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国去齐国时三十五岁，离开两年，国内的政局依然一团糟，三桓中仍以季孙氏的势力最大。孔子只好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以教育下一代的青年，慕名前来求学的愈来愈多。
光阴荏苒，又过了五年，也就是孔子四十二岁的时候，流亡在齐国的鲁昭公崩逝。在鲁国国内，名义上是鲁定公继位，但实权完全操纵在季平子之手。
不久，季平子也病逝了，由季桓子继承，仍然掌握大权。
季桓子的家臣中，势力较大的有阳虎（名虎字货）、公山不狃、仲梁怀等人，彼此明争暗斗，最后是阳虎得势。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人，主张暴力改革，后来竟连季桓子都加以囚禁，由自己专揽国政，俨然以新兴领袖自居。
在当时，各国的诸侯、卿大夫乃至一些家臣们，以强凌弱、以大吞小的现象已经蔚成风气，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孔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阳虎看到孔子的声誉日隆，很想巴结他，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可是，孔子不齿于阳虎的为人，根本不愿加以理睬。
阳虎想到一个妙法，他准备派人送一头猪去给孔子，又怕被他当面退回没有面子，于是打听到有一天孔子出门了，才赶紧派人把那头猪送过去。
依照当时的礼节，大臣馈赠礼物给一位地位稍低的士人，如果受赠者当时不在家，应该在回家后到赠礼的人家去专诚致谢。阳虎心想，这下子，孔子就没法再回避了吧。
孔子为了这件事，倒也颇伤脑筋，但不久，他想出了同样的妙计。孔子也是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前往致谢。偏偏事有凑巧，就在孔子高高兴兴回家的途中，却和阳虎碰个正着，要回避已来不及了，于是道谢一声，准备掉头就走，不承想却被阳虎一把拉住。阳虎语意诚恳地说：“多次想向您请教，一直苦无机会，今天难得相逢，务请到舍下小叙。”
孔子难以推辞，只好随他同去，一道进入阳虎的宅邸。宾主坐定后，阳虎开门见山地问道：“久仰您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胸怀治国的韬略，如今眼看着国家如此地混乱，却不愿挺身出来匡救，这算得上是仁吗？”
孔子肯定地回道：“不能算作仁。”
阳虎又进一步追问说：“本来希望一展抱负，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算得上智吗？”
“不能。”孔子坦诚地说。
阳虎继续说道：“光阴如白驹过隙，时不待我，怎可一天天地蹉跎下去？”
孔子感叹地说：“我并不是不想出来做事，如有机会，我会出仕的。”
孔子并非是不想做一番事业，只是他不齿阳虎的为人，不愿意在阳虎手下做官而已。阳虎这么一位赳赳武夫，虽然没有什么大学问，但聪敏、机智，他向孔子提出来的三点，无懈可击，还真把孔子给难住了。
就在孔子想出仕而未出仕的这段期间，阳虎联合了公山不狃计划要谋害季桓子，结果，计未得逞，反被季桓子联合了孟孙氏的势力把阳虎击败。阳虎只是保得一命，逃往齐国去了。而公山不狃则困守在费城（山东的费县），仍企图继续反抗。
公山不狃曾经派遣专使前来敦请孔子，孔子似乎也有这个意思想去费城一展抱负。他的学生们听到这件事，都纷纷反对，尤其是一向性格爽直的子路，更是气愤。他说：“老师常常教我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季氏犯上、专横，以致桓公出奔齐国，现在的公山不狃，还不是同样地犯上作乱，您为什么要去帮助这种为臣不臣的人？”
时势是随时都在改变的，在那个时代，像阳虎和公山不狃的行为，早就不足为奇，而且是司空见惯的了。后来不也是演变为秦灭六国，并合诸侯而统一天下吗？也许孔子已经知道大势所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将迫于现实环境所采用的办法、步骤等都视为次要了吧。
基于这个观点，孔子向学生们解释说：“只要公山氏能够接受我的意见，好好地治理地方，切切实实为百姓做事，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是去得的。当年周文王邑于丰（陕西省的鄠县）、武王邑镐（陕西省长安），他们分别以那么小小的地方作根据地统一了北中国。我们又何尝不能在费城有一番作为呢？”
不过，后来经过一番衡量，孔子并没有前往费城，究竟是什么原因，已无从查考。
既然在政治上暂时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孔子只好把全部精力放在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上。
孔子勤学一生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就是一个“仁”字。孔子的这种思想，是根源于对人性的信任。他认为，人类虽然有种族之别、智愚之分，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不承认有外在的君子和小人之分，只有德性上的君子和小人之分。因为他看到当时的贵族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予取予求，广大的人民只能受欺凌、受压迫，劳碌终生。虽然社会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人民也有了出头的机会，布衣也可以成为卿相，但实际上，贵族阶级仍然是一个特殊阶级。孔子认为，必须彻底地打破这种界限，因而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这便是“仁”学说的精神。
人，虽然有智、愚及贤、不肖的差别，这只是教育上的问题。孔子经过长期的观察后，发现人除了外在的血肉之躯及欲望外，还有内在的生命根源，它是一种无限深广的道德理性，可以由高度的反省及自觉以启发这一光辉的、内在的人格世界。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内在的道德理性，可以用教育方式去诱导，去启发。“仁”就是人类行为德性的最高总结。
基于这种认知，孔子经常把这“仁”的观念灌输给他的弟子们。他常说：“你们认为‘仁德’离我们很远吗？不，只要我们衷心求仁，仁就会来到，因为它是近在我们的内心的。假如一个人没有仁心，即使用礼也约束不了他；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心，即使有乐，也不能使他心性中和，谁也奈何不了他。只有仁者，能够公正地喜欢人的善，能够公正地厌恶人的不善。”
孔子的意思是说，仁是近在内心，只要自觉向上，不怕力量不够。同时，孔子认为仁是贯彻于每一件事物中的，不能片刻离开它。他说，如果一个君子丧失了仁，他怎能称得上是君子呢？仁德比水、火更重要。水、火可以置人于死，但从没看到走进仁德里面而丧生的事。
有一天，子张（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仁的问题时，孔子告诉他说：“照着下面的五点去实行，就是仁了。这五点是：恭敬、宽厚、诚实、敏捷和慈惠。恭敬才能不受侮辱；宽厚才能博得人们的喜爱；诚实，能使别人对你信任；敏捷，则事情容易成功；慈惠才能使别人愿意为你效劳。”
当颜渊问到仁的问题时，孔子说：“倘能克制个人的私欲，使言行都能合理，这就是仁。”
孔子是告诉弟子们必须注意自我的修养，才能算是仁。
另一个弟子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说：“每逢走出大门，要像会见重要宾客般的小心谨慎，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让百姓做事时，要像承当祭典一般，不可骄狂放肆，任意驱使他们。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可以加之于别人身上。”
这段话的意思是，平时做人、做事必须态度谨敬、严肃，不可放肆，更要讲究恕道。
孔子认为仁是万德之本，若是一个人心诚于仁，就不会做出什么坏事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认为只要观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是仁还是不仁（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曾经慨叹世人不知所以为仁之方，他说：“我没有见过真正喜欢仁道和憎恶不仁的人。真正喜爱仁道的人，他会觉得世上再没有比仁道更可爱的事物了。真正憎恶不仁的人，也就算是行仁了，因为他不让那些不仁的事加到自己的身上。真的有人能够把整天的精力都集中在仁上面吗？我没有看见他会因此而感到力量不足的，也许真有这样的人，可是，我还没有见过。”
孔子永不倦怠地教导学生，在众多的弟子中，各人的资质不同，孔子也就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去勉励他们，要他们从事于仁德的实践。
孔子和弟子们相处时，严肃中带有慈祥，讲话时直率而又寓意深远，态度上热情而不失分寸，学生们接受他的教诲，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