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成名后，他应邀到许多国家作巡回演讲，受到各地民众的狂热崇拜。
当时，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报刊也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和初步的介绍。早在1917年9月，许崇清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据戴念祖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23年的上半年，在我国报刊上先后刊载的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译文、论著、通讯、报告和文献等多达百余篇，相关书籍十多种。
1921年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作哲学专题系列讲演期间，多次赞扬列宁和爱因斯坦是近代最出色的伟人。罗素的话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热情。当时有人感慨地评论道：就是学术最幼稚的我国，从罗素来讲演后，也无人不知道这相对论的名词。
在中国知识界日渐兴起的推崇爱因斯坦、谈论相对论的热潮中，《少年中国杂志》于1922年1月出版了“相对论专号”。这期专号中，除发表几篇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外，还刊载了爱因斯坦从德国柏林寄给中国读者的回信和自己的照片。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特载了校长蔡元培关于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报告。随后，北大发出举办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通知：兹为爱因斯坦博士演讲之先导，特选择关系于相对论各题，分别定期公开演讲。兹因讲堂座位有限，特备印听讲券，本校同人愿意听讲者，请至第一院注册部领券可也。对此，著名的《东方杂志》在1922年12月出版的“爱因斯坦号”上发表文章称：有了这一个准备，然后再来听爱因斯坦的讲演，才能得着真正的了解，也才能判断他的真正价值，并且也不至于辜负他远道来给我们讲演的这一番盛意啊！
爱因斯坦终于来到中国，但只是先后两次途经上海，总共逗留约三天的时间。
第一次是1922年11月13日。
1922年初，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于11月至12月前往日本访问，约四周时间。10月初，爱因斯坦偕夫人艾莎从柏林启程，于11月9日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爱因斯坦受到一个小型犹太人团体的盛情款待。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在香港改乘日本的“北野丸”号轮船驶往上海。
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刚一登上汇山码头，便被四面拥上来的人潮围住。日本改造社的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普菲斯特夫妇和瑞典驻上海领事，纷纷与爱因斯坦握手致意。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也热情地上前问候他。此时，欢迎爱因斯坦的喜庆场面达到了高潮。
最令人振奋与难忘的是，在码头上，瑞典驻沪领事当面向爱因斯坦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授奖词：鉴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定律，以及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其他工作，特授予他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爱因斯坦荣获诺贝尔奖早已是众望所归的事。他本人大约是在乘轮船到香港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了获奖的消息。
汇山码头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爱因斯坦夫妇由普菲斯特夫妇陪同，前往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做短暂的休息。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应邀前往“一品香”大旅社，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为他们接风洗尘。“一品香”大旅社位于今西藏中路与汉口路口，是上海一家历史悠久的著名高级旅社。该旅社番菜馆宴席上的大菜，是中国式的大菜，即中菜西吃，菜与肉搭配得当，色香味美。爱因斯坦品尝了可口的饭菜后，由衷地夸奖说：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调也必然发达，中国就是这样，而像美国那些国家则只是像往炉子里添煤似的，只考虑给胃里增加多少卡路里。午餐后，爱因斯坦夫妇兴致勃勃地来到位于今福佑路豫园商场北侧的“小世界”游乐场，舞台上演的是一出昆剧。尽管他对剧情并不十分了解，但演员身穿的漂亮服装、高亢和委婉的唱腔、精湛的舞蹈技巧，令他大开眼界。
离开“小世界”游乐场大楼，爱因斯坦夫妇又游览了老城隍庙。城隍庙是代表上海历史文化的景观之一，是西方人士心目中东方文化的象征。他们漫步走过九曲桥，驻足湖心亭，心旷神怡。随后，德国总领事陪同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来到南京路游览。据当日的有关报道称，爱因斯坦刚下车，便引起周围中国市民的注意，一群大学生很快就认出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他们欢呼着快步走到他的身旁，祝贺他荣获诺贝尔奖。几名学生还喊着“一二三”，爱因斯坦被高高地抬了起来，甚至于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伸手去摸一摸爱因斯坦，以此为荣。
傍晚6时许，上海著名居士、书画家王震（字一亭）在家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应邀赴宴作陪的有同济大学校长德国人威斯特夫妇、日本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等。出席宴会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和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任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博士、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及其女儿。宴会前，王震向爱因斯坦夫妇展示了自己多年收藏的中国金石书画文物。爱因斯坦夫妇仔细地欣赏了每一件作品，惊叹不已。
大家入席坐定后，于右任首先起立向爱因斯坦致欢迎词，他热情而恭敬地说：“鄙人今日得与日本改造社欢宴博士，谨敢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歉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尤不能多闻博士伟论。唯愿博士在日本讲学既毕，重为我国青年赐诲。”爱因斯坦随即起身答词，并由应时博士做翻译。他深有感触地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接着，张君劢博士又用德语致辞，表示了对爱因斯坦的敬仰和希望。
宴会上，中外人士曾几次请爱因斯坦谈谈相对论的问题。他总是以长途旅行，身体劳累为由，婉言谢绝。王震的家宴于晚9时结束。
在上海仅仅停留一天，却让爱因斯坦感触万端。据《民国日报》的新闻称，爱因斯坦曾向友人表示：“我第一次至东方，极为欢喜，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及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我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之印象。此种印象，我将永不忘之。我在船上虽只曾为少许粗浅之试验，然我对于相对论之信心，已益加固。”
11月14日凌晨，爱因斯坦夫妇仍乘日本“北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神户。
爱因斯坦第二次来到中国是1922年12月31日至1923年1月2日。
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完成赴日旅程，在返回欧洲的途中，于12月31日上午11时再次到达上海。这一次，爱因斯坦夫妇在中国东道主的陪同下，逛了上海南市区的旧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排排低矮破旧肮脏的小木头房子，里面居住着许多贫苦市民。这与外国租界内的高楼大厦、花园别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判若两个世界。不时有人力车从爱因斯坦一行的身边掠过，他几次见到身高体胖的洋人得意地坐在车上，而瘦骨嶙峋的中国车夫却像牲畜一样，拼命拉车，沿街奔跑。
“太悲惨！太不公正了！”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写道，“……在上海，令人讨厌的欧洲人以及中国的那些招待多数是懒惰、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之辈。中国人肮脏、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重，然而健全。”
爱因斯坦的女婿根据他的旅行日记，记述了爱因斯坦对上海社会生活方面的印象。他感到：中国人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特别可以理解了。
1923年1月1日下午3时，爱因斯坦应上海犹太人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关于相对论的演讲。礼堂挤得满满的，其中有一些中国学者和青年学生。
当时，爱因斯坦用德语演讲，再由工部局的一名工程师现场翻译成英语。其实，在场的中外人士中，没有人真正懂得相对论的高深原理，但他们却被爱因斯坦非凡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被他取得的划时代的科学成就所震撼。爱因斯坦的演讲并不枯燥，他那平易近人的和蔼态度与诙谐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在场听众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演讲结束时，张君劢博士向爱因斯坦提问，他怎样看待心灵学。心灵学由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洛奇和克鲁克斯创立，当时被少数文人引入中国，大肆宣扬人鬼交往，并形成一定声势。“Cen"est pas Serieux”（这是不足道的）。爱因斯坦当即用法语回答。
1923年1月2日上午11时，爱因斯坦夫妇离开上海码头，告别中国。
此后，爱因斯坦虽然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但他依然关注并声援中国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直到1953年，七十四岁高龄的爱因斯坦还在给J·E·斯威策的复信中称，中国的贤哲在探索科学发展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