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荒的日子里，她曾爱上了一位连长。在拖拉机的训练队里，前苏联来的教官也曾上过她的当。后来，没有留神，“组织”上把她介绍给了一位叫李建修的“国民党”。“国共合作”的半个世纪中，又经历了多少次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开荒时，老连长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救过她和李建修的“命”，帮过她和“国民党”的忙。啊，叶尔羌河畔，那株美丽的胡杨……
连自己都想不起自己是谁的人
在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浅腹上，在一个叫羊塔克的地方，我在寻找一位老兵……
我是在新疆军区兵团军事部一位战友那里，听说这位1952年进疆女兵故事的。据战友说，这位女兵在“文革”中，只因说了一句“下一辈子还要嫁给国民党”，被关进了牛棚，被迫在羊塔克放了整整十几年的驴。
羊塔克，胡杨的故乡。胡杨是沙漠的旗帜和图腾。
行走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周边，遥想当年那一片片孕育过西域三十六国的绿洲，而今早已随着那曾经狂嘶的烈马，升腾的狼烟。飞旋的胡舞，激越的羯鼓，穿梭的驼队……还有那绵延万里直达中原腹地的烽燧、丝路，都已被大漠的沙雨洗礼成了斑驳的碎片。
千年之后，当我们再踏上这条曾经昌盛一时的丝绸之路时，除了几个残破的驿站，几处坍塌的烽台和几座叫做遗址的古城外，你能看到的就是沙漠的旗帜胡杨了。
关于羊塔克，在新疆有多种解释。古老的突厥语说羊塔克是八千里胡杨林，当代的维吾尔语又将羊塔克译成了八千棵胡杨树或是胡杨的故乡。而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刀郎人却说：“羊塔克嘛，就是有好多好多胡杨的地方。”
看来。不管怎么说，羊塔克的意思里都包含着胡杨，只不过是胡杨的多少不同罢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从早期突厥人到当代的维吾尔人，再到今天的刀朗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早年间的八千里胡杨林，能留下现在这么一片也就不错了。据新疆环保局的同志讲，在塔克拉玛干大漠的四周，没有哪里的胡杨能比羊塔克的胡杨更老，更多。
深秋的羊塔克，最美的景色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胡杨林了。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春天的花草，秋后的树”。秋后是赏树的季节，胡杨，就是这样一种耐得住人们欣赏的树。她从一亿三千万年前就长在这里了。一亿三千万个深秋，她年年都在这个季节进发出最丰满的生命之美。那火红、刚烈，那凄婉、金黄，在漫漫黄沙之上，裹着苍云顶着青天的孤傲，如歌如诗如画如梦的华冠，会让人产生月光下去触摸朦胧隐约的感觉，会让人踏着晨曦，去拾起每一片落叶……
我要找的老兵叫胡子秧，是1952年进疆的山东女兵。
我在兵团农三师四十五团机关大楼里转了几个圈，也没打听到她的下落，几乎所有的人都肯定地告诉我“我们四十五团，没有这么一个人。”
就在热心的人们建议我去四十、四十三、四十四团找找时，一位维吾尔老人却对我说：“我跟前嘛，有一个战友，她是1952年来的山东女兵。你嘛，去她的跟前好好地问一下。”
路上，老人告诉我，他叫玉来提，是新疆三区革命的老兵，解放后他们的部队改成民族军（即五军）骑兵三团。1951年从伊犁移防南疆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他是1962年到麦盖提的。
他要带我去找的这位山东女兵，是他的战友。
老人将我带到了离团部不远的一户人家门前，说：“她们家的房子到了。你跟前等一下，我叫一下门。”
这是新疆南部地区常见的那种院落，既有当地的维吾尔风格，又有汉族特色。庭院很大，一架葡萄从院子的大门一直延伸到主房的廊前，两侧则是花园和菜地，整个院子显得勃勃生机。
玉来提的战友正在院子里修剪她的花木。
当我说明来意后，她想了半天才说：“你找的不会就是我吧？我原来的名字是叫胡子秧，可自从1958年到了这儿就没人叫了，这里的大人小孩都管我叫我胡杨，我自己也就认了。几十年没人叫了。猛一说胡子秧，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胡子秧是谁了。”
我又问：“您是1952年从山东蒙阴入伍的吗？”
她说：“是呀。俺是蒙阴县长路镇的。”
“那，和你一起来的女兵中，还有没有姓胡的，叫胡子秧的？”我又问。
“没有。俺跟你说，那茬女兵中就俺一个姓胡，你找的就是俺。”胡阿姨认真地说。
谢天谢地，在羊塔克，我终于找到了山东女兵胡子秧。
不过，她现在的名字叫胡杨。
叫胡杨，不是因为胡子秧想“下辈子还嫁国民党”那件事，而是和共产党的一位将军有关。
将军叫王季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那是1952秋天，胡子秧所在部队正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沙雅垦区开荒，王季龙来这里视察。休息的时候，指导员通知胡子秧参加座谈会。会上王季龙问她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入伍的？
胡子秧说：“俺叫胡子秧，是从山东蒙阴入伍的。”
王季龙又问她是哪几个字。
胡子秧就说：“是胡子的胡，胡子的子，地瓜秧子的秧。”
没想到胡子秧的解释，顿时引来了一片笑声。胡子秧急了，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俺本来就是胡子的胡，胡子的子，地瓜秧子的秧嘛。”
指导员听到这里怕王季龙不明白，马上说：“她姓胡，就是胡宗南的胡。名字叫子秧，就是儿子孙子的子，秧就是秧苗的秧。”
没想到指导员解释，让胡子秧更急了。她说：“俺才不是胡宗南的胡来，谁跟他一个姓。俺就是胡子的胡。”
王季龙就笑着说：“对。胡子秧同志的胡，不是胡宗南的胡，这是革命立场问题。不过胡子的胡也不好，一个女同志哪来的胡子呀，我看胡子秧同志的胡，是胡杨的胡，胡杨树的胡。我说得对吗，胡子秧同志？”
胡子秧这才连连点头说：“俺听首长的，俺听首长的。”
会后，王季龙要走的时候，又叫住了胡子秧，说：“我有一个建议，你的名字，不大好记也不好听，我建议你不如改成胡杨。我们革命战士就应该像胡杨树一样，扎根新疆，扎根大沙漠。”
指导员当即表态：“是。坚决执行首长命令。”
王季龙却说：“这和命令无关。我只不过是个建议，改不改还要听胡杨。不，是胡子秧同志的。”
胡子秧就说：“俺听首长的。”
从此，胡子秧就成了胡杨。
女兵胡杨和一位连长的初恋故事
送走了王季龙，指导员就在地头上向大家宣布了王季龙的“命令”：“根据首长指示，我连女兵胡子秧同志从现在起正式改名叫胡杨。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光荣的名字。也希望胡杨同志不辜负首长的希望，把改名当作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改名要从改思想、改作风改起，告别旧的胡子秧，做一棵扎根边疆、扎根大漠的胡杨树。”
起初，胡子秧对战友们称她胡杨还不习惯。有几次连里点名时，她都忘了胡杨是自己的新名字。愣了半天都不知道回答。每当这时边上的战友就会小声地告诉她，“胡子秧，叫你呢。”这时，她才羞答答的应个：“到！”
慢慢地，她习惯了胡杨这个名字，当有人再叫她胡子秧时，她会很认真地告诉人家：“俺现在不叫胡子秧了，请你叫俺胡杨。”
说来也巧，胡子秧改名胡杨之后，好事就接二连三地向她走来。
当年，她是山东入伍的女兵中第一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随后又出席了南疆军区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王震将军的亲切接见。刚到连队不久，新疆军区南疆生产管理处，在各生产部队选拔女拖拉机手，胡杨没争没抢又被选中了。临走的那天晚上，连里专门给她开了个欢送会，连长说：“胡杨同志，这次去学开拖拉机是百里选一，你能成为新疆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我们全连的光荣。听说这次开的拖拉机和老师都是王震司令员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请来的。要不了几个月，胡杨就能给咱们开一台苏联的拖拉机回来。到那时候，咱们再开荒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她一个人就能顶咱们一个连。”
会后，连长还给她送了一支钢笔，让她好好学习。其实，胡杨心里很明白，连长对她“是有想法的。”几天之前，团组织科的朱副科长还专门找她谈过一次话，向她介绍了连长的履历，让她在工作中和连长多接触接触，如果感觉还可以，就写个申请，国庆节的时候参加集体婚礼。随后，连长就找过她几次，她才知道连长是山西人，1947年参的军，是位战斗英雄。几次下来，胡杨也没给连长一个准确的答复，从来没说过行，’也没说过不行。但是，周围的姐妹们都知道连长看上胡杨了，甚至有人私下里跟她开玩笑，叫她“二连长”。
胡杨从连长手里接过钢笔时，认认真真地看了连长一眼，说：“俺记住了，你放心吧。”
五十年后，胡杨阿姨说：“那天，我是头一回那么看他，也头一回没叫他连长，只说了句‘俺记住了，你放心吧’就走了。出门的时候，他又把我叫住了，给我送了一条浅黄色的毛巾。他去拿毛巾时我又偷着看了看他，觉着这人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也没什么怪毛病，比指导员还有文化，就是年龄大了点。我心想，实在不行，等学习回来就答应他吧。第二天走的时候，他又替我背着背包送到团部，一路上也没说什么，几次看他想说什么又没说，我就跟在他后头，也不说话。快到团部时，他停下来不走了，好像费了好大劲才说了句‘到那里好好学习，要注意身体，别挂着我们的事，等你学好了再说’。他说完就看了看我。我也不知怎么的，当时就觉得自己心里挺热的，使劲点了点头，说了句你回去吧，眼泪就出来了……”
葡萄架下，胡杨阿姨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继续说：“我们俩都低着头，在原地站了半天，谁也没走。最后还是他说，去吧，好好学习，我等你回来。说完他就走了，我在他身后又使劲点了点头，一直看着他走到看不见了，我才转过身来……”
半天，胡杨叹了口气，说：“用今天的话说，那可能就是我的初恋了。”
“后来，你们为什么没走到一起呢？”我问道。
“后来，他到喀什来看过我一次，我也回去过一回。再后来，就阴差阳错，他调到了帕米尔的边防部队，我分到了英吉莎的生产部队，慢慢地就没了联系。”
胡杨的初恋是我掌握的背景材料中所没有的细节。于是我又问：“那你们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吗？”
胡阿姨笑笑说：“见过。196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当副县长，带着老婆孩子专门来看过我。那时候，我结婚都好几年了，大女儿李瑛都会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分手后，他从边防部队又被派到苏联学习。他回来后，去军区去打听过我的下落，知道我结婚了，就在当地找了一个中学教师。夫妻俩很般配，都有文化，日子过得也很好。现在他爱人还在和田，我们经常走动。去年她还到我这里住了好些日子。1997年连长去世的时候，我和我老头子都去和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那是个好人，在五个县当过副县长、副书记，一辈子没离开过南疆，直到退休才给了个副地级……”
胡杨讲得很缓慢，也很深情。从中不难看出。她和连长的初恋是她一生中最美、最深的记忆：“1960年他刚到麦盖提，他就和爱人骑着马，抱着孩子，还带了一只羊，到羊大漫来看我们。当时我们都在羊大漫开荒，他们路上走了一整天，孩子都成了小土人了。那天晚上，他们就住在我家里了。我和她妻子就像姐妹一样说了大半夜的话。原来他爱人也是一位老兵，是1949年从甘肃临洮入伍的知识分子，进疆后在二军教导团当文化教员，后来支援地方时，调到了阿图什中学当老师。他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分到军区联络部工作，听说我结了婚，心情不太好。有一次，赛福鼎（时任新疆分局常委、新疆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政委陪同前苏联专家到阿图什参观，阿图什是赛福鼎的老家。苏联专家提出要到那里听民间艺人弹唱《玛纳斯》，他就来给赛福鼎和苏联专家当翻译，她爱人当时也被抽来搞接待。在一次舞会上，赛福鼎问他结没结婚，他说还没有。赛福鼎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就这样他们认识了，一个月后就结婚了。我们俩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俩男人就喝酒，一直到了后半夜都醉了才睡。”
“第二天早上，他们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老头子说，胡杨本来应该是我的媳妇，可惜我们俩没缘分，你小子有福。一个国民党娶了这么好个老婆，你可要好好待她一辈子，否则我会找你算账的。后来，他们俩也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文革’中我们挨整，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给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这就是女兵胡杨的初恋。一个自自然然的爱情故事。一个合乎那个时代道德水准，还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爱情故事。
在我采访的上百位当年进疆女兵的婚姻故事中，女兵胡杨的爱情算得上是一个经典，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
女拖拉机手胡杨和她崇拜的偶像
胡杨告别了初恋的情人和她心爱的连队，一路歌声到了拖拉机手集训队。
集训队设在二军教导团驻地，也就是今天疏勒县郊的荒地。这里是王震部队进疆后自己动手开垦的第一片土地，也是当时进疆部队的生产示范基地。
胡杨报到时，从前苏联购买的拖拉机还没运到。三十多个学员就边参加教导团的生产，边学习文化。那段日子，胡杨天天都在背诵连长的那句话“胡杨同志，这次去学开拖拉机是百里选一，她能成为新疆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我们全连的光荣。”
每当想起这句话，胡杨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自豪感。她暗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当好这个女拖拉机手。
拖拉机和前苏联教官终于来了。二十台崭新的“斯大林100号”停了一大排，胡杨高兴得像个小孩，来来回回检阅了几十次。理论学习开始后，胡杨难住了。她只有小学文化，特别是在十个女学员中，她的文化是最低的一个，笔记都记不下来。再加上教官用俄语讲课，教师讲一句翻译翻一句，翻译又不正规。他自己也不懂机械，好多技术术语翻不过来，经常气得教官用汉语骂他笨蛋。“我要是和那翻译比就更是笨蛋了。”胡杨想起当年的学习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日子：“听不懂也得学，记不下来也不行。那个老毛子教官安德列夫特别凶，每隔一两天就检查一次笔记。他要是看着谁的不对劲，当场就给你撕了，让你再补上。开始我记不下来，好多字都不会写，我就发明了一种只有我自己认识的记法，会写的就写，不会写的就画。画的还是符号、小人、小动物，别人看不懂，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了。可那个安德列夫偏偏就盯上我了。有一天，他在教室里边讲边走，我只顾记笔记了，没看到他走到我跟前。记着记着怎么就没声了，我抬起头来一看，坏了，他就站在我边上，我赶紧用手去捂本子，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把夺过我的笔记，同时大声用俄语喊了一句‘浑蛋，滚出去’。”
“俄语？那你能听得懂吗？”我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