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荷马时期，希腊人就将善于辞令、能说会道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能力，被人们称道。公元前8世纪左右，古希腊的城邦制确立以后，政治家就在公民大会或者各种议事中演讲，这是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如果某一位政治家在演讲中，能够打败政敌，赢得民心，他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后来，当各个城邦间有了摩擦，产生了纠纷，就会有人去游说。在波希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就出现了类似的使者游说活动。这些使者大多数是能言善辩之士，他们之间唇枪舌剑，为自己的城邦所持有的态度进行说明。当时不少的智者也曾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可以说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发展及各城邦间的交涉是促使修辞学发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叶，也就是苏格拉底青壮年时，修辞学那时已经发展成一门极为重要的技艺和学问了。在古代，希腊人将修辞学看做一种技艺、技巧，古希腊的哲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他们认为修辞学并不是知识，因为即使是学识非常丰富的人，口才不一定就很好，但口才可以经过训练而获得，即修辞学和其他技艺一样，也是可以经过传授、训练而获得的。于是，在希腊就出现了专门传授“说话技术”的人，即修辞学家。是谁创建了修辞学呢？这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他的《名哲言行录》第8卷第57节中记述道：“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篇》中说恩培多克勒斯是修辞学的创始人，正像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一样。”但是颇为可惜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智者篇》已经失传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另一著作《修辞学》中提及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另一位学人科剌克斯（其鼎盛年代为公元前467年），说科剌克斯撰写过一部《修辞术》，传授别人如何辩驳。科剌克斯拟定出一些规则，例如在受到别人指控时，如果此人是一个弱者，就说：“我比他体弱，能够伤害他吗？”如果此人是强者，就要这样说：“难道我是一个傻瓜，会去伤害一个弱者吗？”这是有明确记录的最早的一部《修辞课本》（第2卷第24章）。科剌克斯是西西里人，因此有人说修辞学并不是在雅典产生的，而是在西西里产生的。这种说法的依据与当时西西里的环境有关。因为在不是很大的区域内，古代希腊人建立了20个城邦，时常会发生战争，而这种“说话的技术”就能起到纵横捭阖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修辞术首先是在西西里萌芽，然后才传到了雅典。
上面谈到古希腊的智者、修辞术及修辞学等，还必须谈谈当时希腊人所重视的“德行”。希腊人所认为的“德性”是一个人处理私人事务及政事的能力。智者的产生，就是因为人们有对学习“德性”的欲望。因此，当时智者的工作就是如何教导青年“德性”方面的才能。
智者的产生，是基于大众有学习“德行”的欲望，因此，如何教导青年这方面的才能，成了智者的工作。
普罗泰戈拉等智者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他最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辩才，所以他们教导人时，着重文辞的修饰。而这种以“德行”为本质，运用巧妙的言辞使人信服的学问，在当时被称为修辞学。
由于普罗泰戈拉等人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培养青年在诗句及言语上的才能，所以他们教导出来的政治家，一般都没有执著于真理的精神，甚至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以“只要是真理”使人们信服为目标，并不管他们所说的事物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而苏格拉底与那些智者不同，他认为忽略事实，只钻研“说话的技术”，不是哲学的精神。智者们与人辩论时，总是处心积虑地迷惑对方，使对方陷入圈套。要是这样做行不通，就换一种手法：或是用声势来吓唬人，或是用华丽的辞藻，生僻、闪烁的文辞，使对方听了感到不知所云无法对答。苏格拉底却不是这样，他的态度十分平静，温文尔雅，所用的言辞都很平实易懂，言简意赅。他就是这样和别人讨论的。苏格拉底相信真理是从辩论及省察中得来的，他也是基于此提出了辩证法。
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智者的出现使某些人的思想和行动得以磨炼，哲学思维也因此从天上，即自然哲学，回到人间。智者的语源是诡辩者，其意义就是“使知识的作用变得更好的人”。苏格拉底并不否认智者有这种能力，所以他也说智者是“使人变得更聪明的人”或“教导他人的人”。但是，苏格拉底也深深了解“知识是可怕的”，如何教导别人，让别人得到美善的教育是关键所在，那些盲从的人是不适合向智者学习的。
苏格拉底和智者有相似的一面，他们都已开始探索人类的心灵、灵魂，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所持有的态度则大不相同。在当时，还出现了思维优秀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是阿那克萨格拉斯、恩培多克勒斯、刘肯柏斯、戴摩柯尼塔斯等，这些人是继爱奥尼雨以后，按照传统从事自然哲学研究的。但是智者并不太注意宇宙和自然的事情，他们着力于人际关系等问题。也许有人问，这些智者为何研究人际关系等问题。这是因为，智者对当时的时代要求及走向十分敏感，所以能顺应潮流，贬义的说法就是他们是见风转舵，研究自己的进身之道。从智者的视角来审察这一问题，知识和辩论都是有用的事；传授知识及说话的技艺，并由此得到报酬，对于授与受的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智者的功绩我们也必须正视。智者思想宣告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终结，开辟了由自然哲学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转变的道路，它探索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肯定了认识人类自身的必要性，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这一切标志着哲学研究的深化；它冲破了传统宗教神话的桎梏，否定了神对政治法律制度、道德风俗等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干预，强调人在自然力面前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创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反神学意义。
苏格拉底研究人类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个人在现实中的物质享受，他不是很关心生活是否舒适，也不在意是否能在国家社会中崭露头角。他年轻时曾致力于阿那克萨格拉斯所主张的“理性为万物种子”说，但是在做了进一步研究后，苏格拉底又对它十分的失望，并且放弃了研究自然，专门探讨有关人类的话题，并由此创建出一套自己的“辩证法”。苏格拉底对“德尔菲的神示”一直没有忘记过，并且以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为己任，不断地前进着，最终成为全人类的哲学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