妈妈姓什么？”
汪登生摇摇头，深思着，在他幼年的记忆中，人们都称他妈妈为“他大娘”，所以他无法记起母亲姓什么！
管也平又一次问：“你弟弟叫什么？”
汪登生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弟弟叫小冬子，因为家里人都这样叫他。”
管也平又问：“哪个小冬？”
汪登生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想想，不是东西南北的‘东’，就是冬天的‘冬’。不过我弟弟应该是冬天生的，也许是冬天的冬吧！”
管也平点点头，没有再问什么，汪登生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他为什么追问得这么细？为什么一谈起他的身世他就这样感兴趣？他立即又想，也许这是领导关心人的一种工作方法吧！平心而论，自从他接触到管也平，他虽然害怕他那双剑一般的目光，但他没有架子，确实不像一个市委书记。讲话从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待人也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官架子。
管也平递给他一支香烟，自己认真地点着烟，这次他认真地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你的身世，非常同情你。过一段时间，也许我能帮你找找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目前不要多想这些，好好协助晓平处理好工作，协助工作组解决好问题。”
汪登生的心里一阵暗流涌动，哽塞了喉咙：“管书记，我……”他没有说下去，低下头。
管也平说：“不要说了，老汪，你想说什么我都清楚！你先冷静地思考一下，一个人在那个特定的位置上，难得静下来。我建议你不要受外界干扰，多想想过去的人生，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自己的行为也可以换一种角度，用另一种目光看看周围的人。”
汪登生的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真理和谬误的较量，是与非的斗争，黑与白的分辨！在这一瞬间，人性、感情倏地流回到他的身上。
管也平突然问：“你爱人，家庭都好吗？”
汪登生没有回答，他避开他的目光，强行压抑着自己的思绪。他不敢，也不愿意回忆自己的爱情、婚姻、家庭。过了很久，他只是摇摇头，叹了口气说：“管书记，这个问题有机会再和你谈。人生有些美好的东西，只有失去后才会意识到要去珍惜！可是，那时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