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2～公元前449年间的波希战争结束之后，古雅典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间，在希腊，演讲词发展到了很高的成就。为什么演讲词在当时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呢？这是因为演讲在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政治中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的世界中，演讲是随着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共同发展的，同时，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确立，为演讲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当时，政界人士在公民大会、在城邦的主要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都需要直接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政见和主张，以获得听众的支持。因此，演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演讲人的政治活动的成功。而要成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必须先要使自己成为演讲家，而演讲词的质量又是这其中重要的一环。雅典最繁盛时期的执政官、民主派的领袖伯里克利就是一位很杰出的、威望极高的演讲家。
而一个地域的文化或者思想并不是一天就能够形成的，它是环境、时间和风俗营造出来的。苏格拉底生长在思想、道德观念复杂，战乱不断的雅典，但是他却能保持崇高的道德哲学素养和精神，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雅典的精神面貌是崇尚自由，雅典人相信只要能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人，那么，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希腊人追求的是“波利斯”，即指城邦，含雅典、斯巴达等，并使这种理想能够显现。有了“波利斯”，市民的活动就更为广泛了，生活也将变得自由而惬意，同时认知与思想将更加成熟。
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空气中，孕育出一个崭新的文化是必然的。这个全新的文化内涵包括勇气、正义、德行、知性等。这种新精神的代表就是苏格拉底。
伯里克利统治下的时代，是雅典极盛时期。政治上是以伯里克利为代表人物，但在思想和哲学上则应首推苏格拉底。战争虽然频频爆发，但是文明的种子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得不说就是这些伟大的人物精心栽培的结果。
公元前430年的5月上旬，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再度入侵雅典的阿提卡地域，不久雅典流行瘟疫，许多人都因此死亡。那时，苏格拉底将近40岁。虽然原因不明的疾病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当瘟疫发生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军总指挥入侵阿提卡之时，却令雅典人方寸大乱。国内，雅典人面临着瘟疫的困扰，对外，因为战争的炮火，雅典的许多地方都受到了蹂躏。雅典人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双重困难，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线上。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也面临着考验。
伯里克利的同僚指挥官哈陆隆所率领的4000名重装兵，因感染疾病而失去1050名，剩余的士兵只好重返雅典。雅典面临战争与疾病双重考验，土地又不断地遭到战争的破坏。这一系列的困难，都开始让雅典人责备伯里克利。他们从根源分析，认为伯里克利的专断导致战争的发生，于是有意与斯巴达人讲和；但是派出去的使者却没有达到讲和的效果，因此，雅典政界对伯里克利更加的不满。
伯里克利为了挽回雅典人对他的信任与尊敬，必须让他们平静下来，并给他们自信和勇气。于是，他召开了民主会议，站在讲台上，他对所有的雅典人说出了极具感染力的讲话：“各位！你们已被目前的战争劣势击败了吗？你们若是因此而责备我，是值得原谅的，但是，你们要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曾经是否在责难我的同时找到适当的理由？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城邦的安危比个人的利益更重要。假如你个人拥有财富、幸福，而你的祖国却危在旦夕，那么你的幸福也不会持久的，终究会消失。但是，假如我们的国家很强盛，而你现在遇到了困难，那么，你也会迟早摆脱困境。所以，我必须再一次强调：我们应该下定决心为我们的城邦牺牲奉献；而且决不能为个人利益而背叛我们的国家。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同心协力守住我们的土地。
我深爱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和它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金钱无法让我背叛它，利益也无法让我投降。一个人如果对事情有不错的判断力，但是却不能付诸实践，那么就等于是纸上谈兵。
一个人既具备正确判断力又能身体力行，固然很好，但如果这种人反对我们国家的话，就会带给雅典更大的祸害。今天，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呼崇尚道义，背地里却接受贿赂，仅凭这一点，就可能导致亡国。
今天，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们自然有权利选择和平与幸福。相信谁都不愿意打仗，但是，目前只有两种情况可选：其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成为奴隶；其二是即使面临着最大的危险也要获得胜利。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一个选择。而我认为，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数十年来，我一直抱定这种想法，并且付诸行动，至今，我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想法。
而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了，你们的信心已经不存在了。在没有开战以前，你们一致同意我的主张；战争开始后，你们却开始后悔，受到自己薄弱意志的影响，开始怀疑我的理论。
战争的残酷清晰地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它引起的苦恼，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战争的结果谁也料想不到。在战争中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着这种情形，而疫病的蔓延可能就是最大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雅典当成自己的家，并以城邦而自豪，以此激励自己的勇气。
各位！财富才是真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就像果树园一样，失去了仍会再长出来。所以，不要难过，只要能保存真正的力量，确保我们的自由，获得最后的胜利，相信失去的一切，不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回来。
各位的祖先，并不是凭空就得到这一切的，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拥有的；守住我们的城邦，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所带来的屈辱比抢不到所带来的屈辱，更叫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今，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起士气，振奋起你们勇敢的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伯里克利的这段话，终于又说服了雅典人，他们又继续服从伯里克利的指示。但是，不久后，操劳过度的伯里克利就与世长辞了。
伯里克利虽然如此卓越、能干，但仍无法战胜病魔。伯罗奔尼撒战役开始后，伯里克利只不过又活了两年六个月，就离开人世了，那时正是公元前429年的12月，苏格拉底大约四十一岁。
《英雄传》的作者布鲁塔克曾说过，伯里克利是因感染瘟疫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出任雅典最高领导者的十几年期间，他的政策一直比较保守，而且作风稳健，可能就因为这点，所以能保有如此持久稳固的独裁地位。总之，在他执政的这段期间，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顺利、平静，他的政策是促进雅典民主自由。
伯里克利颇有见识，从他的演讲和辩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城邦的热爱，他愿意将自己与城邦融为一体。他不受金钱的诱惑，也确实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这是伯里克利的三个优点，也是一个民主政治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可能只有伯里克利具备这些条件。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就急速地衰退，当然，在伯里克利未过世之前，雅典的衰落就出现了某些征兆。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有一小群政治家，专门反对伯里克利的主张，例如，以演说著名的狄米特禾斯，及克利温、阿尔喀比亚德等人，这些人不顾大局，专门在暗中捣鬼，他们是一群急功近利，只注意蝇头小利没有远见的人。而有时一些小事情，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扭转乾坤。因此，一名真正成功的政治家绝不应该忽略这些小事，应做到防微杜渐。除此之外，一个政治家还必须有洞悉大局的眼光，拟定未来的计划，将国家领导至富强之途，但是，在伯里克利死后的政治家，就没有这些才能了。这些后来的政治家才能都比较平庸。关于伯里克利，与他同时代的某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他，称他为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宙斯；又由于伯里克利辩论的技巧极高，演讲词极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因此讥讽他为“希腊第一长舌”。但从相反视角来审察人们对伯里克利的评论，是因为人们敬畏他，其中含有颂扬的成分。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就经常被伯罗奔尼撒军打败，只有一次打胜的纪录。雅典的辉煌一去不复返，雅典灿烂的黄金时代已不再出现了。但过往的光荣都是在力量和财富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光荣却在另一方面开花、结果，这就表现在文化、艺术、思想及哲学等各个领域内。从哲学领域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巨人在哲学方面的建树，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与之相应的是，自伯里克利死后是雅典日益衰落。
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们是伯里克利留下的“遗产”，但是他们是受益于伯里克利的学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高足，当然继承其师的衣钵，也可以说直接间接受益于伯里克利及他的那个时期。至于亚里士多德，他是柏拉图的高足，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他当然受到伯里克利的影响。若没有爱奥尼亚的哲学、伯里克利时代及雅典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宝贵经验，苏格拉底不可能获得后人如此多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